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这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著名演讲《我是一个柏林人》中，被广为引用的经典片段。
在可资回忆的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围墙莫过于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深夜，万众瞩目之下，这堵曾经举世闻名，令人一度神经窒息的墙轰然倒塌。阻隔东西德人民自由往来的高墙沦为了尘封的历史。
一个时代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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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无形的“铁幕”形成，冷战时代开始。柏林被人为划归美苏两个阵营，为东西方分别治理。
但“铁幕”阻挡不了人民奔向自由的脚步。十几年间，约有250万东德居民逃往西德，其中许多人通过西柏林前往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
大量居民的逃亡使东德高层恐惧，也使赫鲁晓夫“我们将埋葬你们”的预言沦为世界的笑柄。
出于深深的恐惧，在1961年8月13日的深夜，一堵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在东西柏林间突兀竖立。柏林被粗暴地分割成自由、极权两个世界。
柏林墙，是东西方对峙的象征。它更像一个坚固的牢笼，将东德人民的生活禁锢的密不透风，无法自由呼吸。
秘密警察、柏林墙，是东德最著名的两个政治符号，在严密的监控下，东德人民开始了自己的囚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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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高度不过3-4米。为了翻越这堵恐怖高墙，很多人不惜生命，付出了死亡的代价。
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翻墙者就与保护这堵高墙的人展开了惨烈较量。他们誓死不悔的决心，给悲壮的翻墙行动做出了最生动的注脚。
为了翻越这堵窄窄的高墙，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翻墙者穷尽智慧，尝试各种办法。
而保护高墙的人，则建起了瞭望塔、混凝土墙、反车辆壕沟，配备了机关枪，开放地带甚至埋上了地雷。
为了对付翻墙逃跑者，东德政府穷尽心思，不惜代价。 在倒塌前的28年间，共有75000人因为企图逃亡被监禁，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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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柏林墙的倒塌前后东德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电影《再见列宁》、《窃听风暴》都曾有生动呈现。
墙的另一边，人民自由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被当权者剥夺，不同意见被禁止，公众言论有了标准化的模版，谎言被高大上的语言编织成了真理，真理却被诬蔑为异端。
高墙的维持往往靠的是强权和欺诈。看似幸福美好的生活背后，其实是匮乏的物质供应，强作欢颜的笑容下面，隐藏着战栗恐惧的灵魂。生命被肆意蹂躏，尊严被粗暴地踩在脚下。
社会日趋僵化，人民情绪越来越沮丧，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逃出这令人呼吸窘迫的黑暗牢笼。
在电影《窃听风暴》里，维斯勒是个秘密警察，属于东德十万史塔西队伍（东德秘密警察）中的一员。他对知名作家德莱曼进行几乎无孔不入的监听，却借此唤回了维斯勒的良知，复活了他完全的人性。
迫害正直人士的秘密警察摇身一变，从令人战栗的魔鬼，化作了社会良知的保护神。
可惜，这样神奇的转变只是影视剧中的场景。现实往往格外残酷，上演的多是血淋淋的迫害和杀戮。
柏林墙倒塌时，维斯勒正在地下室拆信。听闻柏林墙倒塌的消息，面无表情的维斯勒一言不发，径直走出了他工作了4年之久的地下室。
我们无法了解，维斯勒沉默、僵化的表情背后，究竟是兴奋、狂喜，还是心酸、痛苦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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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是有形的墙，这条阻隔自由的墙因为邪恶的动机而建。但不到三十年，它便灰飞烟灭。
翻越柏林墙的人，为了逃离极权的牢笼，摆脱政治的迫害，获得身心的自由。
和柏林墙这种有形的墙不同，世上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无形的围墙，横亘在人类思想的世界里，使生命停滞，空气无法自由流动，灵与灵失去连接，绿洲被野蛮地蹂躏成了人迹罕至的荒漠。
同样发生在德国，纳粹德国极权体制树立的，就是一堵令人恐怖的无形高墙。
希特勒统治下，禁止民众接触外部世界，禁止表达任何不同意见，必须绝对一致。法定权利被剥夺，开会时每个人都必须喊“希特勒万岁”，神秘的恐怖手段笼罩着表面情绪高昂的死寂社会。
独裁者表面上常常过于自信，却都对自由思想充满了恐惧，因为思想的力量比所有的迫害手段都更加致命。
他们挖空心思要建一堵无形的高墙，将人民囚禁在里面，使国家变成牢笼，表面自由的民众沦为无法动弹的囚犯。
