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那个寒意凛冽的春天，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
那是几近二十年前，空气清冷，迎春花还没有绽放，春节爆竹硝烟的气味还在空气中弥漫，疫情却几乎已在粤港和京城同时爆发。
不明原因感染和死亡的病例，已陆续见诸港台和海外的媒体。
从寒冬到初春，从阴暗的潜流，到2月公开的发布会，广东省统计在册的病例，已有300多例。
4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长在电视上仍然信誓旦旦，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
几乎就在同时，很多医护人员已因感染大面积倒下。而更早的时候，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因为感染SARS去世，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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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去了职务。
直到此时，春节后我自己所在单位如火如荼的处级干部竞聘活动才戛然而止。
外地援京的医护人员，风驰电掣般陆续来京增援。
漆黑的夜里，时时传来救护车凄厉的呼喊。
恐惧，令人呼吸急促。
朋友和同事不时紧张地交谈，前一天又有人被拉去了小汤山方舱医院。
那一年，我们称之为“非典”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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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恐怖的非典，像一个不期而至的幽灵，在春意萌生之时，它倏然而至。夏花尚未盛开，它却又悄然而去。
至今，我们尚不知道非典病毒来自何方。有人说是果子狸，有人说是穿山甲。
那一年，板蓝根卖断了货，一斤白醋可以卖出近百元的高价。
有些商家被油蒙了心，用棉花柴充当板蓝根，卖到了深圳，赚得盆满钵满。
非典远去了，但有关非典疫情的记忆却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
时至今日，回忆起那段痛苦的日子，很多人依然不寒而栗。
尽管凶险，甚而恐怖，但非典终究只是变换季节的匆匆过客。
非典侵蚀伤害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更是在我们心灵深处刀刻斧凿，留下终生无法忘却的记忆。
在流逝的岁月里，在贫瘠的记忆深处，非典的枝蔓偶尔还会放肆地生长，噩梦般缠绕着我们的灵魂。
它顽固地提醒我们，那一年的春天，曾经有很多人因为它而死亡。
还有很多人，因它致残，至今还在被它苦苦折磨，在困境中艰难挣扎。
这些人已沦落为时代的灰尘，无声无息，无人记起，甚至无缘成为变幻时代的模糊背板。
2020年，同样寒意逼仄的春天，非典远去之后的第十七个年头，疫情再次成为不速之客。
17年前的记忆清晰可辨。遗憾的是，今天早已不再是17年前，眼目充斥的，到处是逼人的杀气、麻木、冷漠。
这一次，隔离成了致命武器。口罩，第一次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空间隔离，心理隔离，精神隔离。隔离感染者，隔离和感染者接触的密接者，隔离次密接者。隔离老人，隔离孕妇，隔离刚出生的孩子，将病人和医院隔离，把农民和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田地隔离。
是否隔离，需要最有效的鉴别手段，核酸检测此时应声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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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间，几乎我们每个人的口腔，都被捅了无数次。出门核酸，回家核酸，连幼儿园孩子玩游戏也是核酸。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频繁的核酸检测。
古龙有武侠小说《七种武器》。但他从未想到，他所说的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离别钩、霸王枪等任何一种冠绝江湖的武器，都无法与核酸检测比拟。
去餐厅吃饭，到商场购物，乘坐地铁公交，回家进小区，上班进单位，核酸证明成为唯一被认可的通行证。
没有核酸证明，你无法乘车，不能外出购物，上不了班。没有核酸证明，你甚至回不了家，住不了宾馆，只能在小区外的草地上流浪。
没有核酸证明，你可能像上海那个八十多岁的阿姨一样，哪怕你想买的切面近在咫尺，你依然和它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距离。
