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安妮是一位主内资深编辑，对于编辑和翻译工作充满真知灼见。因此，本文对于有志文字事工的人来说，是非常适切的提醒和鼓励。
本文原标题《对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谈校译和翻译》，转载自作者的公众号“安妮毛毛”（👇），欢迎大家关注！
近日写王羲之的帖，一开始总写不下去，坚持了一下就喜欢上了他的帖。从点画到结构，再慢慢琢磨背后的用笔、节奏和气息，里面似乎有无穷的东西可以学习。
看编辑稿——别人编辑后的稿，需对照原译和原文。
有些编辑稿，犹如夹生饭，文中还夹着许多生硬的句子，原译中的问题一应俱全，这或许是编辑功力不够，但认真说，这当属译者的责任。
有些编辑稿，将一篇不好的译稿，改成了更不好的译稿。这样的事为何会发生，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还有些编辑稿，将一篇不错的译稿，改成了另一篇不错的译稿。译者原本很明显的语言特点全然消失不见，所有文字节奏都是从编辑心里流出的。由于编辑对整篇译稿的把握和部分神学问题的理解不如译者深刻，因此个别段落、句子，换上了更为平庸当然也更为“通顺”的翻译。
这都有些像写字，自顾自地写，全然不顾章法。
若是要我评判编辑好坏，第一位编辑排第一，因为虽改不出更好的稿子，但至少把握住了工作的边界；第二三位编辑排第二。
写字时，如果只是一笔一划地对照字帖去写，那始终是在写一堆散落的笔画。译者要把原文译得好，就不能译单句。有些时候，单句的翻译，要理清文章的脉络才能译得准确。有时一个简单的句子，需要查阅许多资料，理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知道作者究竟在说什么。
编辑改稿同样不是在写一堆散落的笔画，需再三思考，成竹在胸，再动笔去改。
编辑改稿时，应当报以比译者更慎重的态度。每个句子、每个词、每个段落如何改，都要慎重。因为最遗憾也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就是因修改导致新的错误、新的问题。或者由于阅读面不够，把原本准确的用词改成了错误的用词。
如果这样的改稿是针对成熟的译者，对方胸襟宽广，大概一笑了之，今后不再合作就是了。
可如果面对的是新手译者，这样修改，将把对方带入很深的困境走不出来。
我对译者也有要求。
在基本的翻译素养之外，我的要求是没有轻浮之气。这一点通过简短的微信沟通、邮件交流就可以看出来。
高尔泰先生在讲述《寻找家园》的第一次英译过程时，曾谈到：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起初请的译者，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犹太裔汉学家。此君不愧大牌权威，三下五除二，译稿就到了出版社。然而译稿经过惨不忍睹的调整和删节后，不仅失去了情感的逻辑，连情节的逻辑都没了。高先生拒绝了这个译本。他拒绝的不仅仅是不真实，还是大牌的傲慢与霸道，和对其他民族苦难的漠视。
后来一位诗人、执业医生多赛特先生，表示愿意翻译。他不靠翻译为生，只译喜欢的东西。每每遇到不能理解的问题，总是通过邮件详细讨论。比如，夹边沟农场的饭桶多大？打饭的勺子多大？一勺半怎么会吃不饱？三言两语说不清，高先生画了图寄过去，他看了说，明白了。
高先生说，这才是翻译。正如韩少功所说，翻译是一种精读。
村上春树论翻译，大致说过类似的话。优质翻译最必需的是语言能力，但还有一样，就是对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后者是他对翻译自己作品的译者最大的要求，舍此无他。
因此，我虽然不是作者，但出于对作者的爱护，对所谓“大牌”翻译，也是一概拒绝的。
我宁可找一位对翻译抱有热情的新译者，踏踏实实译一本书。
我也不要一位所谓的高手，对待书稿漫不经心，随自己的意愿改动原文。
因为，文字除了表面的用语，隐含其中的情感也是可以被读者感知到的。
译者自身对作品抱有的热情、喜悦甚至敬畏，是可以通过文字流露出来的。这样的情感，是所谓“大牌”翻译不具备的。
我近来看试译稿，还遇到另外一种翻译风格：初看中文时，看不出什么问题。细看则发现内容松散、不够扎实。
若是去看英文原文，会发现译者是用了自己的所谓“经验”，遇到理解不了的地方，就很圆滑地做出了处理，使前后衔接看不出问题，可事实上，这远不是作者的意思。
这种稿子编辑处理相当费时，因为你不知道译者在什么地方给编辑挖了坑，必须逐字逐句对照原文，与重译无异，且效果不好。
与这种所谓“有经验”的译者相比，我更喜欢没有“经验”的诚实的译者：标出问题，或者给出一个别扭的、语句不通的翻译都是好的。
诚实、踏实的译者，假以时日，总会成长起来。
写作是一种冒犯。一切值得的写作，都是冒犯——甚至有时是代价太大，不太值得的冒犯。
道成肉身是一种冒犯，一切值得救赎的美好，都是冒犯——甚至这一次的代价大到我们谁都承受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