元首下令，不许谈论纳粹高官们过去和现在的私生活。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了：“奚落元首罪”的处罚由先前六个月的监禁变成了砍头。
纳粹的历史，也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区，只有瘸子戈培尔掌握着帝国历史的话语权。
领袖的意志成为宇宙真理，所有的反对派都成了诛讨的罪犯。“如果你不做我的兄弟，你的头脑就要落地”，成了新秩序下很多人的人生准则。
第三帝国极力维持没有不同意见的大众群体，个人必须放弃在国外旅行和生活了解到的一切，拒绝随波逐流的人被洗脑的大众排斥，任何胆敢坚持原则说“不”的都会被消灭。谁敢怀疑他们，他们就砍谁的头。
伟大的时代常常会发明出一套崭新的庸俗话语体系，领袖会有“元首”这样新的称谓。语言暴力充斥社会，颠覆性的新价值观应运而生，破坏被赋予了积极意义。
在疯狂的追随者眼里，这意味着旧的锁链被打碎了，旧世界被抛在了身后。
出身卑贱的领导人都有了高贵的家谱，随行人员出现了身世显赫的人，即便粗卑的道德也彻底堕落了，人们对欺诈和抢劫司空见惯，甚至兴奋不已，歌颂领袖的文艺作品到处传颂。灵魂沾满了垃圾、污水和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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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教育培养了崭新的下一代，仇恨是他们的标签。如果你不仇恨什么，你就不够爱国。
他们充满了对外国的仇恨，对不同意见的仇恨，野心勃勃的“爱国者”活跃在社会各个舞台。
平素理性温和的民众突然变成了暴怒的匪徒。
在纳粹德国，十几岁的孩子政治上谴责父母，用斧头砍向自己的父母。为希特勒癫狂的妇女，甚至激动地吞吃希特勒曾经践踏的沙土！
纳粹信奉无神论，否认灵魂的存在，他们却要所有人开会时高呼“希特勒万岁”，构建一个全世界都要进行偶像崇拜的邪教。
希特勒这些独裁者的真实内心，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样：
“所有人都成了奴隶，（他们）受奴役的程度相差无几。每个人都属于众人，众人属于每个人，这样就实现了伟大的平等。为此，首先要降低教育、科学、智力的水平。只有大知识分子才能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学水平，所以他们没有用。大知识分子破坏多，建设少。应该流放他们，处死他们……”。
对很多人特别是读书人而言，活下去，是一种需要勇气的事，需要格外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
在这样的时代，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醒者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煎熬。他们不害怕殉难。他们面临的，不仅有嘲讽、迫害，更有常人难以忍受的灵魂里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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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自由呼吸的新鲜空气。
尽管纳粹在每座镇子和村庄都有“居委会”，无论白天和黑夜，居委会的检查人员都能破门而入，有权占用人们的生活空间。
但饱受恐怖统治伤害的民众已经开始逐渐觉醒，很多人通过收听盟国的电台了解战事进展。透过重重迷雾，盟国的电台穿越了纳粹厚重而坚固的围墙。
收听“敌台”的不只有德国人。
1964年，“宫廷政变”后的赫鲁晓夫成为一枚平头百姓，坠落后的他看到了真实的社会，体察到百姓生活的艰辛。赫鲁晓夫开始每天收听美国之音和BBC——这两个他在位时特别指示要干扰的敌台。
很快，曾经的苏共最高领导人转变成为一名体制的异议者。翻墙偷听敌台的同时，他还偷看“禁书”——都曾被他定为反动书籍。赫鲁晓夫开始撰写回忆录，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忏悔。
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却被苏联当局列为禁书，禁止在苏联出版，有人甚至迫使他交出写完的回忆录。赫鲁晓夫从翻墙偷听敌台中获得海外线索，在他当年批判和收拾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终于将书稿偷运到美国出版。
赫鲁晓夫转变为翻墙偷听敌台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不常见，大多独裁者至死都在顽固守护着最后逼得自己穷途末路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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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众突然对大众宣传变格外得敏感时，国家可能已经病入膏肓，高墙距离坍塌之日很可能已近在咫尺。
有的人也许不会公开反抗，但面对当权者，会轻蔑地吐出一声“呸”字。
蔑视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不露声色的反抗。
因为，一个把宣传和谎言作为立国基础的国家，不可能长久。砌墙者，终有自食其果的那一天。
弗里德里希·莱克在《绝望者日记》说，“有时历史会允许自称是伟人的人动一动历史这部巨大的机器。这会持续一段时间，傻瓜不会马上被消灭。但那机器突然加大了步伐，越来越快，他被甩入那机器，被碾得粉碎”。
有一个年轻的柏林人曾在柏林墙写下这样的文字—-“这堵墙终将倒下，梦想终将成为现实。”
历史的车轮飞速旋转。终于，在万众欢呼声中，这堵墙倒下了！
因为“它经不起良知的考验，它经不起真理的追问，它经不起自由的期望！”（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