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6 11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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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唐说|教师节:我所经历的各色老师

老师,自古备受尊崇。所以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先师孔子还被历代奉为圣人。只是举国疯狂的年代,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孔老夫子还是被掘了坟。


自我记事到上小学,我总是把老师当成“先生”。想象中,先生们总是一袭长衣,手不释卷,悠闲地踱着方步,谈吐中透着文雅。


等到了入学读书,再到长大成人,我才发现,我大错特错了。我先前印象中的“先生”,都是说书先生的误导。




1


读书时,文革还没结束,但打老师的事情从没发生。毕竟,在目不识丁的农民眼里,能读书识字,至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七岁时,我到村里读小学。


夏天时节,我们光着上身,笑嘻嘻地跑到学校报名,进行面试。老师并不严格,让我们数数,从1数到10,顺利数完,就算面试通过了。


我1976年秋天入学,开始读小学一年级。板凳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课桌是几块泥坯(读pei)垒起来的。


老师姓陈,30多岁,高高瘦瘦,是民办教师,来自前面村子,一边种地,一边教书。


陈老师脾气很好,他非常喜欢孩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懂儿童心理学,也很会教书。


他将每个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都变成孩子们熟悉的动物、物品,比如把2说成“鹅”,把7说成“镰刀”,我们一下子都记在了心里。


第一次上学,对学校有种难得的好感和新鲜感。我们也常常去陈老师家里找他,看着他和妻子、两个女儿一起吃完饭,然后欢快地跟着他一起到学校。


我们村的小学只有四年级,小学五年级时我转到别的学校读书。不久我原来的小学合并,要求民办教师考试通过才能上岗。陈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未能通过考试,于是他们告别了教书生涯,又回归了原本的农民身份。


陈老师是我上学后的第一位老师,只教过我一年。虽然他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也没有令人记忆深刻的故事,但他用自己单纯的爱心,培养了一个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很多年之后,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和怀念。


几年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陈老师由公社的社员又变回了自力更生的农民。他家的田地,临近路边。我中学住校,周末去学校,每次都要经过陈老师家的田地。我常看到他一家老小,在地里汗流浃背地辛苦劳作。

每每看到他,和他打个招呼,我都会想起曾经的甜蜜回忆。


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陈老师是否依然安好?



2


和陈老师爱心充盈不同,我后来遇到的小学老师几乎都有同样的脾性:爱打人!


有的用手打,有的用脚踹。有的用棍子打,有的用树的枝条抽。经常见到一根麻秆兜头盖脸抽向孩子,刹那间断成了几截。柳条过处,被打的孩子身上竖起深深的红色伤痕。


打学生,似乎是老师们证明自己的一种存在方式。课堂上经常见到老师拳脚相加,棍棒上下翻飞,甚至连学校老师自己的亲属也不能幸免。我所在的班,就有两个同学的哥哥是本校别的年级的老师,我们班老师对他们下起手来,也是毫不留情,一点都不见吝啬。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女老师,她打人方式简单粗暴,从来都是直接扇耳光。大庭广众之下,犯错误的孩子在讲台上一字排开,她左右开弓,轮番上阵,孩子常常被打得晕头转向。好在她打耳光的都是男孩子,记忆中好像没有女孩子受过这样的羞辱。


被打的孩子其实并没有犯过什么严重过错,多半是上课调皮捣蛋,上课迟到,没有按时完成作业之类的小事。


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学习成绩好,小学时我很受老师器重,一直让我担任班长,所以几乎没有挨过打。


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小学四年级时我差一点就被打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老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听我汇报功课。我还没说完,他突然一把捏住我的肚皮,拧了起来,直疼得我龇牙咧嘴。


眼看就要加重刑罚,我赶紧解释,他这才住了手,责怪我说:你怎么不早说?


我至今不明白,这些老师怎么会舍得下这样的重手?尤其是那个喜欢扇耳光的女老师。虽然她对我很好,但我每次想到她恶狠狠地甩出耳光的凶残样子,都觉得不寒而栗。


看到网上传出的洛阳“男子20年后打老师案”,我很为当年挨打的那个学生不平。老师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未成年人残忍施暴,他何曾考虑过对一个孩子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对于过去曾经伤害过的孩子,他是否欠学生们一个道歉?法律是否应该追究施暴老师的责任?



