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记录自己的思考点滴，以为将来之撰述参考，现照录我对一些经典著作的重读批注。批注不是严整的论文，最多只能算是吉光片羽式的随笔，因此不宜以论文的标准予以要求。
这个系列我准备写数篇，自拉塞尔•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始，特此说明。
1.保守主义是一套守护文明秩序的原则和理念，而不是包含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哲学，更不是一套静态的应对方案。它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建构者，而不仅仅是批判者。以此衡量，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中虽然清晰地阐述了保守主义原则，但在用此原则解释、评论历史时未免刻舟求剑，比如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含蓄辩护，对工业社会的猛烈抨击等等。整体上看，历代保守主义思想家能提出建构性方案的人并不多，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2.在一些自由传统稀薄的国家，保守自由秩序的前提是先要有自由。在这样的国家，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很可能上演接力赛。
3.伯克信赖传统和习俗，这主要是指基督教信仰下的传统和习俗，但对其他传统和习俗，伯克至少也是尊重的。伯克鄙视英国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原因是该总督盛气凌人地对待印度土生的宗教传统和礼仪，这就证明了他是尊重非基督教信仰下的传统和习俗的。因此，保守主义一定存在一个处境化的问题。可以推论，伯克一定不赞成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全盘反对中国文化传统，而会主张逐渐更新中国文化传统。
4.人是神造的，因此人性是共通的，但每个人又生活在具体的时空、文化处境下，抽离处境人就不是真实的人。因此，只强调人的共性，自由就没有现实的凭借和依托，也就无法落地。
5.伯克高度相信上帝的启示，但他承认“依靠上帝的启示不足以应付生活的常规事态：我们不可能要求超自然的世界去应对自然世界的日常关切。（因此，）伯克的答案是，上帝已借着成千上万年的经验和思索将一种集体智慧教导人类：结合便宜行事的传统。一个人在做出必要的决定时应该恰如其分地尊重人类的习惯；他应该谨慎地便宜行事，将此一习惯或原则应用于他具体的处境之中。”（柯克转述）这是非常重要的论断。因为《圣经》并未事无巨细地载明人应该如何处理世俗之事，而只是提供了处事原则，这就为将神的律法与自然法结合起来提供了必要性证明。
6.伯克尊重习俗和成见，也认为习俗和成见的革新是缓慢的过程，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但他没有明确指出以什么标准来革新习俗和成见，我认为这个标准就是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说，应该用信仰来更新文化，否则就会出现文化杀人的悲剧。
7.作为自由主义者，以赛亚•伯林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于是他把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基督教的历史观一并扫除。这是中了简单化思维的毒，他只看到了这两种历史观的表面相似，而没有区分这两种历史观的巨大差异：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存在客观规律，人只能适应客观规律，只有少数人能掌握客观规律，所以他们有资格统治甚至消灭那些不能掌握客观规律的多数人去实现客观规律。这是一种剥夺人的自由的奴役哲学。而基督教的历史观包括预定论和护理论两个部分：一方面，历史是上帝的预定，是上帝旨意的展开；另一方面，历史是由上帝护理的。上帝的预定与人的自由之间并不矛盾，它们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这一点，在加尔文主义那里已经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伯林的论断充分证明了其灵性的贫瘠，因此也就不能产生因信而来的先知式的前瞻力。
