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是我的一次自我救赎，我想把十四年来，心里藏着的事告诉你
14年前的今天，我刚到电视台不久，正在做纪录片导演。剪片的间隙，下楼去超市购物，突然超市摇晃起来，超市楼板顶开始摇晃，服务员从超市冲了出去。我意识到那是地震，但我没怎么在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胆子那么大，我好像矗立了1分多钟，然后，慢慢的从超市走出去。出去的时候，街上全是人，纷纷说着刚才是怎么从楼上下来的，有些人觉得快完了，命快没了。然后就是揣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有人说是贵州那边发生了地震，还有人说，就是重庆发生地震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要发生什么，没人知道。后来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晚上都不敢在家里睡觉，据说还有很多次余震。警察也都来街上维持秩序，但红绿灯早就成了摆设，各人各家拖着被子、床单往街上走，找晚上睡觉的地方。
我记得我是在一所中学的足球场上睡的，场地上满满的全是人，因为不能睡在建筑物附近。那晚天气燥热，也没怎么睡好，记得是蚊子把我咬醒了。
第二天，到电视台，我很想去北川拍摄，这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本能反应。全成都的媒体也在商量。因为我所在的栏目，主要是做类似Discovery这样的纪录片，所以对时事向来不敏感。电视台决定要抽派人手去灾区，我们制片人有点抵触，但我跃跃欲试。这是历史时刻，也是作为一名导演的高光时刻，如同一名将士一样，渴望上前线。晚上，看到记者拍回来的灾区景象，配上悲伤的音乐，我被煽情到哭，真的惨不忍睹。不管制片人什么态度，我都要去灾区。
第三天，我不顾制片人的反对，和其他部门相约，出发去北川，那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和我搭档的是王晓东，四川的知名摄像。资历也比我大得多，但我却是他的“领导”（导演是整个项目组的老大），这让我很汗颜。但晓东是做事的人，和我相处也很愉快。一路上，已经有多处拦阻。先到了绵阳，我们在九州体育馆看到了很多灾民露宿。我们在寻找，能够拍摄的主题和主角。
有个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已经忘了她叫什么，我一直都很难记住别人的名字，但其他记忆却很好，比如我能记住她的焦急，她的无奈，还有她的事情：她的舅舅在北川失踪了。人物和故事有了，一个导演的直觉告诉我，她身上有戏。于是，我带着她前往北川。
北川，到处都是建筑废墟，尸体就横在路边，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尸体，张着大口，凝固在死前的惊恐。
有很多人在废墟前找寻着什么，我上去问，他们在找家人的尸体，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不太可能有生命迹象了。偶尔会有人尖叫起来，哪里哪里，地下还可能有人。这让我想起，路经都江堰时，有个男孩告诉了救援队很多被掩埋的信息，但那个男孩愤愤不平地告诉我，救援队没有提到他的帮助，把功劳都算在了自己头上。我才知道，这样的大灾面前，每个单位都是有任务的。但我肯定不能把这些事记录进去，记录进去了也播不了。
当时整个网上都在谴责和反思小学垮塌严重的事，因为都在揣测里面有很多豆腐渣工程，豆腐渣里一定有人渣。腐败几乎是必然。但这事很快就不让说了，媒体得到通知，舆论导向从谴责和反思转向了煽情。我们报道的重点是地震无情人有情，人间大爱，感恩政府。
不知道为什么，我面对真实的地震景象，反而哭不出来了。我看到那些寻找亲人尸体的人，也没人哭。我想人在具体环境中，尤其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候，是没时间忧伤的。
但节目不能这样做，我当时满脑子想的是，我的节目怎么做得好看，所以，我们跟着女孩拍摄，拍她寻找亲人时的各种表情，特写镜头用得特别多。我也很想凭借这部片去拿奖。外行人也许不知道，特写镜头是最煽情的镜头，如同你们看到的《舌尖上的中国》会大量运用特写镜头来刺激你的食欲。
女孩的镜头感很强，一路哭，一路喊，我看到很多境外媒体的记者一边采访一边哭，哭是那个时候的主题与政治正确，在灾区不愿的城区，开始举办大爱无疆的募捐晚会。我好像被这股潮流裹挟进来。我虽然哭不出来，但我要通过我的镜头渲染这种感人。你看，我多虚伪！