3


读中学时我开始住校,老师也由民办教师换成了公立老师,打人的事情逐渐成为过去。先前凶神恶煞般的老师形象逐渐变得温和起来。


我的初中学校建在一个盐碱地上,以前是个高中,后来高中合并撤销,变成了初中,高中老师沦落为初中教师。我初一的班主任是个老右派,姓付,那时他刚平反不久。做了几十年农民,突然又变回教师身份,他很不适应,总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对于管理学生,他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总是趁着晚上时间,背着双手,颠起他一条有点跛的脚,蹑手蹑脚,顺着墙根,悄无声息地溜到学生宿舍门口,偷听学生聊天。然后突然闯入宿舍,将犯错的学生当场擒获。


老实说,我很不赞同他的做法。拿学生当贼防,对学生缺少最基本的信任,用反右那一套做法对付学生,确实有点上不了台面。这一点,他甚至连我的小学一年级陈老师都不如。


和我们班主任付老师不同,二年级班主任Z老师是一个帅气的年轻男老师,我从未见过他对学生发过脾气,学生们却似乎对他言听计从。


他对教学似乎有种本能的热爱,在读书还算奢侈的八十年代初,他找来《三国演义》,晚上在教室里点起汽灯,为学生们大声朗读。


几年前在微信上我又遇见了Z老师。他已退休多年,因为脑溢血身体大不如前。只是几十年后再见到的Z老师,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英气勃发的年轻语文老师。他经常在中学同学群里转发信息,内容多是对当下社会的不满,对文革时期生活的怀念和向往。


令人惊异的是,抱有这种想法的并非他一个人,后来进群的另一个班主任,几乎是在重复Z老师的想法。


他们都是身在农村最基层的乡村教师,有的终其一生都在教书育人,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他们最接近底层百姓,甚至他们自己也是底层百姓。按常识推断,他们都深知百姓疾苦。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思考造成他们当下困境的原因?为什么会希望回到绝大多数人食不果腹、安全无法保障的过去?



4


也许农村教师孤陋寡闻,身在信息发达的现代都市,可能就不会抱有这样的想法。相反,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时代,有的人如鱼得水,混的风生水起。


我的一个高中班主任,很早就离开了教师岗位,转行从政,后来当上了县里的局长。也许经济窘迫的教师生涯给他留下了太多痛苦的回忆,局长任期内,我的班主任老师对金钱有了过多盘算。还不到退休年龄,因为任上经济帐目不清,他就被早早免职,开始了自己的“寓公”生涯。


我的高中老师,像他这样转行从政的还有不少。离开教师岗位,有的突然发现自己的从政天赋,于是长袖善舞,八方通吃,官越做越大,很快成了一方大员。自然,也有像我的局长班主任那样半路下车的失意“浔阳客”。


在遥远的八十年代,教师工资经常被拖欠,有时一拖就是半年。收入微薄,颜面不保,转行离开就成了很多教师的第一选择。


有执意离开的,也有坚持留下的。心怀二念的,有的成了万人仰慕的成功人士,也许早就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教师生涯。而因为热爱教学坚持留下的,却未必能得善终。


就在十几年前,县领导希望我的高中母校搬迁,将原校址开发房地产。我的高中校长因为拒不同意县领导搬迁的要求而被免职,学校师生一时群情激愤,在两会期间上街抗议,一下子演变成了全国瞩目的新闻事件。


县领导被迫让步,学校不搬了。然而,深受学生喜欢,热爱教育事业的校长因为公然抗命,得罪了领导,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




5


我原本以为,人之所以目光短浅,多是因为被穷乡僻壤、信息闭塞限制了眼界。到了人才荟萃的大学,见多识广的教授们一定会为我们开启一个新世界。


然而进了大学,见识了色彩各异的老师,我才发现这都是我的偏见。


有一位老师文革时在京城曾经很是风光,改革开放他被打回地方大学教书。每次上课时他几乎都要提一下自己的光辉政治生涯。这样说,他也算是“落魄政客”。在政界、学界往返穿梭,这样的故事在民国时期屡见不鲜。