8.任何关于自然法、自然权利的假想都是荒诞的。的确存在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存在的前提是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了它们，没有上帝，则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因此，把人间法律的源头追溯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是“认兄作父”，这样的法律缺乏坚实的根基，可惜中国很多法学家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伯克认为，自然权利是一种只有上帝智慧才能明白的观念，它从哪里开始和终结，人类并非合适的裁决者，人只有从顺从上帝意图的人类习俗来感知自然权利的存在。这种认识估计是受到了阿奎那的启发，它体现的是一种谦卑的美德。
9.伯克认为，人类的经验便是我们了解上帝法的源泉，将人类经验教导给我们的不仅有历史，还有神话传说、习俗和成见。自然法只有被纳入社会习俗和规制之中，才能被我们认知，其余部分依然对我们隐而不显。试图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所有自然法的内涵是自负傲慢之举。这种看法是深刻的，其前提是相信人类的习俗是上帝护理的结果，它的深刻性体现在它打通了经验世界与超验存在。
10.保守主义者都应该是务实的，凡是热衷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演的人都不是保守主义者。
11.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是确保正义的落实。人间正义源自上帝的公义。什么是正义？就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正义的秩序一定是参差不齐的，有人是君王，有人是乞丐，这本身就是上帝预定的结果。因此，平等主义者希望拉平一切等差本身就违逆了上帝的旨意。只有一种平等，就是人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信仰意义是人人都会在死后面临上帝的公正审判，这种平等的现实意义是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12.伯克认为：“个人是愚蠢的；当下的群体如果在行动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是愚蠢的；不过，人类整体是智慧的，而且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总是会采取正确的行动。”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整体”，而不是当下的某一共同体。在伯克的观念里，这里的“人类整体”包括已死的人、活着的人以及尚未出生的人。这个观点的成立是以上帝的护理为前提。
13.“平等是技艺而非自然的产物。”这种技艺是平衡的技艺，政治是平衡的艺术。
14.伯克说：“如果没有自然贵族，便没有国家。”自然贵族就是自然形成的而非强力塑造的权威，自然贵族的存在也是上帝预定的结果。只要不人为消灭自然贵族，任何时代都会有自然贵族。换言之，消灭自然贵族是悖逆神的行为，人类需要自然贵族。当然，是否被称为“自然贵族”并不重要，在托克维尔那里，他就被称为“绅士”。
15.理解伯克的首要前提，是清楚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当时英国宪制的合宜性。伯克绝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变革并保守传统秩序，而是为了捍卫英国宪制。伯克的论述虽然可以抽象出一套保守主义原则，但不可用这套原则套用到并未发展出合宜的宪制的国家。最关键的是，在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上帝主权居于中心地位，上帝是伯克保守主义中变革的标准与动力。在一个缺乏对上帝的敬畏的国度，当然也就缺乏变革的标准与动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16.人性不可能自动改变，也不可能被人改变，人性永远如此，不可能“进化”，唯有上帝才能改变人性。任何试图改变人性的学说都是邪恶的，至少是幼稚的。
17.政治哲学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对人性的认识，认识不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根本不适合做政治哲学家，虚构黄金世界是童话作家的工作。
18.凡只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的人无不是自义的、自命的导师。“教育”只是个动词，它不内含方向，只有信仰才能为教育指明方向。启蒙式教育只能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而不能让人认识到义务和责任。教育或许能提升人的智性，却不能提升人的灵性和德性。
19.提高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也不能使更多人成为领导社会前进的“自然贵族”，在任何社会，“自然贵族”的占比都是相对固定的，这也是上帝的命定。一个例证是，大学的过度扩招导致的结果不是整个社会智识水平的提升，而是一些大学生、研究生还不如大学扩招前的高中生的水平。
