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5月 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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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十一 ):巴金

老魏讲历史
By 老魏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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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说：“对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有一样的东西吸引我，因为它我愿意放弃艺术。艺术既不能带给群众光明，又不能摧毁黑暗。”他说：“我缺乏艺术家的气质，我几乎事情不自己的，一种力量迫使我，要我在大量生产的情形下寻求满足，我无法拒绝这种这种力量，它已经变成我习惯的一部分了。”
这种力量类似宗教狂热，巴金相信灵魂附身之说，或者说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作家。“巴金”这个笔名是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词拆拼起来的，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十五岁喜欢的书，往往在二十五岁就会被抛弃，但巴金不是。他说正是因为他十五岁左右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夜未央》后，最后逐渐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巴金说：“爱玛.高德曼是他精神上的母亲。” 爱玛.高德曼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著有《我对于俄国的幻灭》。巴金早期的作品和左派的作家只是程度上的区分，而非类别上的不同，故无法在人物和场面上，给人一种真实感。《幻灭》更像是拜伦笔下忧心忡忡的英雄反抗上帝，在中国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觉醒，而这样机械的典型在其他作家中早已频繁出现，而在巴金未来的作品中会轮番上演。
《爱情三部曲》显示出巴金是一个书呆子作家，他笼统描绘依然是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但缺乏真实世界的故事。故事的人名和地名都是中国名，但在作品中却很难找到中国的风俗和风景。放弃浪漫主义的爱情，这是小布尔乔亚心理中最后的缺陷，转而追求更艰巨，更崇高的理想，这类题材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和心爱的人一起就义。
巴金一贯坚持社会制度是邪恶存在的唯一因素，这样的观念就很难在人性上有所发挥。巴金又不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他创作的人物要么英雄，要么懦夫，前者反抗社会制度的邪恶，后者则屈从于这一势力之下。他小说里面的坏人不少，但巴金一次又一次地赦免了他们的罪，而他这样处理也只是为了证明他所坚信的东西，社会邪恶的制度应该受到谴责，而不是人性。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呕心沥血之作，在谈到该书时，巴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他说：“我使死人活过来，又把活人送到坟墓中去。每夜我伏在书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钟，然后带着满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这些鬼魂都是中国家庭制度下的牺牲品，巴金通过《激流》使之重新活了过来。《秋》的发表意味着巴金作为革命浪漫主义题材创作的结束，后他逐渐演变成一个客观和较为世故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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