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看他。他对我说，进了大学，千万不要参加学生运动。
为什么不能参加学生运动？我疑惑不解。
假如别人都参加了，我不参加行么？
对于我的问题，林老师并没有回答。
临走时，我看到他桌子上放着一本《海南纪实》。封面是杨丽萍参加第一届选美大赛夺冠的照片。那时候，选美还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产物。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一直认为杨丽萍只是个选美冠军，至于她出神入化的孔雀舞，我总觉得是另外一个人的化身。
那是1988年8月。
一年后，在炎热的夏天，师生们不再上课，纷纷走向了街头，教室变得空空荡荡。没有期终考试，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就结束了。六月份，北京由戒严到动乱，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最终以彻底的悲剧告别历史舞台。
面对时代风暴，有人慷慨激昂，奋不顾身。有人置身事外，缄默不语。如我班主任预言，我的一个同学自始至终没有参加任何学生运动。他的室友说，他与很多人不一样，他出身贫寒，对党有很深的感情。大学期间，除了教材、《毛泽东选集》之类的书籍，他基本不看课外书。于是，信念坚定的他很快入了党，成了系里的学生干部。大家喊他“老干部”，我也一直以为他是思想守旧的代表。后来才知道，我们看到的都是表象。
暑假开学后，严防“和平演变”风声骤起，不再“秋后算账”的承诺终于沦为空谈。于是，揪辫子，写检查。人人过关，个个表态，碾压式的政治运动卷土重来。在恐惧和权力的驱使下，政治运动格外考验人性。有人借着“反右”、“文革”的告密之风献媚争宠，踩着同仁的身体，又成了风云人物。
在学校大礼堂，国际问题专家作报告。一年前，他对戈尔巴乔夫不吝赞美。两年后，他又转而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严厉抨击。
高中时严苛的早操制度被重提议事日程。虽然不是党员，但每周五下午，在昏暗的阶梯教室内，我们还是要参加恹恹欲睡的思想政治学习。
入党积极分子越来越多。一个年近半百的老教师也递交了入党申请，和大家一起学习党课。为了表现自己，他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当起了辅导员。每天天色黎明，就跑到学生宿舍，和大家一起出早操。
萧杀的空气中，我第一次学唱《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参加系里组织的歌咏比赛。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带，在嘹亮的歌声中，我们纵情地歌唱新时代下的新生活，却总是显得貌合神离。
窒息的年代，大家开始各显神通，寻找出路。有人摇身一变，由活跃分子变成了精于算计的商人，利用学校的资源，开起了洗衣店。有人承揽各种业务，成了包工头，雇人剪除杂草，粉刷墙壁。有人则由激进学生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的标兵，到处宣讲“活学活用”的心得体会。
清净的校园不再纯洁，为争权夺利，有些人毫不掩饰，甚至露骨的让人羞愧。为了几百元的奖学金，班干部们挖空心思，吵到半夜，争得面红耳赤。为了能够入党，头脑灵活的学生经常往辅导员家里跑，递交思想汇报，想方设法献上厚礼。
为了成为学生干部，毕业分配占得先机，个别人千方百计找老师套近乎，拉关系。为了拿到心仪的毕业分配指标，有人不惜花400元给系领导送上茅台，当计划落空后，又跑到系领导家里把茅台要了回来。
我没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没有驰骋舞场的天资。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低三下四地求人，更不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自己。我只好躲进图书馆，在书籍里安静身心，寻找安慰。
我躲进老庄的世界，研究禅宗、佛教，写《空灵的逃遁》，在虚无中寻找出路。我去图书馆借阅《大藏经》，被工作人员大声叱喝：你借它干什么？我研究权力意志，尼采使人疯狂，我只好作罢。在寻觅的困惑中，两年过去了。
两年后，研究生终于再次开始招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里。我的室友因为久闻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之名，报考了那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
老天却偏偏开了一个大玩笑。就在研究生考试前夕，1991年12月21日，随着原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签署《阿拉木图宣言》，苏联彻底解体了。苏联——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消失了，国际共运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先前信心满满的室友，再也没有了考试的动力。
92年春节，《潇洒走一回》开始风靡都市大街小巷。叶倩文激昂的歌声似乎要唤醒我们这些沉睡的灵魂。在悠悠世间，我们本就是匆匆过客，世间万事，我们又如何能看透？我们又何必如此清醒，又何必要探究真相？为何不能放下人生的恩恩怨怨，在睡梦里安慰自己，在酒精中麻醉自己呢？
可是我们的青春又在哪里，谁又有潇洒走一回的资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