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两国曾组建联合舰队？是的。而且，历时4年。
后来，这事儿又黄了。英国人为此暴怒非常，但经斡旋，事态终于得以平息。
不过，此事的余波不断震荡，后来又衍生出其他令今天的人们匪夷所思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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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运动星火燎原，大有席卷天下之势。清廷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深感有心无力。
那是一个从古代向近代切换的历史时期，拥有先进的武器，往往能决定战争的胜负，21年前的鸦片战争已经让中国当局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到了1860年代，清廷在武器上的不利已经严重影响到内战进展，江浙地区当时的军情尤其紧急。
恭亲王奕䜣和两江总督曾国藩思虑再三，决定从欧洲购买一队火轮军舰，“立即”送回中国助战。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事实上，本着有利于统治的原则，清廷那时放宽了清军征募外国雇佣兵的法律限制，允许它所喜欢的英国军官为清廷效力，并允诺保留他们在英国皇家海军中的军衔。咸丰皇帝甚至批准向英国人开放军火库，把清军最上等的装备置于英国人的支配之下，英国人还可以使用中国的造船厂制造军舰。更有甚者，清廷通过了一些温和条款，把海军的几艘已经装配好的军舰划归英国人指挥。
这一次，恭亲王找到了曾做过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经办购舰事宜。李泰国非常乐于做这件事，他迅速在英国购得军舰7艘，其中中型舰4艘，小型舰3艘。
（李泰国）
但李泰国自作主张，擅自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准将）阿斯本为该舰队司令。1863年（同治二年），李泰国又在未经清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阿斯本签订了《中英联合舰队章程》。《章程》共13条，内容堪称荒谬绝伦，完全无视中国主权，否定了清廷对联合舰队的领导和控制权，并妄称他这是在“为亚洲野蛮人”工作。
在4年时间里，阿斯本的工作非常积极，他装备了一只一流舰队，而且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向英国科学界和政界介绍他的舰队。他声称，他的舰队一旦投入中国内战，清廷将会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迅速获胜，太平军将不得不转移到邻近海域的孤立岛屿上。
李泰国的越权行动完全超出了清廷的预料，他们需要的只是一队军舰，而不是一只联合舰队，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同意阿斯本的舰队加入他们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但李泰国在与清廷交涉的过程中，依仗英国的强盛，“多方薰吓，气焰凌人”，有恃无恐。
清廷很快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一方面不能接受英国人把持舰队，一方面又怕英国人“借口挟制”，并因此寻衅，再来一次鸦片战争。清廷官员的心情正如李鸿章当时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所说：“唯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旦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清廷最终的决定是，命令阿斯本带着舰队返回英格兰。
英国人的怒火被点燃了，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英国驻清公使布鲁斯通告满清官员，英国公使馆将把此事提交英国内阁讨论，同时将扣留所有舰只作为抵押品，或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种赔偿。如果他真这样做，那意味着中英之间极有可能再度爆发战争。
世界由此震动。《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如此评论：“几年前，日本列岛发生的强烈地震曾让这个岛内的人们陷入地狱般恐惧之中，这恐惧的感觉像滔天巨浪，席卷了整个太平洋海域，并给旧金山港打上了独特和深刻的烙印。而这次从北京引发的震动，预计将像上次日本地震一样，很快地会冲上英伦三岛的海岸，沸腾和咆哮的潮水甚至会冲进英国人的国会大厅……考虑到英格兰从大清国得到的奉承与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一样多，因此这个事件非常令人吃惊。”
美国人对事态的发展逻辑洞若观火。《纽约时报》说：
中英双方的争执持续升温，局面几近失控。一贯精明、镇定的恭亲王也坐不住了，他决定请美国驻清公使蒲安臣（Anson Urlingame，1820-1870）出面调解纠纷。
蒲安臣，美国外交家。18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此后在波斯顿当律师。1855-1861年任美国众议院议员，是林肯总统的密友。1861年，正值美国内战期间，受命为美国驻清公使，次年夏天至北京赴任。他是第一个在北京就职的美国驻华公使。
恭亲王之所以请他出面，一是因为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中枢人物之一，主张联合列强对华奉行“合作”政策，深得清廷的信任和好感；二是因为他与恭亲王及英国驻清公使布鲁斯均交情不薄。他是调解中英纠纷的不二人选。
当时蒲安臣即将返国，临行前，到大清总理衙门去辞行，但清廷官员提出了希望他调解中英纠纷的请求，对方那难以言表的焦虑之情让他耽搁了下来。他告诉清廷官员，他完全了解他们的困境，并提醒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想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要迅速动作，做好调解准备。最后，他同意尽最大努力促成事件和平解决。
清方官员马上提议他到美国驻清公使馆磋商，并把有关此事的所有详细材料提供给他。第二天，清方又拿来了成卷成卷的文档资料。
