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是钱穆的代表作之一，我2002年就买了，20多年来，一直没读。近来准备修订我的《重估中国思想史》书稿，决定认真读读。读完《国学概论》，简评如下：
1.钱穆能概括中国思想史要点，能讲清楚思潮与时代之关系，此乃其长。比如，他将先秦诸子兴起概括为“阶级之觉醒”，将魏晋清谈概括为“个人之发现”，将宋明理学概括为“大我之认识”。这些概括，虽然未必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也可以算是能自圆其说。但他的问题是把历史写得过于合理，好像每一时代都不得不如此，由此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历史尽善尽美，宛如黄金世界。人是观念的“动物”，既然某个时代的观念如此美善无缺，历史又怎么可能出现转折呢？更要紧的是，中国遭遇西方后，为何又一败涂地呢？钱穆的论述先就设定了一个前提——儒家是至上真理，这就使得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儒家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缺失，这一缺失即神圣源头的缺失。因其如此，所以儒家根基不稳，只能随风飘荡，以至于成为游魂。
2.钱穆此书的结论是，在此书成稿的1928年及以后，中国思想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借儒学发扬“民族精神”；二是借西学认识“物质科学”。这一认识，不过是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翻版，真是浅薄到家了。钱穆没有论证儒学如何可以为民族主义提供理论资源，没有警惕民族主义的问题，对西学的理解仅仅是科学主义，不知这两个主义的大问题，也不知科学之所以在西方勃兴的深层原因，更不知儒学的内核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两者根本无法实现化合反应。他只字不提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现代价值，更完全不知西方之“道”究竟是什么。
3.钱穆对国学的论述始于“孔子与六经”，完全略过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重要的时代转折——商周革命，而略过商周革命带来的根本问题是，他认识不到由周公开启的儒家文化的重大缺失。
4.钱穆对先秦儒学的论述是纯史学性质的，而非哲学性质的深探，而他又认为儒学是经，既然是经，就不能只讲源流，不探本质。
5.钱穆对佛教的论述偏重于佛经翻译过程及佛教带来的经济问题，对佛理缺乏深入认识。这种叙述是有大问题的，因为众所周知，不能理解佛学、佛理，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宋明理学乃至魏晋之后中国人的基本心理。
6.钱穆试图把新文化运动纳入中国思想史的自然演化的解释框架之中论述，但他根本解释不清楚西学进入中国后的思想变迁为什么是国学的自然演化。
7.钱穆不加论证的认为，要“救国保种”，就要信奉儒家，因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是被儒家思想定义的。他不能理解，文化是让人活的，不是让人死的，如果文化不能让人活，应该死掉的是文化，不是人。换言之，他捍卫的是僵死的文化，他不能理解即便不信奉儒家，中国人还可以是中国人，而如何让人活着是文化的第一义。他的心态是封闭的，本质上是不自信的，因此他着眼的只是固守僵死的文化，根本不愿意，也想不到文化重生之路。
以上只是指出了《国学概论》的大问题，其他枝节问题尚多，兹不详论。总之，钱穆可以讲古，但固步自封，且以卫道士自命，就绝不能开新。为何？一是因为他缺乏对西方的基本认识，二是因为他自尊心过强，遂以情感代替论证。不能认识世界，就不能认识一国，信矣。不能开阔心胸，就没有基本的理性认知，信矣。
我为什么批评钱穆？因为当代所谓新儒家，虽纷纷如过江之鲫，言说也如滔滔江海，但其浅薄无知甚至还不如钱穆，看来看去，怎么都看不出任何“新”意，实在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