当然，你想与马保国这样的大师比武，更是根本没有可能。因为，没有核酸证明，你出不了门，层层设伏的检查站就已经把你消灭于无形。
没有核酸证明，即便你的钱在河南村镇银行不翼而飞，你也无计可施。甚至对方只要远程给你健康码赋一个红码，你就已被瓮中捉鳖。
也许可说，核酸检测是威力远远超越古龙七种武器的第八种致命武器。
于是，为了获得第八种武器，有人弄虚作假，不惜铤而走险，想方设法获取资源，上报虚假的核酸证明。
有人敷衍塞责，为了向上交差，打着核酸检测的名义，层层设置关卡，将民众时间和精力折腾殆尽。
如果拥有第八种武器，岳不群也许根本不需要自宫练习葵花宝典。第八种武器，变成了某些人手中招摇过市的道具，威吓他人的幌子。
2022年7月，我从北京到北戴河，亲眼见证了核酸检测的威力。
核酸的威力，我心知肚明。因此，早在出发前一天，我就提前做了核酸检测。
北京到北戴河，走京哈高速，仅有248公里，开车只需两个多小时。
我下午4点出发，6点半就到达北戴河高速出口。抬眼一看，收费口前排队交费的车辆，不到10辆。
半个小时内，应该可以赶到宾馆吃饭。我暗自窃喜。
然而，我却没想到，这区区20米，却花费了我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
3个小时的时间，就是等待核酸检测。
在酷热、焦急和无聊中苦苦煎熬，9点多开出收费口，还要排队等待核酸检测。
等待检测的人，挤成了一锅粥。插队的，争吵的，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的人流，根本不像在做核酸检测，更像是在集贸市场抢购货品。核酸要求的2米安全距离，完全成了一个摆设。
“我们在北京刚做了核酸，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做一次？”看着检测人员慢悠悠的操作，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我们这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她的回答象清风飘过，对我的问题早已见怪不怪。
至于如何不一样，每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一清二楚。每年的夏季，这里的常规安全检查，也许超过国内任何一个城市。
捅嗓子，交单子，看到盖章的核酸检测证明，检查人员终于对我们放行。而我的身后，很多人还要和我一样，继续等待三个小时，进行核酸检测。
面对十几个收费口排队的车辆，核酸检测只安排了两个人。扫码，查验秦皇岛健康宝，检测，检测人员忙得不亦乐乎。碰到一个手续不全的，或者不太会操作的，就要花上5—10分钟。3个多小时的排队时间，就是这样层层叠加出来的。
至于结果如何，已经无人问津。
在北戴河、黄金海岸，我开着车，去老虎石公园，去鸽子窝，在海滩散步，看大浪淘沙，去饭店吃饭，超市购物，从未碰到要求查看核酸结果。
两天之后，我踏上了返程之旅。
我的微信小程序“秦皇岛健康宝”上面清楚地显示着朋友的核酸检测绿码提示，“7月23日13点”。我们一起乘车，一起检测，我想，我们应该都是同样的结果。
25日上午9点半，我从北戴河出发，两个小时后我就到达了北京检查站。
停车、开窗、交身份证。警察面无表情，严格审核每一项内容。
“行驶证！”我取出行驶证。“打开行程卡！”我打开微信行程卡。
“没有你的核酸证明。前面150米掉头，找警车领行驶本和身份证！”警察言简意赅。
“怎么会没有核酸检测证明？我在北戴河出高速出口就做了核酸检测，这是盖章的检测单。”我非常生气。
可警察只看健康宝里的检测结果。
我切换到“秦皇岛健康宝”里我的页面，上面的“核酸检测”事项里红色字体标注着“核酸未检测”，旁边有个醒目的红X。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做了核酸检测，可显示却是“未检测”。
我费尽心力，苦口婆心，警察根本不为所动。
无奈，在掉头返回河北的高速入口处等了半个小时，我找到警察取回了身份证和行驶本。
“高速原路返回，最近的核酸检测点在香河，去那里做核酸”。
除了原路返回河北，近在咫尺的北京是回不去了。
到底谁把我的核酸检测弄丢了？
我找到北戴河防控办电话0335-4186322，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的检测结果上传。他说你别急，我给你医院的电话，你问问他们。
我打电话给医院。接电话的大姐查了半天，对我说，“这里没有你的信息，你打给别的医院吧，看看是不是他们检测的”
按照她提供的电话0335-4186309、0335-4186301，我打了近一个小时，要么无人接听，要么总是占线。
难道我的核酸检测就这样无缘无故被风吹走了？
我决定打秦皇岛12345市长热线投诉。
秦皇岛虽是弹丸之地，市长热线电话却是热得发烫。我打了半个多小时热线，电话那头却总是温柔地提醒我：“继续等待轻按1，不再等待请挂机”。
投诉无门！有家不能回！
因为没有核酸检测结果，我只能在河北大地上徘徊。
炎炎烈日，无奈之下，我只好跑到燕郊，找到一个医院做了核酸。