20.民意并不具备天然的合法性，民意从来都是被操纵的工具。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走向暴政，“人民”也一样。
21.功利主义是一种邪恶的哲学，它经不起两个追问：1.为什么大多数人就代表正义？2.如何来计算大多数人的幸福？
22.当多数人的决定等同于正义以后，在强大的压力下，就没有人敢于表达异议，于是多数人必然成为无脑的原子人，最后必然出现暴君来统治原子人。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出现多数人真正的统治，多数人统治必然是一个混乱的过渡状态。
23.进化论、功利主义、唯物论先后出现，是一个逻辑上贯通的三级跳，一个比一个激进，核心都是不把人当有灵性的人看，进化论把人当成动物，功利主义把人当成逐利动物，唯物论把人当成机器。“三论”均左，天下左派是一家，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左”的本意就是“相左”，与什么相左？与上帝的旨意相左，也即是偏离上帝的旨意，“偏离”就是“罪”的原意。
24.人不能发明法律，只能选择落实上帝的律法，或者悖逆上帝的律法。如果人间法律不是源自上帝的律法，则必然成为强者统治的工具，这就是“法制”而非“法治”。“法治”为何能自行？就是因为“法治”之“法”根源于上帝之律法，人们因为敬畏上帝，自然就会敬畏法律。“法制”之“法”既然只是统治的工具，并不源自上帝，因此就不具备神圣性，不能赢得人们的“敬”，只能赢得人们的“畏”——因为违犯它会带来惩罚。这种畏惧其实是脆弱的，因为当违法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守法带来的好处时，很多人就会因此公然违法。
25.法律不是制定出来的，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个自然生长的源头是上帝默示的话语和装入人灵魂里的良心。因此法律和政治都不过是信仰的外化和处境化。
26.柯克说：“保守派在政治上的一个障碍是，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支持者以成见和习俗为行动的依据，一般会回避大胆的想法和强有力的才智之人；坎宁也败于这种可悲的胆怯。”保守派如果不能主动直面新的形势的变化，不能制定强有力且有效的应对方案，就根本不可能保存“成见和习俗”。可悲的是，很多保守派缺乏这样的心态和能力，因此保守主义发展史总是飘荡着一曲曲挽歌，可是挽歌有什么用呢？保守派不应该是软弱、怯懦的代名词，作为动词的“保守”是需要力量和技巧的。
27.“（上帝的）公义使邦国高举”，不义的国家不可能长存，所以政治与信仰在根本上不可分。
28.“柯勒律治为探求原则比伯克走得更远；他怀疑历史是否堪为向导；人们不能完全依赖对过去的认知，必须探究政治的目的，因为天命为国家预定了这样的目的；这只能在社会的理念中得到确证，而我们的直觉会让我们隐约地窥见这种理念。”社会的变革本身就是上帝护理的结果，所以不能刻舟求剑，伯克对习俗和成见的赞赏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历史不能告诉未来，指引未来方向的是信仰（也即是上帝的旨意）。历史最大的功效是帮助人认识到人类的罪恶。
29.工业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的崛起必然改变社会结构，也必然改变政治结构。资产阶级代替土地贵族成为议会的主体是必然的，说他们破坏了古老的宪制是无益的，关键是宪制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如何才能把改革的洪水引进习俗的沟渠，同时还要拓宽习俗的沟渠。不能认为贵族制就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因为人间永远不可能成为天国。保守主义不是保守土地贵族制的主义，它理应适用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它必须具备开放性和普适性。开放性和普适性来自哪里？来自对上帝的谦卑。只有这样，才能反思过往时代的宪制的弊病，才能兴利除弊。
30.柯克一直强调基督信仰对保守主义的重要性，但通览《保守主义思想》一书，发现书中所列举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多是天主教徒或圣公会信徒，他们对新教大都持反对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的确，天主教和圣公会看似更加保守，但是，新教就不保守吗？新教又称“复原教”“更正教”，新教改革的目的是回到初代教会时更纯正、更不受地上教会传统禁锢的状态，因此新教更强调对上帝旨意而非教会传统的保守，那么新教是比天主教更保守还是更新潮呢？保守主义保守的既然是上帝主权，而非人间秩序（人间秩序在保守主义这里只是第二位的），保守主义就应该在信仰上向新教开放，或许这正是为保守主义注入力量的有效途径。
