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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如花:评骘几种儿童古诗选本

冉按:常有朋友们问我如何选儿童文读本,实在无暇一一回复,兹将过去几年所写的一个评论放上来,以便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回复。同时我在编《选给上帝孩子们的诗》大约明春能够完毕,古今中外的诗歌有百首左右。另外还在仿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四册中的古代汉语文选,编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中国文化选读课本》,主要是让大家能够从信仰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文化。2021105日于在成都

 

以前常有人问我要不要让儿童学习以及背诵古诗文?现在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官方已经用增加高考语文权重的方式,给了你一个没有选择也无法选择,只有接受的答案。权力没有约束且系垄断,学习成为单向灌输的教育体系,必然产生如此不测的后果。作为普通的学生家长来说,有人认为唯一能做的似乎是一边厌烦一边还得适应这样的体制。当你跟他说,你可以选择在家上学或者上私立学校的时候,他就说那未来的高考怎么办?高考成了他人生的偶像和紧箍咒,那么家长及孩子的人生被强力规定到主流体系中,无论多么悲催,也只得接受。

有人说,公用的语文教材我没有办法选择,完全的在家上学或者进私立学校成本又太高,我可否单个地请家教或者不定期地参加一些“国学班”,以有效地规避风险,从而既一鸟在手,又数鸟在林呢?“国学班”自然是有不少选择,但大多是“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草台班子,或者顶多是在学校不好好教却擅长于课后补习的老师,将应在学校尽情教授的内容,变成肥一己之利的“私相授受”。“国学班”多不可靠,自己教既麻烦又不专业,关键是没有好用的读本供家长选用,乃至孩子在家长的督促下,能够有兴趣地完成自学。于是有朋友不停地问我已在编定计划中的《古诗文初步》何时出版?当我说自己的人生在年过半百之后已经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编这套教材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后,他们就直接问我,有没有现成的选本可供推荐?我说自己看过近十种儿童古诗选本,就其中几种略谈己见,以便大家选择。

                                                                         

目前市面上最红的莫过于署名叶嘉莹的选本《给孩子的古诗词》(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我买回来翻读,当然是大失所望。为何失望呢?大约是对叶先生有所期待。读过一些她讲古诗词的书,也看过她编辑与回忆老师顾随先生的书,还是比较欣赏的。但这个选本既无注释,也没有赏析,更无讲解,完全是个不用她出面就能编成的东西。当然这不是说这诗词选目,肯定不是她参与和审定的,因为选目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没有注释与赏析,除了一篇序言,终究没有排他性。既然是给孩子读的古诗词,那就一定要对家长与孩子在学习古诗词时有所帮助,但这种“白板”选本肯定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关于古诗文的选本虽多,但篇目的大同小异总是难免的。关于这一点,以后或许可以做几个选本的篇目对照,亦即篇目同异之统计,就可以从中看出选家的特点,以及所看着的共同篇目有哪些。

果不其然,出版社在推出这本“白板”书后,大约受到了不少批评,单从“豆瓣”及各大书籍网站上就能看出来,于是不到一年之内推出了一个“讲诵本”,价格自然翻了近一倍。讲诵版我没有买,但看了一些章节,比“白板”自然是好很多,但讲得是否与叶嘉莹的名气相符,我不敢完全断定,因为能读到的内容太少。也没有按出版社的要求扫二维码去听她的吟诵,因为吟诵固然可以增加诗词的趣味,懂平仄也是读诗习诗之必须。但古人的音调总体来说需要揣摸,不能百分之百完全恢复,古音大多只能构拟。虽然吟诵使“讲诵本”有了排他性,但除了增添趣味,对于懂诗词帮助究竟是不如具体的讲解和内容的发挥,故讲解如果出彩的话还是值得期待的。

不过,话说回来,单就讲解中对读音的重视也是可以习得知识的。如杨万里的《二月一日晓渡太和江》之第一句“绿扬接叶杏交花”里的“接”虽是入声字,但此处读平声亦可,因为第三字平仄要求不严。事实上如懂平仄,对入声字略知一二,就不会有一些古诗选本包括许多老师教学生时,将于谦的《石灰吟》后两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错成“粉身碎骨全不怕”了。粉身碎骨当然是更顺口的成语,但放在诗句里,就会与下一句“白”(亦是入声字)相对,在“二四六”要分明的情形下,必然出现仄对仄,硬碰硬的“硬伤”。

