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诗篇72:13
今天,如果我们身边还有人因为贫困而离世,将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和耻辱。
从破旧的南苑机场搭上飞机,几个小时后在库尔勒落地,再换乘长途汽车。魁梧的汉族司机站在汽车门口,用浓郁的新疆口音高声叫喊:“阿克苏!阿克苏!”
晚上七点,我们坐上长途大巴。窗外一片漆黑,汽车在单调乏味的戈壁滩上一路向西。
我躺在卧铺上,听着旁边此起彼伏的鼾声,时梦时醒。黎明时分,终于到了阿克苏。
天空灰暗,空气中时时飘着尘土,呼吸总是有些异样。马路上,环卫工人不时从热水桶里拉出墩布,一丝不苟地擦洗着路肩。那时,我才知道,阿克苏还是全国卫生文明城市。
几天后,我来到附近的马扎。市场内,少数民族的各色衣物鲜艳夺目。
马扎外面,三三两两的乡下农民赶着马车,怯生生地来到城里购物。他们尘土扑面,衣服破旧,和天空一样灰暗的衣服,有的还打着补丁。
在上午灰蒙蒙的阳光下,那破旧的补丁,像一个个高高挂在树枝上的风筝,迎风飞舞,格外刺眼,令人无法躲避。
二十年来,想起阿克苏,我总是会想起那些尘土扑面的老乡们,想起他们破旧衣服上的那些补丁。
2001年,说起农民,单位的一个大姐激动地说:现在的农民都有钱了,家里都盖楼了!
上世纪90年代,刚修好的京九铁路穿村而过,从早到晚,常有火车呼啸而去。村边不远处的高速公路正在规划,不久就要开工建设。
可回家的土路依然坑洼不平。雨雪来临,积水遍地。道路泥泞不堪,崎岖难行。
为了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村民把自留地的沃土卖给了砖窑场。几年间,十几个砖窑场拔地而起。砖窑场,成了当地政府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
他们没有卖血,幸运地躲过了令人恐惧的艾滋病。他们只是卖掉了赖以为生的肥沃地土,将平坦的农田变成了沟沟坎坎的洼地。
年轻的,很多跑到张家港、昆山打工。年龄大的,有的去了当地砖窑场,有的去了外地建筑工地。
我的堂哥,2000年之后来到北京,在地铁工地开起了吊车。春节回家,他去市场买了几斤猪肉肥油。
城里人担心的是肥胖,不爱吃肥肉,猪油更是无人问津,几块钱一斤也是门可罗雀。
堂哥有一个梦想,“我再干几年,等到我挣够十万块钱,我就可以回家吃利息养老了”。
他不知道,在北京城区,十万元还买不了一平米的房子。
20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见过她一次,不久她就病倒了。先是说糖尿病,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小坑。后来只好回到老家,很快便卧床不起,吃不下东西。
大医院看不起,家人只能到医院给她抓些药,给她看看中医。
无力医治,回家等死。很多年来,这一直是很多农民的命运和归宿。
请人帮忙,首要条件就是管饭。管人吃饭,是最大的福利。
村里有人外出打工回来,邻居们常常会问:“在外面能吃饱吗?”
1988年我读大学,放假回家,村民们照例要问:“学校能吃饱吗?”
后来,我到了北京,毕业工作,老家来的人不再问我能否吃饱,而是诉说自己遭遇的公权伤害和司法不公,找我帮忙上访、维权。
我从来没想到,进入新时代,还有人把丰衣足食当成梦想。
直到2020年,贵州大学生吴花燕那首叫《远方》的诗,我又想起了当年乡亲们问过我的话:在学校能吃饱吗?