然而,和他的“辉煌历史”不成比例的是,他讲课实在是乏味至极。

站在讲台上,他上课时时常头也不抬,兀自照本宣科。一边煞有介事地在空中挥舞着手势,一边紧盯讲稿,不紧不慢,抑扬顿挫地念着讲义。听着台上装模作样、索然无味的“发言”,我猜想,这个讲稿的寿命应该至少在五年以上了。


即便讲稿如此长寿,有的“老革命还是遇到了新问题”,因为他们离了讲稿根本不会讲课。或者说,这些老师只是讲稿的播音器、传声筒。到底谁是老师,似乎成了一桩罗生门式的悬案。


我的一个大学教师,出门到别的城市讲课。下了火车,正赶往讲课地点,突然发现自己的财物被盗,其中就包括上课的讲稿。


惊慌失措的他赶紧给对方打电话,说自己家里出了急事,这次上课只能临时取消。


这样的大学老师又有多少,我不得而知。我知道,有的老师从来没发表过一篇像样的论文,却忙于参加各种社会事务。他关注留意的,是学生们在校内媒体上的豆腐块新闻,而不是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和兴趣。


我曾经和我爱人多次讨论过大学教师收入待遇的问题。作为大学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她认为当下老师待遇太差。


而在我看来,教师作为一个职业,我不会按照民国时期的大学老师标准要求他们,毕竟目前确实没有那样的环境和收入待遇。但教师作为一个职业,要有起码的职业操守,有基本的敬业精神,至少要有基本的良知,即便做不到“传道授业解惑”,至少要讲真话,不能欺骗、误导学生。

可惜很多时候,这些都变了味。



6


我的不少朋友、同学也在大学教书,有的还是校领导,他们中间很多人也早就评上了副教授、教授,有的还是硕士、博士生导师,甚至带上了博士后。


几年前,我在朋友圈转发一篇谈论历史的文章。我的一个在重点大学教书的同学很快给我留言: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我很纳闷,问她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难道讨论历史追索真相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没有历史真相,就谈不上历史虚无主义。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只是一顶随时可以扣在别人头上的帽子而已。


闻听此言,我的同学马上把我拉黑,将我踢出了她的好友圈。


离了讲稿不会讲课的,我们可以说他尸位素餐,误人子弟。滔滔不绝,口吐莲花的,也许是误人子弟的另一种类型。只是他们喜欢强词夺理,以假乱真。可怕的是,有些人痴迷其中,误认为自己就是绝对真理。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学校,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普遍。


这让我想起了在人大读书认识的宗教学大家方立天先生。

1994年,方先生已年过六旬,却仍然几乎每天都要泡在图书馆8个小时。我去旁听他的课,毫不掩饰我对他的仰慕之情。方老师却毫不在意,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唉,不过混碗饭吃!

那一刻,我惊诧不已!


作为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很多人像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名声,严密包裹,层层包装,生怕有人玷污。而方先生对此却毫不在意。


如今,方立天先生早已作古,他的音容笑貌却宛如昨日。


时至今日,幼儿园老师虐待孩子、小学教师对学生施暴的新闻仍时有发生,高校学生被迫为导师打工无法毕业被逼自寻短见的有之,学生告导师剽窃自己研究成果将其告上法庭者有之,编造故事骗取国家科研课题基金的有之,教师因为言论被学生告发停课甚至离职的亦时有所闻。


学校,本就不是一方净土;教师,也只是一个职业。洪水滔滔,泥沙俱下。受制于种种条件,教师们远远担负不了灵魂工程师的重任,更多的,只能是有限知识的传递。

正像方立天先生所言,它不过是一个谋生的饭碗而已。也许只有对教师这个职业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归本源,我们才不会太过失望,教师这个职业也才能赢得社会更多的尊重。

注: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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