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是文明时代的产物。
据说，中世纪黑死病肆虐时，部分瘟疫医生就佩戴了类似今天的现代医疗口罩。
而真正有据可查的是，直到19世纪末，现代口罩才出现并应用于医疗领域。1893年，德国病理专家莱得奇建议医护人员使用纱布罩，以防止细菌感染。
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口罩首次成为民众的生活必需品。
十年前的春节，我去日本旅游。走在风和日丽的东京街头，看到如织的人流里很多戴着口罩的陌生面孔，我很是诧异。
导游说，这是因为很多人对花粉过敏，戴口罩是为了预防花粉。马上春暖花开，有些人的呼吸系统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
而在国内，2003年非典过后，突然紧俏的口罩很快便退出了公众的生活，几乎再也没有人关注口罩的价值。
直到2016年，遮天蔽日的雾霾终日像蝗虫一般驱之不去，城市的高楼大厦彷佛海市蜃楼般若隐若现，身边的同事不断讨论各种各样预防雾霾的口罩，我们才发现，原来素常使用的医用口罩并不能预防污染空气里的悬浮颗粒物，原来生产N95口罩还需要复杂的工艺。
也是在2016年底，北方大城市的上班族拖家带口逃往海南的碧海蓝天，短短几个月就使海南的房价翻了倍，以致当地政府不得不紧急出台政策限制购买。
只是为了摘掉恼人的口罩，像平常一样呼吸到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品味一下或者风轻云淡或者彩霞满天的平常生活，很多人就不得不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不得不到海南租房或者买房，被迫举家搬迁，逃离一个个烟锁雾罩污染严重的现代都市。
对于无法逃离的上班族而言，N95口罩几乎成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必备。每天出门前查考空气污染指数，又为我们本已沉重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新的负担。
但是，无论空气污染如何严重，无论周遭的环境如何恶劣，那时生活在北京，或者别的污染更最严重的城市，我们每个人都还有不戴口罩的自由，直到神出鬼没的新冠肺炎突然来袭的那一天。
至今没有人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新冠肺炎究竟来自哪里，它又逃到了何处。如同传说中的神仙，它突然而来，又飘然而去。
只是和神仙飘然而去的潇洒身姿不同的是，新冠肺炎留下的是死伤枕籍，残壁断痕，它带给人们的只有无情的隔离、肆意的伤害、冷酷的封闭、野蛮的驱赶和冰冷的死亡这些惨痛的记忆。
几年前，口罩突然之间成为待价而沽的稀缺物资。为了一个口罩，人们四处求援。因为没有口罩，有人被困家中，哭天抢地。
今天回想，我们倍感荒唐。因为疫情，一个稀松平常极其普通的口罩，一下子成了可以在国家间讨价要价的战略物资。
从封闭到隔离，从健康码、行程码到各种各样的清零，再到无处不在的核酸检测，口罩被俨然护身符一般的存在，被赋予了极其特别的价值。
没有口罩，不能进超市购物，不能去饭馆吃饭，无法去医院看病。没有口罩，不能乘坐公交、地铁，禁止进公园。没有口罩，不能下楼，甚至不能出门倒垃圾。
口罩，将人割裂为两个世界。戴口罩的，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没有口罩，寸步难行。而不戴口罩的，则可能面临被传唤、被殴打、被拘留的危险。
即便在空无一人的农田、旷野，假如你希望不戴口罩，大口呼吸久违的新鲜空气，也会遇到无处不在的提醒：赶紧戴上口罩！有时甚至会被野蛮对待。
甚至在自己家里，不戴口罩的，也可能会被粗暴干涉：“你为什么不带口罩？”
在很多人的眼里，戴上了口罩，你就会安全无虞。不戴口罩，你就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分子。口罩，就是每个人安全的证明。恰如曾经风靡一时的健康码。
时至今日，疫情封控、动态清零、健康码彷佛早已成为记忆模糊的久远过去，很多人已经记不起来几个月前被封闭在家的苦涩和辛酸。习惯性的选择性遗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满足。
要向前看，谁都有过不愉快的过去，何必对过去念念不忘，斤斤计较呢？不断有人这样告诫我们，提醒我们要有一颗宽容善良的心。
但身边无处不在的口罩大军却时时提醒我们，我们依然还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我们随时身处危险之中。