晚上十点钟，拿着下午做的核酸结果，漂泊了10多个小时后，我才通过了北京的检查站。
疫情改变了世界，病毒重新塑造了人类历史。
提起瘟疫，我们总是会想起疯狂肆虐欧洲的黑死病。短短几十年间，它就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
在更早前的公元6世纪，鼠疫的大流行几乎影响了全世界，君士坦丁堡损失了40%的人口，鼠疫直接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退。
回到我们号称医学发达的中国，东汉末年，肆虐的饥荒和瘟疫引发了黄巾起义，直接导致了军阀混战，东汉人口从高峰期的五千多万，一下锐减到五百多万。
多少人死于瘟疫，多少人死于战争，历史没有记载。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段历史，只有曹操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以作为旁证。
没有确切的数字，并不意味着因瘟疫而死的人数就少。有了确切的数字，未必就是死亡人数的真实记录。
人类天性喜欢说谎、欺诈，留在史书上，载诸报端和媒体的数字，未必可信，反而往往存在很大的水分。
有些人不愿后人知晓历史真相，甚至干脆学起了秦始皇，索性一焚了之，将所有于对自己不利的档案记录扔进了火炉，化成了灰烬。非饥荒饿死多少，非战因素残害致死多少，永远都是一个无法揭晓的谜。
好大喜功者总是夸大其词，编造历史，把子虚乌有的故事写进史书，混淆视听，迷惑天下。而真实的历史，常常堆砌成了伟大历史创造者脚下的累累白骨。
人们害怕的并非疫情，而是疫情之外的东西。引起人们恐惧的，是疫情揭开之后的真实世界，是疫情背后的精神病毒。它毒害精神，腐蚀良知，不仅戕害人类的生命，剥夺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同时让人的灵魂残缺不全，污秽不堪。
在很多人看来，疫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它总有消失的那一天。更何况，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引发疫情的病毒已被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早已今非昔比。
但有些人害怕的，并非疫情，而是构筑疫情防控的心理和精神体系猝然崩盘。心理和精神体系赖以维持的，往往是全能社会的神话，和大一统的社会稳定。这个貌似强大的超稳定结构一旦破裂，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一样的灾难性崩塌。
我想起了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历史寓言电影《地下》所讲述的故事。
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马高和小黑，这两个英勇抵抗法西斯的战士却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马高将小黑和其他抵抗者家属带进了地下室，自己成为地下室和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二战结束，马高作为铁托的战友，身居高位，一边撰写战友小黑牺牲的回忆录，一边编造谎言，借口二战还未结束，让地下室的人们继续为马高生产武器，给他们投喂狗粮。
地下室的人时刻生活在被德国法西斯继续侵占的恐惧之中，他们把马高视作自己的恩人和救星。在信息被绝对屏蔽的空间里，马高享受着抗击侵略的伟大战士和领导人的荣耀。
外在敌人越是凶残，越是需要在内部构筑强大的防线，越是需要伟大战士和领导的出现。而马高这样的伟大战士和领导者地位的维持，需要的是绝对的信息屏蔽，和时时翻新的谎言。
当一群人脱离整个世界，组成一个与其他人绝缘的封闭社会，谎言就会将他们牢牢控制。
外面的世界危机四伏，纳粹德国一直在进攻，甚至攻击到了社会主义大本营莫斯科的城下。他们生活的地下室，这个封闭空间，才是唯一安全的世界。
没有天空，失去自由，大家生活在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公共社会”，在天花乱坠的谎言里，他们自觉幸福无比。
在封闭的地下室里，谎言不仅制造了恐惧，也创造了虚幻的欢乐。他们伴着谎言出生，在欺骗中长大，从青年变成老年。他们的命运被谎言掌管，在迷幻的想象世界里走向生命的终点。
当人们适应了谎言，认知因为谎言而改变，当真实的世界突然呈现眼前时，他们首先感到的是恐惧，想到的是逃回封闭的地下世界。
和地下世界的人们一样，很多时候，人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逃离谎言，改变认知，勇敢面对真实的世界，不被虚假的幻想所迷惑。
如此，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尊严。
撰文 | 蒋效中
编辑 |Ke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