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美国大兵。
他戴着头盔，孤单一人，趴在地上。
严格来讲，那不是地。这是房顶，一片狭小的空间。
他的面前，混乱摆放着一堆石头。也许，这就是他的掩体。
他的机枪，就架在杂乱无章的石头中间。
机枪上面，掩映着稀疏的杂草。枯黄的草，在风中摇曳。
这是在哪里？
对面是模糊不清的山，起伏绵延，若隐若现。灰蒙蒙的天空下，远方的景物，像是写意的中国山水画。
大兵要干什么？
他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指向遥远的地方。对我说，去这三个地方的军车可以出发了。
他似乎是在侦查敌情。
我很疑惑，大白天为什么要拿手电筒？难道我把望远镜误认为了手电筒？难道是我脑子出现了混乱？
如果他可以这样不加隐藏地随意指挥军队，岂不是也给敌人袭击指明了方向？让自己的战友处于危险之中？
也许，他太年轻，没有经验，还没有想到这点。
突然，远处有了隐约的白点，尽管依然模糊不清。
很快，顺着他手指的地方，出现了车辆。
一个白色的车，好像金杯中巴。另一辆，像是吉普。
为什么是金杯？为什么是吉普？而不是装甲车、坦克？
这么显眼的目标，岂不是可以被随意攻击？恐怖分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击中？
恍惚之间，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我分明是一名战地记者。我担负着前线战地采访的任务。
我需要和这名大兵一起隐藏。
我紧张地穿过一个狭窄崎岖的小路。两边堵满了嶙峋的石头。这好像是一个房顶。
我们隐藏的地方，又好像是一个开阔的山地，周围并没有明显的遮挡物。
大兵戴着头盔，趴在石头后面。
我躲在哪里？我趴在那里，如果有人狙击，我就是活靶子。
我有头盔吗？我问。
有。大兵头也不抬。
距离隐蔽地不远，是一片房子。或者说，是一个村落。
房子是昏黄的土墙，稀疏的树枝透过斑驳的、模糊的光影，难掩破败之象。
大兵带着我走下房顶。
有两个人跑过来，焦急地向大兵打听消息。
不一会，很多蜂拥而至。
他们身上的装束，有些破旧，麻木的神色，夹杂着几分土气。
他们似乎是中亚的的少数民族。男人女人，大人孩子，七嘴八舌。
这热闹的景象，根本不像是战场，而是这些人生生不息，世代居住的家园。
院子里，有人拉起了帘子。
帘子上，缀满了子弹一样的东西。
突然，一个年轻人，一手迅捷地抓住了一个飞来之物。
片刻之后，他举起了手。
那是一颗子弹！
他竟然可以徒手抓子弹！
然而，周围的人们并不惊诧。仿佛，这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这样的场景，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流弹飞来，徒手抓住，是奇迹。失手，就是死亡。
他们早已习惯了生死。
院子里挂着的那个帘子，仿佛有磁铁一样的功力，可以吸附远处飞来的金属，让金属之物瞬间飞速减缓，粘在上面。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帘子。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保护网。
我想起了《曹刿论战》。挂在帘子上面的子弹，难道就像强弩之末，不能穿越鲁縞的箭矢？
在挂满了磁铁坠子的帘子后面，人们在欢快的跳舞。
欢快的舞步，踏起薄薄的尘土。
这是一片缺水的地方。
妇女们面色红润，裹着廉价的头巾。人们身体敦实，神态憨厚。
那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没有天空的城市》。在终日被黑暗笼罩的地下世界里，人们就这样欢快地、纵情地歌唱，跳舞，饮酒……
前几天我们这里还被不明子弹射击！有个年轻人说。这里很危险。
既然这么危险，生活如此艰难，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开？
但他们不能。
他们被禁止迁徙。
如果出去，他们需要取得政府批准。即便要探亲访友，出去工作，也要政府批准。
离开这片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留下呢？
留在当地，时刻面临被袭击死亡的风险。如果不离开，缺水，无钱，也会贫困潦倒，被慢慢困死。
这是哪里？
好像是阿富汗，又好像伊拉克，抑或是巴基斯坦接壤的中亚苦寒边疆。
我想起了斯大林。
二战结束，斯大林借口鞑靼人通敌，将几十万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往遥远的中亚、西伯利亚。他们被禁锢在当地，不准离开。
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高加索的少数民族。有乌克兰的富农，莫斯科等城市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几百年来，犹太人被迫从西班牙、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逃往中欧、东欧。
犹太人被禁锢在犹太区，穿着带星标的衣服，很多职业被禁止进入。
纳粹上台，犹太人又逃往远东、美国。
而早在纳粹之前，土耳其就曾对几百万亚美尼亚人展开屠杀。
文明的背后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罪恶，荣耀的光环下往往堆满了累累白骨。
而人类就在欺骗的谎言和抗争中一步一步走出了蒙昧时代。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鞑靼人吗？
还是他们贸然闯进了我混乱的幻梦？
也许，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被恐怖、暴力威胁、迫害，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还在为安全，为片刻欢娱而苟延残喘，击掌相庆。
而自由、平安似乎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