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吴国盛教授全新修订版《什么是科学》

2023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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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来了，科学又双叕叕一次成为热点话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ChatGPT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被发明？”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变种。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源头，探讨科学精神的本质；也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去看中国文化中的科学因素。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在其经典作品《什么是科学》（第二版）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一【全新修订版】中，吴国盛教授既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又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提出中国人认识科学，但是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科学。为什么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让我们来读一读吴国盛教授全新修订的《什么是科学》（第二版）吧。

《什么是科学》第二版
吴国盛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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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新书速递｜吴国盛教授全新修订版《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师从叶秀山教授。主要著作有《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历程》《技术哲学讲演录》《时间的观念》等。

曾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博士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著作《科学的历程》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著作《时间的观念》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梳理了中国人“科学”概念的由来，直面我们的科学概念之误区，继而阐明科学和哲学、宗教以及伦理传统的关系，揭秘科学的文化基因，帮助我们理清各种科学观念，引导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追求理性之美，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命运。

本次第二版为全新修订版，作者增加了长篇附录，除了从科学哲学角度来为本书提供哲学支持，还全面回应张祥龙、何光沪、江晓原等知名学者的评论。集中回答三个问题：1. 为什么要“言必称希腊”？2. 为什么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3.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又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有科学？

精彩书摘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又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有科学

一、异议何在？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的话题引起了最多的争议，尽管我认为，我在形式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在希腊理性科学意义上，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均没有科学；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异议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虽然中国古代的理性科学、数理科学、实验科学不发达，但不能说没有，比如孙小淳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科学经验，包括数学、逻辑和实验，因此“我们宁可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孙小淳：“我们宁可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16日，第10版。]

第二，反对说中国古代在数理科学意义上没有科学，主张中国古代有自己成熟独到的数理科学，比如刘钝教授认为“中国古算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学科”[刘钝：“中国古算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学科”，《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16日，第9版。]，他虽然用的是“学科”而不是“科学”。

第三，反对对科学的“理性科学-博物科学”的两分框架，主张在现代数理实验科学、希腊理性科学以及博物学之外，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科学体系，比如张祥龙教授认为中国的科学比如中医“又是正经科学又不是西方的主流科学”[张祥龙：“中国在什么意义上有或者没有科学”，《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16日，第9版。]，吴彤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有自己的与西方不同的自然研究（不管是不是叫科学）。

二、对诸异议的回应

第一方面的异议源自不同的编史学方法论。我比较偏重“思想史”，因此当我提到“科学”的时候，指的是拥有一套思想体系的“科学传统”，而不是指孤立的发现、个别的概念、零星的成果。当我说中国古代没有理性科学、数理实验科学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理性科学“传统”、数理实验科学“传统”，我当然不否认那些过去半个多世纪来被中国科技史专家们发掘出来的“史料”的真实性，因此也部分认同孙小淳教授提出的“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历史经验”，虽然我远不认为这些科学的历史经验很丰富。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些碎片式的历史经验并没有构成一个“科学传统”，并且由于缺乏这种“科学传统”，这些历史经验严格意义上讲根本就不能称为“科学的历史经验”。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者们多半遵循李约瑟的研究范式，对历史持有一种实证主义的、辉格式的态度，因此流行“说有容易说无难”（没有找到不能说无，只要找到一个就可以说有）。可是“科学”首先是一套观念体系，并不是一堆散乱的钱币。如果按照我的苹果树和桃树的比喻，在桃树（中国文化）上找苹果（科学）恰恰是“说无容易说有难”。当然，对于不同的编史方法和编史模式，应该取多元的态度，这一点上我和孙小淳教授是有高度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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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方面的异议，我同意刘钝老师“中国古算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学科”的观点，同意它们自成体系、绵延不绝、有代表性人物和著作、有共同术语和学术共同体，但我仍然坚持中国古算只是计算技术、只是算题志，不是数理科学。认为《几何原本》代表着演绎推理的数学传统，让《九章算术》代表算法化的数学传统，并且把它们并列为世界数学的两大传统，我认为并不妥当。所有古老的伟大文明，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也包括希腊人，都有自己的计算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文明在这方面“技”高一筹，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只有希腊人“发明”（或者“发现”——这取决于何种数学哲学）了超越于实际应用的数学“科学”。技高一筹的计算技术服务于实际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缺乏超越的目标，行之不远。

事实上，现代数学与中国古算基本上没有关系。诚然，“古希腊数学不是一切数学活动的源头”，现代数学也不单纯是希腊古典数学的复兴和光大，而是与现代科学一样经受了唯名论运动的洗礼，成为现代性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古算并没有参与现代数学的构造过程。