31.由于27和28两条原因，我认为柯克对伦道夫和卡尔霍恩的辩护有些过头了。显然，作者在提及这二人思想的现实目的是为美国南方奴隶制辩护时有些闪烁其词、左支右绌。如果能深刻认识到我上面说的两点，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换言之，是上帝的主权重要还是南方奴隶制传统重要？如果上帝的主权更重要，那么应该废除奴隶制还是保留奴隶制？
32.从神学上看，自由是一种恩典，人无法强求；从政治上看，自由是对个人德才和担当精神的奖赏，人应该承担自由带来的责任，不愿承担责任的人也不配享有自由。总之，与平等一样，自由对每个人而言不是平齐的，而是处境化的；正义高于平等，也高于自由。自由主义高举自由，实质上是违背上帝旨意。
33.卡尔霍恩说：“谁会不知道，你如果要拯救民众，就必须经常反对他们？”民意往往是短视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在民主制下，政治家极难反对民众，甚至只能讨好民众，这是导致很多欧美国家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根本原因。一个国家在设计宪制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如何限制单纯的民意。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出现的最好的制度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复合民主制。“宪制远远不是必然会有的东西，而一定是精妙的技艺的产物；如果没有这种小心翼翼地建构，政府的目标就必定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柯克）“宪制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政府源自上帝的命定，人只能完善无限者所命定的东西。”（卡尔霍恩）
34.好的宪制绝不能遵从简单多数诀，而是尊重、协调各阶层利益的产物，所谓“共和”，本质就是“共活”——各阶层都能很好的生活下去。从这个角度看，法团主义比个人主义更具建设性。当然，法团主义要拥有力量，前提是社会上要有各种自由生长的法团，法团是自治的基础，原子式社会无法自治。
35.自由与安全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谁都无法用自由的重要性来论证安全不重要，反之亦然。不过，自由关乎发展，安全却关乎生存，人类首要的需求还是生存。当然，人类不可能只满足于生存。
36.无阶级社会永远是痴人说梦，它也违背上帝的旨意。当穷人整体上消灭了富人时，不仅文明会随之消失，而且“新阶级”马上就会产生，而这“新阶级”的主人绝不是穷人，它不过号称代表穷人而已。为了避免这种结局，保守主义者应该主动调和阶级冲突，而非坚持绝对的自由。
37.托克维尔与伯克一样，都不仅仅是思想家，更重要的是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政治家。这样的人知道，空想无济于事，而且有害。就思想的精深和与时俱进的建设性而言，托克维尔完全可以与伯克比肩。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托克维尔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38.托克维尔说：“新兴民主体制最糟糕的危险在于，平庸不仅会得到鼓励，而且可以被强制落实。”为什么？因为“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的意思是，大多数人在乎的、最高的追求只是吃食之类的物质，他们的“天”只是物质，这就意味着其精神、灵性生活必然平庸，因此也就必然脆弱不堪。
39.托克维尔对暴民政治开出的药方包括强化法律与习俗、政治上的分权制衡、利用贵族制的残余（如重视律师的作用）、加强公共教育等等，但当民主浪潮汹涌澎湃不可控制时，这些药方会全然无用。托克维尔的伟大在于，他为暴民政治开出的最重要的药方是宗教信仰，上述其他药不过是辅药，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为民主这匹烈马安上笼头。托克维尔认为，虽然民主必然带来宗教的简易化，但他仍然认为宗教将起到压舱石的作用。他说：“尽管法律允许美国人按其意愿行事，宗教却阻止他们去设想唐突或不义之事，并禁止他们去做这些事。”
40.没有信仰的民主必然演变成暴民政治，没有信仰的市场经济必然演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41.保守主义反对民主与工业主义是错误的，民主与工业主义的确有大问题，但正确的态度是设法驯服它们，而不是单纯的反对。不能把保守主义等同于食古不化的、刻舟求剑的、农业时代的思想。从这个角度看，迪斯雷利是高明的，他努力给现代工业社会注入贵族精神，他恢复对王室和教会的尊崇，维护地方政府利益，改进劳工大众的物质条件。他强调国民和国家观念，他不认为民主是洪水猛兽，他让英国人认识到，社会的主导者和大众有着共同的利益。总之，迪斯雷利懂得什么是正义，并尽自己最大努力落实了正义——人人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没有任何人和任何阶层拥有压倒一切的、绝对的权力。
