星期三, 5月 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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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通志》

宋朝人才辈出,并且经常井喷,郑樵和朱子同时稍微早一点。朱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和朱子一起战斗,只不过朱子太耀眼,给人的感觉好像他的时代就他自己。郑樵是一个“神童”,但后来他并未被朝廷重视,而隐居著书立说。今天网络化时代,资源太多容易犯选择困难症,郑樵生活在一个资源不像现在的时代,而且他还不是一个大富翁,在能接触有限资料的情况下创作出《通志》,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通志》、《通典》和《通考》称为“三通”,郑樵特别重视“会通”,他认为如果不博,就很难会通。学愈博,则所通愈大。他认为司马迁“博不足也”,好在司马迁早就说人家乃是“一家之言”,更何况郑樵和司马迁的时代也大不同。他苛责司马迁,不是真苛责而是有点遗憾,所以我们讲古人和古人的东西也不能苛责,更不能粗暴地使用一个封建落后一棍子打死。
《通志》的体例沿袭正史,书中最重要的是“二十略”,甚至人们只发行《通志二十略》单行本。郑樵自己感到最得意的也是“二十略”,所以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二十略”就可以。“总天下志大学术,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耳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
第一,《氏族略》。中国人非常重视姓氏,在先秦时期则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谱牒”的资格,魏晋到唐世家门第都有自己的“谱牒”,朝廷选拔官员必看“谱牒”,宋之后中国进入平民社会,人们不讲究“谱牒”了。即便如此,鲁迅笔下的阿Q也不能随便姓赵,可见郑樵写《氏族略》很有眼光,可以说姓氏之学的历史从郑樵开始。
中国历史非常重视血统和姓氏,人们认为这是生来而具有的,相对的就是人的文字和语言。《氏族略》接下去就是《六书略》和《七音略》,“六书”即中国造字六法,“七音”研究中国古代各时各地非常重要的资料。今天,简化字和普通话使很多东西和古代的历史割裂了。
郑樵说:“经术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这句话很有道理,经学衰落肯定和启蒙教育有关,而小学衰落则和六书无传有关。尽管学六书比现在的简化字繁琐复杂,但六书包含着不仅仅只是汉字的起源,而且中国文字的本身既包含史,又包含经。后来,清代提倡在六书方面下功夫,这是对的,但清代的弊端是花大功夫在小学,但今天连小学的功夫都丢了。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从汉字入手,但今天识字太粗浅。
郑樵讲地理也有不同,他认为《禹贡》九州讲的是自然地理;《汉书.地理志》讲的是郡县政治区域。郑樵讲地理重在根据水道,这是属于自己的见解,所以避免不了偏见,但不能因为偏见而忽略了其价值和意义。
但郑樵在讲《乐》的时候,他的见解就真的成了偏见,这时候我们需要甄别。他说:“以歌,非用以说义。”诗当然可以歌,这没问题,但诗不讲义理,这就说不通了。“诗言志”这几乎属于常识性问题,即便纯文学的诗歌,它也有其义理,至于使用什么样的义理那是另外一回事。
郑樵批评刘歆的《七略》“收书不收图”,这种批评确实有道理。配上图不仅仅只是美的效果,关键是有些事情非文字可以说清楚。但他说:“刘歆、刘向不收图,罪之上同于天。”这就明显严重了,属于偏激之语,我们鼓励自己有独创,但不是通过打压他人,这种高论还是不要为好。古人和古人的东西当然会犯错,但我们对待古人和古人的东西首先应该抱以谦卑的态度。
郑樵认为有文无图是一缺点,而有艺文无金石也是一大缺点。他说:“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这种从艺术的眼光看历史确实很有眼光,但金石风气其实从宋代开始,欧阳修是第一人,所以在欧阳修之前,有无金石属于不痛不痒之类。
郑樵的“二十略”最后一卷是《昆虫草木》,他说:“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这句话基本上有道理,而且他将史学的范围扩大了很多。文化人也不能闭门造车,需要下到田野学习日常他们不知事物,以免有了文化而没有常识。
今天,确实有很多高学历的人,但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更不要说有文化的人如果缺少常识,那就更麻烦,现实中很多被打脸的专家大多数都是缺乏最基本常识,以至于才提出“何不食肉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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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更新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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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要扩展心灵,最好是研究基督。他舍身十字架以及三位一体神的荣耀真理。只要人对“神”这个伟大的课题做出真诚,热切和不断的探究,人的思想将得以扩到最阔,人的心灵将得以全面提升。这是做其他事情所得不到的。 ——司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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