查看自己20151112日的日记“将挂名叶嘉莹选编的《给孩子们的诗》一书看毕,一些诗选得一般,不太符合孩子的特点,且意象重复较多,此书不值得推荐。”此处所说不值得推荐非“讲诵版”,而是“白板”本。所谓不太符合孩子的特性,就是在我看来一些过于说理的诗入选未必佳。别的不说,就拿叶最熟悉的杜诗来说,如《除架》、《房兵曹胡马》、《缚鸡行》等,都偏说理,不算杜诗中中特别适合儿童的诗章。所选诗歌,李、杜与杨万里同为十七首,反而是杨万里的诗选得清新质朴,富情于景,而非全系说理。但问题在于杨诗意象多有重复,选多了则有过滥之嫌。其实这也违背了她自己所订的标准:“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 。对此,连非常赞赏她的学生钟锦都曾撰文《给孩子一个适合的诗词读本》予以批评(《文汇报》201727日)。叶嘉莹先生当然是相当懂诗词的人,她在《迦陵谈诗》里回忆幼年没有感受力而被要求记诵的诗,后来却有生胝起茧之感,以说明“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至于说周啸天主编的《读给孩子的古诗词》分为“童子吟”与“少年说”各两册(海燕出版社2017年版)。前者目标读者是3—6岁,后者则6—12岁。这样细分照顾年龄不同的读者心理,是编选儿童古诗文于教育接受心理方面题中应有之议。周编在诗后是注释,复次有赏析,赏析便直接名之曰“名家赏析”,这当然可能是出版方或者书商的技巧,不过大约也是喜欢炒作的编者所认可的。看了选目,如“童子吟”中选了李绅《悯农》,这首诗平常都选在小学一、二年级。因为偏说理的诗作,大约对幼儿是个考验,对于儿童还算适宜。而其它主要是因为字大、有图、有拚音的古诗选本,如汤云柯主编的《千秋好诗词》等,我认为不适宜推荐,因为这对家长要求相对较高。即便看上去相对好懂的古诗,要讲得到点,也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

                                                                                

一般人读儿童古诗选本,只注意到当下的,我却是个反其道行之的人。为什么如此做呢?重要的是对儿童读古诗文的事情一直有兴趣且加以研究的缘故。复次,一是因为刚出笼的选本,没有经过时间的筛汰,即没有经过充分的竞争,不能见出其间的高下。二是如今的选本都难免赶时间,编得相对随意,讲的粗糙,配画并不精细,且价格相对较昂。如果我们对过去的选本相对清楚,也就会对今天所编选的儿童古诗文,其中的一些做法并不感到新鲜。

去年所出高青主编的《读给孩子的时令古诗》(朝花出版社2017年版),还算有些创意。此书按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次序,加上画家杨永青细腻画作的表现力,读着确有“偏惊物候新”的感受。诗词的解释虽没有什么出彩,但也算尽力,其“时令提点”与末尾的游戏与作业,也算是有些新意,但这也不是什么新招。河南省实验幼儿园所编的《儿童古诗400首》(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就是按春、夏、秋、冬、其它五部分,注释得还算简练得体,选诗也有今日很多选本不选,却也适宜孩子读的诗篇,如高启的《寻胡隐君》:“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但是这书也有些显见的硬伤,如将王维的《画》划为“无名氏”,将吴均的《山中杂诗》重复选录两次,且解释还不一样,在印了很多次后还没有查出来。不特此也,编排除了题材(时令)上的分类较准确外,诗人常是朝代杂错混在一起。

比按时令编选古诗更流行的是,按照写作题材内容来加以分类,如徐敏编注的《儿童古诗300首》(上下,语文出版社1990年版),区为写景诗、咏物诗、咏古诗、哲理诗、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行旅诗、怀念诗、儿童情趣诗、社会生活诗、爱国志气诗十二类。区为十二类的好处是看上去比较完备,但弱点是琐屑芜杂。比如行旅、送别、怀念就有诸多交集之处,咏物、田园、写景又何曾好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是很难遽下定论的。这说明按题材来分虽然方便,但常令人有骑虎难下之感。

《儿童古诗300首》(上下)十二类里“儿童情趣诗”是其他选本里较少单独罗列出的类目——但每本关于儿童的古诗选本都或多或少有状写儿童情趣的诗——这当然不是说这样的诗作难以收集,只是单独罗列出来成类,还是比较费劲的。诗人杨万里是这方面少有的能人,既能写给儿童读的诗,同时也是状写儿童情趣诗较多的诗人之一,此选本十九首“儿童情趣诗“,杨万里独占四首,这也是叶嘉莹选本杨万里的诗作多达十七首的原因。而叶章永编的集众多状写儿童情趣诗歌之大成的《千古名篇咏童真:古代诗歌中的儿童》(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杨万里也独占十四首之多,堪称入选之最。遗憾的是,编者迁就出版方删掉了一些描写儿童的古诗,不然,与它书相比,其不可替代性还会更高。

关于儿童古诗的编选,大约有三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一种是让儿童进入中国古诗的读本(真正适合孩子阅读心理的诗歌读本),复次是让儿童了解中国古诗的读本(虽是儿童读本却意在培养儿童对中国古诗的整体感),最后则是古诗中描写儿童的读本。这三种选本合在一起来看,就足以概括儿童古诗选本的大致概况。这样看来,诸多选本包括此前的《千家诗》与《唐诗三百首》,多属于儿童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范畴,而鲜少有让儿童进入中国古诗的读本,叶嘉莹虽有这样的自觉,但其选本却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其他的编者,就鲜少这样的自觉,依违于让孩子了解中国古诗和让孩子进入中国古诗之间。

