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戴德生与其妻儿一同埋葬于江苏镇江，但很少人知道戴德生逝世于何处。其实，很多资料都记载了戴德生于1905年于长沙逝世。
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事，因为这里面必然有难以估量的属灵隐喻，在戴德生逝世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特别希望能够挖掘到更多的资料。昨晚，我在翻看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时，偶然发现长郡中学西围墙（湖南提督学院遗墙）在2022年被公布为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消息让我激动不己，一扫主日一天侍奉的疲惫。因为多处资料都明确提及戴德生是在当时的学院街居民教堂去世的，而学院街居民教堂就是现在的长郡中学所在地。在此之前，此地是明清时期湖南提督学院，即提督学政衙门，负责掌管全省学校教育事务。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很大的可能是清末时科举制度被废，此处空闲，于是就租给了葛荫华，葛荫华就于此设立了居民教堂和诊所。这个推测基于以下几点：
1.地址重叠。长郡中学、学院街居民教堂、提督学政衙门三者资料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2.时间线吻合。葛荫华于1902年租到学院街开设教堂，基于葛荫华和本地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极有可能租到了当时闲置的学政衙门。长郡中学是1908年搬到此处，而此时内地会已经在社坛街买到地基建堂，教堂已经搬过去。
（注：葛荫华因为医治了长沙官兵，并在茶陵教案时不追究当地州府的责任，获得了当地官民的一致认可，他能在学院街租到房子就是在该州府的帮助之下，是长沙第一位获得州府许可租屋的传教士。1905年其子的葬礼上各级官员都到场悼念，1908年其母来长沙定居，被尊称为长沙第一夫人，足见他和官府的关系非同一般。）
3.使用面积说明不是一般民居。当时的福音堂仅教堂及其附属楼面积就有1600平米，这还不包括诊所。一般民居不可能有这么大，那附近也没有公馆，只有学政衙门的面积符合这个要求。
确定了湖南提督学院就是后来的学院街教堂后，其遗址也就有了信仰价值。虽然学院街教堂在此处不过几年时间，但因为戴德生于此处逝世，那就有了重大意义。于是，今天一早我就前往学院街寻找此遗址。遗址非常隐秘，隐没在一排排房子里，如果无心寻找根本找不到。我在附近询问了一位居民，他带着我经过曲折的巷弄来到了旧城墙处。
师敬湾59后对面的巷子走到底就可见到旧墙
提督学院旧墙，应该是学院街教堂留下的唯一一堵墙
戴德生为何会在此处逝世？这里面有很特殊的渊源，可以深入挖掘和阐释。此处，我仅简单说明一下。湖南一直以来被称为铁门之城，是抵挡西方传教士最厉害的地方。《剑桥中国史》中写到：“截止到1890年，传教士已在除湖南以外的所有省份居住生活。
戴德生曾为此地祷告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时间里，他不断呼吁传教士进入湖南，他还一度感慨：难道就没有人愿意进入湖南了吗？最后，被称为湖南使徒的吴立诚（Adam Dorward）在戴德生的劝说下放弃前往西藏宣教的计划，而将湖南作为其宣教对象。吴立诚于1880-1888年不断向湖南叩门，但这座铁门始终未开。但吴立诚的精神鼓舞了后来者，很多机构专门针对长沙而立，如“耶鲁在中国”、“立本责在中国”、“拜欧拉在中国”。
1899年葛荫华在茶陵的房屋在暴动中被毁，因为他一时无法接受戴德生一贯提倡的“不向当局索取赔偿”的原则，差点就离开了内地会。戴德生专门为此祷告并使得葛荫华回转。两年后，葛荫华成为第一位立足长沙的宣教士。内地会在其报告中称终于敲开了最后一扇门。
正因为长沙在宣教史上有着这样的特殊性，所以戴德生会在晚年坚持要亲自到长沙一趟。1905年6月1日（星期四），戴德生在二儿子戴存义和儿媳金乐婷的陪伴下来到长沙。6月2日（星期五），戴德生登南门城墙，远眺麓山湘水，近望长沙全城，为这片土地代祷。6月3日（星期六）是忙碌的一天，下午6点，大部分访客已经离开，戴德生在自己二楼的房间里安静阅读书信，突然呼吸急促，大声喘气，并失去了知觉，最终于20点30分去世，享年73岁。
葛荫华、杨格非、戴德生在长沙的合影
戴德生在长沙无疾而终，很像耶路撒冷的义人西面，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当他看到婴孩耶稣时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戴德生看到这最后一扇门已经打开了，最后一座城已经得到了，就意味着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可以安然去见主了。
戴德生虽然在长沙仅停留3天，但他对长沙后来的福音事工发展奠定了方向。在他的提议下，德国传教士吴立德专门负责牧养工作，而葛荫华则负责教学工作。1917年，葛荫华创办了湖南圣经学校（遗址在机关二院），这所学校被喻为保守派的重镇，为中国教会培养了很多人才。这又是另外一桩历史，值得详细讲论，有机会的话需要单独开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