尽管疫情管控放开后病毒短暂爆发造成的巨大冲击曾经使我们猝不及防，甚而惊慌失措，但那段惊恐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口罩对于防范病毒并没有多大作用，戴不戴口罩和是否感染新冠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乘坐公交、地铁，工作人员不断提醒：请戴上口罩。可有心人发现，有关部门早就有规定，乘坐公交、地铁并不要求强制性戴口罩。但诺大的地铁车厢里，绝大部分人仍然严严地戴着口罩。
到单位上班，乘坐电梯，到食堂吃饭，甚而在公园散步，口罩依然是很多人标配，就像那个曾经被无数国人嘲笑的乌克兰演员总统泽伦斯基，他身上的军绿色T恤衫就是他的行头。即使是会见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欧盟主席，他也形象不改。
如今，口罩好像已形同很多人身体的一部分，无法分离，再也割舍不下。
没有了口罩，很多人觉得缺乏安全。没有了口罩，很多人顿时觉得恐惧，担心会被再次感染，甚至会有性命之忧。
至于口罩对于阻止病毒感染有多大作用，目前我们周围的环境是否还有病毒感染的风险，至于长期佩戴口罩是否会对身体，特别对呼吸系统、心肺功能造成损害，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佩戴口罩，很多人并不关心，那些呼吁佩戴口罩的专家却不置一词了。
这让我想起了满清国民无处不在的辫子。
清兵入关，华夏正统又一次被异族统治。满人要求汉人“剃发易服”，汉人必须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间做出选择。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汉人自古视头发如生命，剪发如砍头，剪发可以代偿生命。然而在满人血腥屠杀威胁之下，汉人虽屡有反抗，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满人的武力威胁，男人被迫留起了长辫。
从1644年满人入关，到1912年清帝退位，辫子又成了中国人标志性的发型。
然而，很多人早已忘记了辫子的由来，不再思考男人为何留辫子，是否有必要留辫子，能不能剪掉辫子。而是不假思索地把辫子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视为每个中国人的标配。
即使清廷灭亡多年，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仍然拒绝剪掉辫子。在张勋眼里，辫子是效忠清廷的象征。辫子不剪，他还是前朝的家臣。
我们可以说张勋糊涂，但至少他还明白辫子是满人的象征。不像很多后来还和他一样留着辫子，誓死不剪的汉人，他们不去考察辫子的由来，却想当然的认为，辫子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剪掉了辫子，便是数典忘祖。
有人考证说，1912年7月，清帝退位半年后，山东昌邑县发生了一起大屠杀事件，有一个村子，没剪辫子的村民把27个剪掉辫子的村民杀了。
也许，在那些没剪掉辫子的村民看来，剪掉辫子的同村村民就是数典忘祖的不屑子孙，就是罪不容赦的民族败类。
于是，留下辫子，便是留住了记忆和历史，留住了民族的荣耀和光辉。
直到1928年，当北伐军攻占了我们老家县城时，当地很多人仍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
他们却不知，当年自己的先祖誓死反对剃发留辫子，很多人甚至丢掉了性命。如今为了留住辫子，他们又不惜生命誓死反对。
很多时候，我们的历史就是如此荒唐。
他们留下的，只是杂乱不堪的历史垃圾，是不堪入目的野蛮暴力记忆。他们不知道也不相信，辫子本是被野蛮征服被屠戮留下的耻辱标记，是屈辱的象征。
善恶、是非，很多时候本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就可以分别清楚，但很多人却宁愿选择愚昧地盲从，而不愿遵从最基本的良知去判断、选择，以致自己在罪恶里越陷越深，不断重复着民族和个人的悲剧。
今天，摘下口罩也许没有当年剪掉辫子那么困难，毕竟口罩只是一个挂在耳朵上的外开物品。
但就像剪掉头上的辫子并不意味着就剪掉心里的辫子一样，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轻松摘下头上有形的口罩，但是否就能够轻松挪开为我们设立重重精神禁区，阻挡我们思考的无形口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