但儿童古诗选本在诗作之外所下的功夫,也大多并不让人满意,无非是注释、赏析,或者再加上一点朗诵。我认为在儿童古诗游戏上——这一点在《读给孩子的时令古诗》里有一些尝试,但还可以更加完善——再加上关于该诗到位的古今评价,必然丰富立体。倘使进层更上一层,就是罗列出与此相关的其它名诗作,以及由此申发出来的关联性文献,就更能引发读者的好奇性。比如关于荔枝的古诗,古人所写诗之地区,为何今日不再产荔枝了,这里面的气候变化,其文献链接甚至可以给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这些文献进阶及文献链接,是给有兴趣做进一步探索的孩子与父母罗列的。当然这对编者的要求就相对比较高,因为这不只是涉及到古诗文的审美、词性、节奏、韵律等文章学范围内的东西,同时也涉及到编者通识教育的修养。

葛兆光所著的《古诗文初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其言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所编,所选篇目过简,诗文的代表性不足。附录两篇言及《古代论说文概说》和《古代诗词典概说》,算是有点另谈文学史的意思。本书想在普及与提高二者上同时发力,其实顾及失彼,两者的效果都没有达到,但有一点却是其他编古诗文读本的编者所不曾措意的。正文外有注释、简评与提示、进一步阅读文献三部分。简评等于赏析,提示相当于背景,而“进一步阅读文献”虽然只提及一些相关篇目,但这个思路在编辑古诗文时却有一定新意。自然这不是什么创新,在国外语文教材的编写中,即便翻译过来的《美国语文》里也有。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文献进阶与文献链接,便于培养儿童的好奇心。

                                                                                              

古代我们不重视儿童,而今也没有真正重视。或者说成人哪怕是父母,也常常不把儿童平等地看待。我们对儿童的看法总是偏颇到顾此失彼,一方面不承认我们都是受造物,因此无法平等地看待儿童;但另一方面,由于光宗耀祖、养儿防老的工具理性作祟,又将儿童当成自己家族的“盼望”——弥赛亚。或是由于我见得少,孤陋腹俭,关于这方面的书只有王子今的《汉代儿童生活》与熊秉真的《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是后者的专题性与关注视野,实在这方面的翘楚,但与艾格勒·贝奇、多米尼克·朱利亚的煌煌巨著《西方儿童史》(上下)相比,却又瞠乎其后了。

事实上,编少年儿童的古诗选本,最值得注意的是选本所释,应该尽量准确。如果有歧解与多义,且都能自圆其说,应该尽量罗列出来,以便儿童、家长、老师等有关方面的人士知晓。但有的编选者特别是教材编选者,却不时犯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如我女儿曾经读的语文教材将杜甫的《春夜喜雨》截成四句而不名摘录,我为此专门指陈包括此点在内的相关错误,撰成《无趣是怎样炼成的:以几册语文教材为例》(后收入拙著《给你爱的人以自由》)一文,加以阐释。徐敏编注的《儿童古诗300首》、汪维懋选注《儿童古诗选读》(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两个选本都选了王勃的《送杜少之任蜀川》,其中的“儿女共沾巾”之“儿女”都释为“青年男女”。因为没买叶嘉莹讲诵版,虽知其选了王勃此诗是否对此有注释,我便不得而知。而人民教育出版社目前正在使用的初中二年级语文教材将此句中的“儿女”释为“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儿女”此处大约应该指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孩子为宜,释为“青年男女”固不算十分准确,但总比过于现代的“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要靠谱。

我读了近十种儿童古诗选本,其中最特别的陈列注释、赵景深校订的的《儿童古诗选读》(新蕾出版社1981年版)。这本儿童古诗及注释均先刊载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的《少年儿童》杂志,后才结集出版。赵景深在序言中说道:“这些儿童古诗都是陈伯伯(指陈列冉注)的先祖为了教育后代,请人编写的。所以每首诗的作者已经无法查到。这些诗在陈伯伯家已经流传了约一百多年了。陈伯伯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从小就背诵这些古诗,从中吸收了不少养料。”四十首诗区为人物故事读书立志、咏物寓意、做人处世四个部分。这些儿童古诗大都偏于说理,或者更准确地说,偏于说教,处处充斥着泛道德主义的习气,有着难以洗涤的自义成分。我觉得背这些儿童诗是件苦差。让我随便举一首,以概其余。“吃得苦中苦,方能精上精。古人有孙敬,悬梁苦读经。有床不下塌,攻书至天明。终成大学者,遐尔闻其名。”(《悬梁》)老实说,我倘只是习这样的儿童古诗,大约对古诗会有终生的厌倦感,带着很深的创伤记忆,避而远之。

顺带说一下,给孩子们读的古诗选本,要编得令人满意固不易,但现代诗选本又何尝容易让人满意呢?单是名字重复的选本《给孩子们的诗》就有王小妮、徐江、刘崇善等人所编的,不能在此一一评论。而另一本号称由五十位成员花了五个月时间所编的《给孩子读诗》,由于广告有些夸张,未及观览。就是更为有名的北岛所编的《给孩子的诗》,读完了也没能满足我的期待。自然,要编一个合适的选本,且有广泛的适应度,让较多的人喜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胃口与感受,是不能整齐划一的,无分古今中外。

 

201849—11日于成都写就,11日改定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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