最后,我将回到云贵高原,
在贵州最高的屋脊,
种上一片深蓝色的海洋;
在那里,
会有一艘丰衣足食的小船,
带我驶向远方。
在这个很多人担心营养过剩的时代,吴花燕无疑是一个另类般的存在。
十余年来,她一直靠低保生活。大学尚未毕业,就开始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但相对于她的不幸身世和悲惨离世,当下大家更关心的,是几个募捐平台借助公众的同情和眼泪,募而不捐的公开欺诈。舆论潮头几经转向,最后聚焦于9958和某视频捐款平台。
而吴花燕事件,有关吴花燕自己的身世信息,在各方质疑声中,似乎慢慢偏离了焦点。
吴花燕去世后,贵州医科大学发布信息,确诊她是死于老年综合症(HGPS),一种先天遗传性疾病,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贵州有关政府部门和吴花燕所在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也发布信息,公布了多年来对吴花燕的经济支持和帮助数额。
多方汇聚的信息正在形成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吴花燕似乎并不缺乏。
一个不缺乏的吴花燕,一个死于不治之症的吴花燕,让很多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轻而易举地解除了有些机构和人员的罪责。他们终于逃脱了公众的讨伐。
当贫困和死亡一步步逼近吴花燕时,他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一直向吴花燕伸张着热切的援助之手。
也许,吴花燕确实并非一些报道所说的那么缺乏,她在成长过程中的确接收到了各方很多帮助。
当她从小身体发育迟缓,高中身高仅有1.35米,高三头发狂掉时,是否有人关注过她身体的异常,对她施以援手?
当她住院前脚部已经浮肿,走路几十米已经非常吃力,身边是否有人觉察到了她的异样,感受到了她的艰难,帮她寻求医疗救助?
同样是吴花燕,在医院里,她面对镜头,流着眼泪说:“别人没钱了,可以向父母要;我没有父母,不知找谁要”。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公布的吴花燕的校园卡消费记录显示,她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平均花费为早餐2.82元、中餐6.19元、晚餐6.24元,偶尔会吃一顿夜宵。
吴花燕每天的餐饮消费总额为15.25元。我不知道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的饭菜价格,吴花燕的消费标准属于什么水平。
也许贵州的物价水平比很多大城市低一点,但也不会低太多。
因为就在2019年10月,习水县早餐店曾经因为牛肉粉从8元涨价到10元,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盛华职业学院位于惠水县,距离省会贵阳市不足100公里,物价水平应该不会低于远在遵义北部的习水县。
习水县一碗牛肉粉尚且需要8元,吴花燕每天15.25元的餐饮标准,能吃到什么样的饭菜,可想而知。是否能够满足她身体的营养需要?
如果她经济上不贫困,她不会在镜头前说出这样凄苦,让人心碎的话语:“别人没钱了,可以向父母要;我没有父母,不知找谁要”。
更何况,为了完成大学学业,大学期间,她还申请了助学贷款,这需要她毕业后挣钱偿还。
如果她经济上宽裕,高中期间当发现自己身体变差,“头发狂掉”,吴花燕就会警觉,及时就医诊治,而不是拖到大学三年级。
当同学看到她身体极差,走路已经困难,强行把她背到医院,医院告知她心脏需要手术,手术费用高达20多万时,吴花燕的第一反应是放弃治疗回家。因为她根本无力承担这么高昂的治疗费用。
夺去吴花燕的生命的,不仅仅是罕见的疾病,同时还有可怕的贫困。
正像中国青年报文章所言,对于最后日子的吴花燕来说,最困难的还是钱。
她并非不缺乏,只是自尊的她不想自己形象变得“如此不堪”。
因为吴花燕是一个父母双亡、身体残疾的特殊病人。她不想自己因为残疾,因为贫穷受人歧视。
在病人眼里,这等同于对自己的羞辱。相对于贫穷,他们格外珍视尊严。
对很多来自底层的病人而言,寻求募捐,常常需要格外的勇气。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要面对社会的歧视。
我们认识的一个癌症病友,家在安徽农村,几年治疗下来,已是贫困交加。有人劝她到募款平台寻求支持,她拒绝了。
她说,我不想到网上筹钱,不好意思,我不想让孩子看到了觉得丢脸。
同样贫困,同样被疾病折磨的吴花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非常担心的是,如果公开自己的贫困状况,会不会伤害到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有人伤心的说,吴花燕的离世,让他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而吴花燕却是生活在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人。
今天,国家有关部门说,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这几天,各地贫困人口相继脱贫的新闻也接踵而至。
就在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朋友的朋友圈,又看到了身穿补丁衣服的老人。那些衣服上的补丁,在耀眼的阳光下,格外刺眼。
看到很多富豪令人瞠目结舌的奢华生活,有些人常常会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看到吴花燕的悲惨遭遇,不知道有些人会不会说,“富裕和冷漠像脂油一样蒙住了我的心灵”。
今天的世代,我们缺乏的不仅是金钱,还有爱与怜悯。很多人面临的,不仅是物质的贫困,更是灵里的匮乏。
吴花燕的悲剧,不仅是吴花燕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