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5月 1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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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一):古希腊为何能诞生自由的思维,而中国则没有。

古希腊之所以能发展出哲学,主要源于地理因素,即我们常说的海洋文明,可谓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具有海洋文明的民族一般都具有开拓冒险精神,他们在外面开拓土地倒不一定完全为了殖民,很多时候更多是为了过自由民的生活,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精神。
中国人安土重迁则主要是被迫无奈,像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主要是因为北方五胡乱华。后来明朝从山西向外地移民,基本上是通过军兵将百姓押往到外地,故有“解手”之说。所谓“解手”就是民众是被捆着双手被迫离开本地,因为在押往的过程中人的生理需要,“解手”就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
中国的传统主要是农耕文明,故人们被严重地束缚在土地上,并以此形成所谓的血缘社会,人们不仅依附于土地,还依附于宗族,这种依附的结果就是只要可以活着就可以,根本不敢冒险开拓,而是望洋兴叹。因此,古希腊的思想冒险开拓容易使人们思考宇宙和人生,但中国人的人生则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非单独的个体人生。
除了地理原因之外,古希腊的铁器的普遍使用要比中国更久远,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铁器就几乎达到普遍的使用,而中国铁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战国时代,故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远远大于春秋时期。
正因为铁器的普遍使用,人们才能摆脱对血缘条件依赖,没有独立家庭的产生,就很难诞生国家,而依附于血缘关系上的国家只能说是徒有国家之名,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首先不是血缘关系,或者说国家应该是完全由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来构成其内部的核心,而非基于血缘的家族构成。从这个角度看,西周就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西周是完全的宗法社会。
中国是很早就进入文明社会,但仅限于最早的农业而言,或者说中国的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儿童,但后来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发展。而古希腊则不同,尤其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民主制度,它是希腊哲学诞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里并非说民主诞生了哲学,而是城邦民主下的自由精神,因为自由的思维只能来源于自由的精神。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甚至后来的整个西方都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但黑格尔依然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哲学仍然是自由的思维。就这一点,近代西方哲学亦如此,尽管他们也没有希腊的城邦民主。究其原因是因为希腊哲学在其城邦民主制度下诞生之后,其自由的思维的存在和发展就可以不依赖于现实中的人是否享有自由。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意识到思维的自由后,而这种意识必须诞生于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制,那么无论这个在是否存在于民主或专制下,甚至他在监狱里面,他的思维依然是自由的。或者说,只有民主制才可以诞生自由的思维,但自由的思维之后的存在和发却不一定依赖民主制。
城邦民主制正是打破了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像中国的宗法社会,它确立的是公民精神。没有公民精神,人们就只能依赖血缘,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一旦依附各种关系,人就无法独立,尤其是思维,没有独立就无法诞生自由的思维。尽管希腊早期这种公民精神非常微弱,但正是这一点微弱的曙光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必要的条件。
既然希腊城邦属于民主制度,那为何不废除奴隶制度呢?严格意义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而只有古希腊和后来的罗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因为奴隶是相对于公民而言,没有公民的社会就不可能有奴隶。奴隶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虽然是工具,但这个工具和他的主人(公民)具有一致的利益。即奴隶也有思维的自由,就这一点他和公民一样,因此希腊城邦虽然规定在法律上剥夺奴隶的政治权力,但同时也禁止主人虐待奴隶,而且主人如果虐待奴隶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古希腊城邦民主允许的奴隶制的存在,不仅二者不矛盾,反而更好地说明了所有人在思维上,或者说在理性上大家一样。
就这一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是光宗耀祖。或者说,二者的区别在于独立的个体理性思维和群体感性思维的区别。大家都要遵守家规族规,至于为什么,实际上如果有人这样问都属于大逆不道。每个个体的理性思维都被紧锁在宗法社会中,那么人的思维就不可能自由,也不可能有自由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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