42.保罗•埃尔默•摩尔是一个具有现实感的思想家，他提出了驯化资本家的思路。他认为，自然形成的秩序就是正义的秩序，和谐高于自由。就这一点而言，儒家思想值得开掘。
43.任何乐观主义者都不配设计宪制，也不配称为思想家，因为人性并不值得乐观。
44.柯克说：“君主制或贵族制可以缺少民众的宗教情感，也不会对社会结构造成伤害，而民众的宗教情感对民主来说则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在于，民无敬畏，必然放肆，当人间的权威不再让人敬畏时，“只有上帝之怒的惩罚和温柔的敬虔情感才能约束住人的激情”，“对未见之物的恐惧是已知的压制道德上的邪恶的唯一依凭”。
45.纽曼深知，政治问题的背后是道德问题，道德问题的背后是宗教信仰问题，真正维系社会的是信仰。“世俗知识并非道德改良的指针，也非道德改良的直接手段，也不是道德改良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个人的宗教信仰，世俗知识通常都是不信的工具。”任何对道德沦丧的感叹都没有意义，因为道德本身就靠不住，必须为道德安上信仰的发动机，否则不可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道德状况。
46.柯克：“如果没有首要原则作为基石，科学本身就是没有价值的——是对不相关事实的无意义的堆积。获取我们首要原则的途径不是按照培根的方法堆积数据，然后得出推论。‘生命是为了行动。如果我们坚持一切都要有证据，我们就永远也不会采取行动：为了行动，你必须有所假定，而这种假定就是信仰。’理性不会推动我们的感觉与行动：它追随它们。”
47.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独立思考，自然形成的权威或观念是人思考的前提，人脑如果是一张白纸，则不可能思考。柯克转述纽曼观点：“我们必须参照权威（Authority）来纠正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演绎力；因为权威是某种经过过滤的集体演绎力，可以清除个人的失误。正如纽曼在论约翰·科波尔的文章中所谈到的（1846年），‘良心是一种权威；圣经是一种权威；教会是一种权威；古代的风尚是一种权威：智者的言语是一种权威；遗传的教训是一种权威；道德真理是一种权威；历史记忆是一种权威；法律谚语与国家格言是一种权威；箴言是一种权威：情结、预感和偏好是一种权威。’确实，在物理科学领域，衡量或然率的一般准绳是物理事实，这种事实以物理感受为基准并接受它们的检验。不过，历史、伦理和类似研究的开展与检验必须要依靠演绎力和权威。‘在这样的学科中，我们不能依靠单纯的事实，因为我们没有单纯的事实。我们必须尽力用好赋予我们的东西，并从所有的地方寻求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人的意见、古老的传统、权威的规范、先前的征兆、类比、类似的案例，凡此种种以及类似的东西实际上都不是随意获取的，而是像感官证据那样，经过了筛选和仔细审查，都显然变得非常重要。’”需要补充的是，世间的一切权威，都源自上帝的权威，也都是上帝预定和护理的产物。
48.纽曼的认识论相当深刻，他认为“宗教真理不仅仅是一般性知识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前提条件，”也即“相信才能看见”，没有任何确信的怀疑主义只能把人引向无所适从的疯狂。作为教育学大师，纽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对所有事物都有清晰、冷静、准确的见识与领悟，直到有限的大脑能够各按其处境和自身的特色理解万事万物。”
49.未经质疑的信仰是小信，往往是靠不住的。信仰不怕理性的质疑，但理性应该明白自己的局限性，正如帕斯卡尔说的那样，心灵有理性所不了解的道理。
50.柯克：“因此，由于人性中的这一特质再度显现：理性不足以引导多数人，自由派便遭到惨败，而托利党人一直都明白这一特质大体上是恒定不变的。博林布鲁克在三百年前就曾说过：‘理性对大众只有很小的影响。常常像猛烈的狂风那样骤然而起的想象的转变决定着他们的行动。’20世纪公众舆论的混乱迷茫证实了托利党人的这一源远流长的假设。”
51.如果没有神，任何事物的必然结果都是死亡，也没有必要予以保守，保守主义必然以保守上帝的主权为前提。不信神，则根本不能称其为保守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柯克根本不应该把那些不信神的思想家写进《保守主义思想》，宁缺毋滥。
52.保守主义居右，自由主义居中，激进主义巨左。自由主义看似能团结大多数，但在社会矛盾激化时，最容易两头不讨好。自由主义本来就内含激进的酵母，当此之时，激进主义必然接过自由主义的抢。所以如今的英国两大党是保守党和工党，自由主义政党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空间。