第三方面的异议认为无论是理性科学（希腊古典理性科学、近代数理实验科学），还是博物学，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的眼光，都不适合用来描述中国古代的“科学”。为什么这种中国传统中十分独特的东西又要称为“科学”——这个显然属于西方的称谓呢？张祥龙教授认为这是在当今科学强势时代挽救中华古文化必须采纳的策略。我想，弱势者向强势者传播自己的文化，采纳依傍的策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当年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自称“番僧”或“西儒”。可是策略总归是策略，传教士自己恐怕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是“儒生”；同样道理，如果说今天是西方科学强势的时代，我们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时不妨采纳这种依傍策略——事实上，西方人的确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说来自东方的科学故事，可是我们自己不能被这种策略所“欺骗”，误认为我们中国古代真的有“科学”吧？

祥龙老师或许认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西方人，忘记了自己祖先的文化，为了在我们这一代身上传播中国的古文化，也要采取依傍“科学”的策略。如果是这样，我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可是，现实的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现代中国人只是表面上认可“科学”这个词，实际上对来自西方的科学并无深刻认同，也不了解现代科学的巨大威力和潜在后果，而这恰恰是我写作《什么是科学》一书的出发点。对当前现实状况的不同判断，导致了我们的分歧。

因此，我和祥龙老师之间的分歧根本在于对当前“危局”性质的判断。在他是中华古文化后继无人、文化断裂无法弥补，而在我，则是现代科技文明本身的不可持续。现代科技文明已经将地球上的一切民族都卷入人与自然的对抗之中，也将全人类卷入了加速发展但又不可持续的危机之中。科技文明的危机比起中华文化的危机更加全局、更加严峻、更加急迫，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如果对现代科学及其技术的本性一无所知，那么既不能为消除现代性危机作出贡献，最终也无法保住中华古文化。事实上，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严重，这是单纯工具主义地利用和掌握现代科技的必然后果。为了澄清“科学”之“本性”，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之中，就必须自觉主动接受这些实际上已经为我们下意识接受了的“西方标准”。

之所以有对危局判断的不同，我认为关键原因在于是否真的认识到了现代科学之强势。我认为，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是真的认识到了，因此才有了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道路。时至今日，现代科学之强势应该是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进入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高技术的今天，可是，很多中国人却以为救亡问题已经解决，中国人似乎可以不借重西方的文化精神也能够自己发展高科技。

我想，在当下中国文化中盛行的科学工具论、实用论，实际上看轻了科学，完全没有正视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现代科学之强势。不能直面现代科学的强势，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清中华民族在现代的地位，就不能正确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说中国古代有非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而且很强大，这肯定不利于对“科学”概念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澄清，也不利于直面现代科学及其技术的超级强势。

三、博物学只是“集邮”？

我和张祥龙教授、刘钝教授等批评者的另一个分歧是，他们都不看好博物学（自然志）。尽管我提出博物学作为理性科学之外的另一大类科学类型的用意，恰恰是要恢复多元科学观，为非西方文化中的相关自然知识提供合法性，但他们认为那是西方人眼中低人一等的“科学”，是傲慢的西方人为非西方落后民族专门指派的低级科学类型。他们继承并认可了西方某些有偏见的思想。

的确，有些西方数理科学家贬低自然志，比如卢瑟福就说过“所有的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但这种高低标准并不是定论，更没有约定俗成，因此用不着禀承数理实验科学为唯一正统科学的标准。我也承认，由于缺乏足够的研究，博物学（自然志）传统过去被简化、被漫画化，需要我们开辟这个新的研究纲领，恢复自然志传统的博大和丰富性，以为现代越来越强势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平衡和纠偏。当然，这不只是提出一个口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有待今后艰苦而持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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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总的来讲，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异议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种主张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数理实验科学，即使研究范式不同（比如算法倾向而非演绎体系），也是科学（数学），所以可以研究“在中国的科学”（Science in China）。以刘钝教授和孙小淳教授为代表的多数中国古代科技史家持有这类异议。第二种主张中国古代有自己独特的非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所以称之为“科学”，是基于有“权变”的“依傍”，可以研究“中国的科学”（Chinese Science），张祥龙教授持有这种异议。对前者，我的回答是，不能以“零星成就”来代表“科学传统”，不能混淆“科学”与“技术”。对后者，我的回答是，将中国独特的天人思想称为“科学”不利于当代中国人正确认识“科学”，而现代性及现代科技的危机比中华文化的危机更加紧迫、更加具有现实的优先性。

本文节选自《什么是科学》第二版（吴国盛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附录一，导语和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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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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