后来，在回成都的路上，余震时常发生，人们还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延续多久，有一天晚上，发生了很强的余震，我在酒店的8楼，所以震感比512时还强烈，正在洗澡的我马上穿着短裤跑了出来，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末日景象。
再后来，我多次去灾区，一样的平淡，但拍出的镜头一样的煽情和“感人”，我把捡到的地震遗物捐献给了建川博物馆，那种仪式感挺让我满足。
有一天晚上，我在成都遇到了“范跑跑”，他当时已经全国知名，因为他作为一名老师说出了“地震来的时候，我会不顾学生，自己逃跑”这样与主流话语背道而驰的话，当时，因为这个话，他受到了舆论的非议和谴责。但仔细调查会发现，“范跑跑”是好老师，学校和家长，学生都非常认可他，他的校长甚至说，该谴责的不是他，而是导致那些学校垮塌的人。人们总是喜欢凭借一种观点来站队和指责，以彰显自己道德的伟岸，但上帝和魔鬼都隐藏在细节中。
我问“范跑跑”，你为何故意要大张旗鼓的说这句话呢？他说，他讨厌全国上下一片感动的“意淫”。“意淫”这个词用得好，也是我想用的。我当时一直在“意淫”一种伤悲，而我除了被煽情到伤悲以外，我并没有伤悲，我和我的镜头一直在“意淫”。我不仅特写用得多，还加了很多煽情的音乐，就像炒一盘小龙虾，放了太多的味精和十三香，能不鲜香吗？但小龙虾天然的香味反而没有了。
后来，我的“作品”真的拿了全国一等奖。再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号称我纪录片女主角的男朋友打来的，说是她失踪很多天了，问我她在哪里。过了几天，女主角又打来电话，说那个人不是她男朋友。我听人说，她一直处在一种混乱的男女关系中，这和我纪录片里她的“人设”完全不同。
我的摄像机一直在撒谎。
后来，我们栏目组听说某省地震局可以通过“蛇”来预测地震。这符合我们Discovery的风格，所以，我准备做一期这样的片子。我到了该省地震局（为了不给当地工作人员制造麻烦，请原谅我略去了具体的省份），采访了各种人士，然后看了蛇在512 当天的反应，是有不同，但好像没那么明显，我有些疑惑。
那天晚上，地震局的人请我们去当地著名夜市大快朵颐，然后，去了KTV，再然后，一群穿着暴露的姑娘一字排开，有位女士笑脸相迎，让我们选姑娘陪酒。我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断然拒绝，并让地震局的人带我们马上离开。其实，我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那时真的做了这件让我看得起自己的事。也许，我潜意识里面，有一块不容触碰的角落，我的职业尊严不能被色情玷污。
但后来，为了节目好看，我做了一些特效处理，让“蛇”预测地震的故事勉强成立，虽然没有得出结论说，蛇可以预测地震。但显然那个片子是无力的。
我有时有点木讷，说好听点是单纯，过了很久，才听说，各单位都想从抗震资金中拿到好处，所以，那天，那群穿着暴露的姑娘，是对我们的感谢，这真让我恶心。因为它不仅玷污了我的职业，还玷污了我对异性的美好想象。什么都可以作为商品吗？
然而，我又能怎样呢？片子里不能揭露，还是龟缩在一个角落里，做出“漂亮”的片子，拿奖？这不还是一种玷污和交易吗？
想起了《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妓女”，那时，我很无力。
后来，我离开了电视台，我很无力。我还是去挣钱更好。相对于那些用金钱来彰显自己的人，我愈发反感那些用道德来彰显自己的人，虽然都是自卑，但金钱毕竟是实实在在的。道德？有谁是良善的？
2018年，十周年时，胖牧找到我，让我一起重走地震路，并担任导演，拍一些福音与地震的故事。
一路上，我采访到了一些人，因为福音信主了。但接触到更多的是，生活又回到了原点，一路上路过的乡镇，人们早就忘记了地震，就像成都人在地震时也不忘打麻将一样。他们沉沦在日复一日的“快乐”中，麻将，茶馆，闲逛，如同《死水微澜》里的那个乡镇，只是只有死水，没有微澜。
胖牧说“地震十年来，他们找到了他们的信仰。”
关于地震，我和胖牧有一次非常深入的对话，再后来发生的，你们都知道了，所有素材都不见了。
十四年过去了，我对地震，从来没有真正记录过。
我欠胖牧和你们一部纪录片，也欠自己一部纪录片，或者说，我欠世界一部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