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有一个概念“木桶原理”，又称短板原则，是说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只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
如今，很多人用它观察社会和历史，将其应用于研究各种组织和国家。人们发现，这个概念和现实竟然如此贴合、准确。
远的不说，就以曾将伏尔泰等启蒙运动泰斗迷恋得神魂颠倒的中华文明而言，以木桶原理的视角审视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就会得出和伏尔泰截然不同的结论。
伏尔泰死于1778年。即使在他死后的19世纪中期，中华文明也和他想象中的理想形象迥然不同。
1840年，当英国舰艇浩浩荡荡出现在珠江口时，曾经平定过张格尔叛乱、时任湖南提督的杨芳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收集女人的溺器，装载于木筏上，等敌炮一响，将装载马桶的木筏整齐排列，对准英舰，就可破解英舰的操炮邪术。
杨芳是一介武夫，愚昧无知尚可原谅。但令我们无法想象的是，甚至我们今天还无限敬仰的民族英雄，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的认知竟然也和杨芳不相上下。
在林则徐眼里，英国人还是个异邦怪物，腿不能打弯，只会在船上开炮，一上岸就会摔倒，成为任人宰杀的废物。至于他上书道光皇帝，说英人吃牛羊肉，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黄、茶叶辅食，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的说法，早已成为世人皆知的笑柄。
一省提督，一国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朝廷名臣，认知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愚昧无知更是可想而知。
按照木桶原理，中英两国的差距，不是取决于林则徐、杨芳和与其对垒的英国人懿律、义律，而是两国的普通百姓。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世界第一。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和代议制。1850年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文明渐行渐远，农村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和理念。
借助地理大发现和美洲殖民地的开拓，英国普通人早已认识到人的权利和财产都不可被他人随意剥夺。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使民众知道，国王的权利也要受限，不能肆意妄为。清教徒革命带给英国人这样的认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需要借助别人，人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建立关系。
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规定国家教育有补助劝和监督权 ；对5—12岁 儿童实施强迫义务教育 ，设立学校管理委员会管理本地教育等 。教育内容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心理学，更主要的是自然科学知识。
而同期的中国还是皇权社会，大多数人普遍贫穷，是匍匐于皇帝脚下的卑微臣民。实行一夫多妻制，男人流行娶妻纳妾，女人盛行裹小脚。普通人大多数还是文盲，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沉醉于科举考试，全国没有一所大学，私塾学堂不学习基本的加减乘除等基本的实用知识，绝大多数人对自然科学知识闻所未闻。中国虽然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可文盲多得可怕，受过教育的人屈指可数。
整个国家充斥封建迷信。拜祖宗，信鬼神。遇事就去庙里求观音菩萨。干旱少雨就去烧香磕头，求告各路神仙，或者拜龙王爷。男女结婚是包办婚姻。婚丧嫁娶要找人看黄道吉日，葬埋、盖房子要找风水先生。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世界还是天圆地方，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基督教传入中国，经由洪秀全这样的半吊子文人改造，很快便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洪秀全将自己变成了上帝的另一个儿子，杨秀清不时抽风扮演天父的代言人，而被拜上帝教挟裹的普通百姓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启了中国十几年的血雨腥风，将令人艳羡的江南繁华富庶之地沦为阴森可怖的焦土。
如果把洪秀全看成中国的普通人（毕竟他连秀才也没考上），他代表着中国普通人的认知水平，拿洪秀全和17世纪初开拓北美殖民地的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思罗普比较一下（洪秀全做过太平天国的天王，温思罗普被选举为马萨诸塞州的总督，两人还是有些可比性），尽管两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二百多年，但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
洪秀全把自己当神，他拜上帝教的理想世界是把自己打造为政教合一的法老，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而温思罗普则带领信徒远渡大西洋到了北美，开拓了马萨诸塞州，建立自治政府，期望在世界上建造一个“山巅之城”，成为荣耀上帝的群体。正直、智慧、良知、克制的宝贵 品格，是他留给美国先贤的宝贵财富。
一百多年过去了，天翻地覆，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世界早已变成今天的“地球村”。环顾周遭，我们是否有了进步？各色各样装神弄鬼的妖魔鬼怪是否已经绝迹了呢？生活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普罗大众是否不再像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那么愚昧无知？他们是否还在期盼一个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救星呢？
春节回家，走亲访友，耳闻目睹，就我和亲戚朋友的交流相处，对他们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对周围乡邻生活的了解和研究，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我绝没有很多人所说的那么乐观。
相反，越是近距离相处，我越是悲观失望，甚而有些绝望。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这个土地还会一直在迷雾中徘徊，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难见到鼓舞人心的亮光。