53.柯克：“在1906年的惨败过了两年后，贝尔福在纽恩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谈到了堕落问题。他说：‘国民品格（national character)精微敏
感、难以捉摸，不应用统计数字来表述，也不应用注重实际的伦理学家或政治家觉得满意的粗陋方法度量。当一个古老但依旧强大的国家到处弥漫着一种深深失落的情绪时，当对反复出现的病症的反应越来越无力时，当船舶在一波波浪潮的冲击下浮力越来越弱时，当学术一蹶不振、进取精神疲沓、活力消减时，那么我想，社会就处在某种退化进程之中了，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退化进程，并且在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分析后，它可以被方便地称为‘堕落’，以显明其特征。’能够精确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堕落状态的社会学还不存在。共同体的堕落似乎与其进步一样，都是完全正常的。……乔德教授在1948年试图给‘堕落’下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我们处于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吗？
54.纵览整个保守主义发展史，我认为马洛克是一个堪与伯克、托克维尔、柯勒律治、纽曼比肩的思想家，他的重要性在于他主动、正面地回应了来自激进主义的理论挑战，并建立了足以服人的理论体系。
55.文明是个华美的高脚玻璃杯，太易碎，打碎它的是不顺服的人心。
56.柯克：“当今的好勇斗狠、追求扩张的自然主义趋势在哲学上的辩护人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没有哲学家有像他那样的浮夸风格；不过虽然如此，杜威的主张简单直白，非常容易理解。他开始时相信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的那种彻底的自然主义，否定一切的灵性价值观；除物质感受外，所有其他东西都不存在，而且除物质满足外，生活没有其他目的。他进而相信的那种功利主义从逻辑上将边沁理论推演到极致，让物质生产变成人类努力的目标和标尺；过去是垃圾，未来不可知，当下的心满意足是伦理学家唯一关心的问题。
他提倡一种源自卢梭的教育理论，宣称小孩生来就有‘做事、分享、服务的自然欲望’，应该被鼓励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教育不过是旅程的开始。他倡导一种情绪性的平等主义的集体主义，以社会的绝对平等为其理想目标；他以马主义经济学总括这一社会结构，期盼由无产阶级居统治地位，未来将完全致力于有效率的物质生产，以满足大众的需要，也即期盼一种计划型国家。
1789年以来的每一种激进主义都能在约翰·杜威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很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思想合成品就在这两类人中变得极其受欢迎：受过半拉子教育的心烦意乱的民众以及那些有更为真诚恳切诉求的人，其中后者发现自己迷失在一个被达尔文和法拉第（Faraday）斩断了根基的萎靡不振的世界之中。
杜威的书大肆追捧自以为义的现代思想，十分鄙视权威，是20世纪不满情绪的一面镜子；对于一个让自己屈从于感官享受的民族来说，杜威带领新生代走向的那个阴暗朦胧的功利主义未来没有立刻让人产生反感。在杜威的世界里，敬畏已经死了，没有节制的自立解放大有睥睨一切之势。这就是美国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冲动，却戴上了一个思想的面具。”胡适高举杜威主义，可见胡适思想的成色。
57.柯克对文化多元主义缺乏足够的警惕，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是反对神的主权。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与信仰的相对一元化之间并无矛盾。若没有信仰的相对一元化，多元化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撕裂与崩溃。没有一元，社会就没有凝结核；没有多元，社会就没有自由。
58.中国社会有利于保守主义生长的因素：1.中产阶级的壮大；2.儒家思想对和谐与保守的重视；3.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意识；4.激进主义的失败历史以及对此的反思。最不利的因素是，普遍缺乏真正的信仰，而信仰是保守主义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