我所去的地方是陇西。陇西地处甘肃东南，渭河在黄土高原蜿蜒而过，从这里向东流入关中平原，陇海铁路和连霍高速两条交通大动脉途经这里，向东西延伸，将新疆和内地连为一体。
清朝乾隆年间，陇西市曾短暂作为甘肃省省会，而我春节生活的文峰镇号称甘肃第一大镇，繁华富庶程度确实远胜我河南老家的很多城镇，不仅十多年前就有了步行街，周大福和361等品牌专卖店也随处可见，县里唯一的火车站就设在镇里，这里还是省地质队、部队和粮站所在地，距离火车站不足两公里的文峰镇药材批发市场是全国十大药材批发市场之一。
从我上面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所谓甘肃省第一大镇并非虚言。百姓收入是否已经跻身全省乡镇前列，我没有数据，不好判断，但从春节前集市上采购年货的热闹和繁华程度看，百姓生活应该能够配得上小康水平。
也许因为地处偏僻的西北，人员流动不大，和外面的世界交往受限，外界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影响和冲击并没有我河南老家那么明显，这里的百姓生活还保留了很多传统。
比如除夕贴春联。在我老家，很多人已经不再找人现场写春联，而是买印刷好的春联。而在文峰镇，大街上摆满了写春联的桌台，很多百姓和店铺的春联也是找人现场书写的，而且很多人的书法功底还相当不俗。说这里民风古朴，也许并不为过。
民风古朴是褒义之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隐含着对传统的固守和执着，比如对传统封建礼俗的坚持。
大街上除了手写春联的桌台，还有另外一个我不曾见到的现象，就是摆满了祭奠先人的纸钱，数量之多几乎和售卖鞭炮的店家差不多。
我妻子告诉我，这里很多人还保留春节请先人的传统，除夕之夜在家里正房摆上先人的照片或者牌位，初一早上宗族的男人要去跪拜自己的先人，一日三餐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先人献饭，然后才能自己盛上享用。初四晚饭过后，家人放鞭炮或者礼花送先人回去。
迎先人，给先人献饭，送先人，背后都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先人虽然死了，到了另一个世界，但还可以随时回来，与亲人同在，还可以保佑活着的人。
很显然，这里很多人拜先人，其实心里是依然相信有个鬼神，无论死去的人是作恶多端的恶人，还是与人为善的良民，家人并不加区分，只是按照血缘关系论亲疏，并不去区分是非善恶，孰是孰非。
文峰镇地处黄土高原，距离镇不远有座庙，叫卧龙寺，每年初一很多人早早地就去烧香，香火兴旺。有人说卧龙寺供奉的神仙有唐僧。
唐僧是吴承恩在《西游记》里虚构的人物，什么时候也成了供奉的神仙？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历尽磨难，到了西天取经，见到了释伽牟尼，已经化成了神仙，拜他有何不可？
本来我对供奉唐僧只是当作一个笑话来听，可在我妻子所在的村子，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家人门口的庙里供奉起了孙悟空。
这里供奉的是孙悟空
中国的神仙各色各样，似乎是只要是人能想到的，就没有不可供奉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妓女、理发师都有自己供奉的神仙。至于为什么供奉这样的神仙，没有多少人能给出清楚的解释。
反观自己的老家河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供奉先人的经历，也没见过亲戚朋友家有过供奉先人的传统。
很多年前，当我听说河北过年还要磕头跪拜长辈的故事时，当时只觉得是个好玩的笑话。因为在我老家，我从来没有过年磕头跪拜的习俗。
今年春节，当看到网上热传的山东宗族几十上百人齐刷刷跪拜磕头的视频时，我只感到一阵悲哀和凄凉。为什么我们表达对长辈的敬重和爱还要通过这些陈腐的形式和礼节做给外人看呢？
礼节和习俗是外在的，有些人遵从，也许只是尊重传统，内心并非这么想，了解人的思想，才能真正明白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讨论和谈话是了解彼此思想最直接的方式和渠道。
和家人的沟通往往比较直接，也常常比较深入，不会回避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但恰恰这些话题上触碰到对方痛点，引发争论，产生分歧，发现思想冲突的深层原因。
和虚拟的网络世界一样，在和家人的现实生活交往中，我们也会遇到如何看待日本、美国，如何看待过去历史的问题，而这些在网络上常常导致亲友反目的敏感话题，一样对亲人们情感形成了挑战。有些时候，因为讨论，本来形同手足的至亲彼此拉黑，成了事实上的陌生人。
因为说起外出旅游，我提到可以去日本转转，因为我觉得日本旅游的品质非常高。家里马上有人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去日本！”
我问他原因。他说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我说那是以前的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并没有侵略中国，中日建交后日本做了很多事情帮助中国，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梅地亚宾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援助我们单位十多亿电视设备。当年中日建交，国家领导人也放弃了对日索赔。
我说我们不能拘泥于历史看现在，就像满清入主中原还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有人说满清和我们是一家。我说假如后来不是一家呢？
说起历史，说起大饥荒，老人回忆起当年去陕西逃荒乞讨的痛苦经历，开始声讨人祸制造的灾难，可一回到现实，又赞叹起中国几千年来政府第一次不纳粮的丰功伟绩。当听到海峡对岸每个普通农民都能享受和退休公务员一样的医疗、养老待遇时，他又不沉默不语了。
对于历史和现实，对于国内和国外，很多人往往选择不同的标准，缺乏统一的尺度，对善恶是非常常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同样的问题发生自己支持的政府身上，就是理所应当。发生在自己痛恨的西方国家，就是十恶不赦，不可饶恕。
基督徒应该坚持普世性的价值观，对善恶是非的认识遵从《圣经》的教导，不因自己所在的国家和所属的群体而改变，不因自己的政府作恶而文过饰非。但在春节和家人沟通讨论时，恰恰和基督徒家人的隔阂和冲突最为强烈，彼此的分歧也最难以化解。
基督教深刻影响了这个世界。一百多年来，基督教也极大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医疗和普通民众的观念，但在今天的中国，在地域广大、人员众多的普通乡村，在迷信鬼神、崇拜传统，不是依靠理性而是依靠直觉，在怠于学习，习惯不求甚解不愿积极思考的普通民众中间，我越来越看到它的无力和挣扎。
一百多年前，明恩溥来到中国，他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百姓的问题。一百年后，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足了，大学遍地开花，受过教育的民众越来越多，很多人的精神似乎还在止步不前。
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因为愚昧无知、狂妄自大，满清失败了。一百多年后，同样的问题还在困扰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