如此仔细审视一番后，蒲安臣得出了与他第一印象完全相反的结论，即清廷不管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是聪明也好不聪明也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违约不违约的问题。因此，他们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们引起了外国人的不快。
蒲安臣去拜会了布鲁斯，在充足的证据面前，布鲁斯被说服了。布鲁斯立即给清廷官员写信，说他愿意承认他们的做法无误，并默认清廷对联合舰队的处置方式，不再扣留任何舰只，即不像他开始时曾打算的那样。这件事情能够在北京解决他已经表示满意，当然也就绝不会再将此事提交伦敦了。
一场巨大冲突被化解了，蒲安臣由此赢得了在清廷内部极大的影响力。
（蒲安臣）
2
蒲安臣与中国的缘分并没有结束。
1867年底，蒲安臣任期届满，时逢清廷忧虑列强提出重修条约的问题，欲派遣使节赴欧美说明立场，但苦于外交初创，人才奇缺，无人可资外派。于是，全权负责清国外交的恭亲王在饯行酒会上征询蒲氏有无意愿充任清国首任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最先认为恭亲王是戏言，不以为意。不料清国方面正式邀请，于是应允，被清廷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授一品顶戴，率团访问美、英、法、普、俄等国。
蒲安臣谈及为何代表清国出使时曾说：“这个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欲求与西方各国建立关系，而要求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的代表作为这种革命性巨变的中间人时，实不可忽视或加以拒绝。”
1868年，蒲安臣率团出使美国，与他同行的是清廷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和6名学生，他们分别会讲英语、法语和俄语。有意思的是，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也参加了代表团，并被任命为蒲安臣的左右协理，前者为英国驻清使馆官员，后者担任过清国海关官员。之所以如此任命，目的在于平衡列强关系。
6月5日11时，蒲安臣使团离开下榻的饭店前往美国国务院。在那里，他们被正式引荐给西华德（William H.Seward）国务卿，随后动身去白宫。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其他政府阁员在蓝厅迎接他们。
使团抵达白宫时，志刚、孙家谷被安排在内厅等候，约翰逊总统与蒲安臣私下交谈了几分钟。随后，再邀请二人一起参加正式的觐见仪式。蒲安臣向总统正式介绍了随他一同到来的两名清国钦差大臣。由于有清廷官员在场，总统与蒲安臣的对话借助于翻译进行。
然后，蒲安臣宣读了国书：
约翰逊总统在答辞中对“大清国皇帝陛下的远见卓识”表示“赞赏”，他欢迎大清国加入世界文明进步共同体。他理解蒲安臣的身份变迁，他说：“人选择其住所和效忠国家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并得到国际条约的认可。”
蒲安臣此行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史称《蒲安臣条约》。近150年后，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郑曦原认为，该条约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基石性作用的重要政治文件，蒲安臣对清国自强自立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热情，对于美国人的“中国观”之形成发挥过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率领的代表团到达法国，24日会见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陪同拿破仑三世接见中国使团的是法国王储和国防大臣德纳.维尔勒特侯爵。
蒲安臣代表大清国皇帝致辞时说，他希望伟大的法兰西帝国能把大清帝国作为法兰西的姊妹来看待。
当德纳.维尔勒特侯爵亲自向皇帝介绍完蒲安臣时，拿破仑三世表现得非常惊讶，因为他发现是一位美国人在担任大清国外交使团的团长。蒲安臣愉快地笑了。然后，拿破仑三世和这位清国头等公使之间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随后，使团协理柏卓安和德善二人被引荐到皇帝面前。通过侯爵转递，拿破仑三世接受了大清国皇帝签署的国书。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殉职于为清国服务任上。清廷对蒲安臣的工作多有肯定，逝世后追授满清头品顶戴，并加赏恤银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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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中国任命的外国官员不少，其中不少还是军官，他们中很多人参加了清军对太平军的战争。让我们来考察“常胜军”的例子。
1860年，为阻止太平军进犯上海，在清苏松太道吴煦与候选道杨坊的赞助下，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得百余人维持地方秩序。到1862年初，上海是由大约3000名英国人、英属印度人、法国人组成的军队和一直中国武装防卫的，后者也约有3000人，以来福枪和榴弹炮装备。由于这支外国雇佣军发展很快，1862年3月，清廷颁令承认，并给予其“常胜军”称号。
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是“常胜军”首任领队。华尔，美国军人。1846-1848年在诺维奇大学肄业，曾受基础军事训练，后在海上及中南美洲从事冒险活动。曾投法国军队，任尉官，参与克里米亚战争。后来回到美国助父经商。1859年（咸丰九年）立意来华，次年初抵上海，在清军水师炮舰“孔子”号当大副。6月起，组织洋枪队，自认领队，以美国人白齐文为助手。1861年加入中国籍。5月，因诱逃英国水兵等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逮捕，旋逃出。8月，开始在松江招募中国士兵，由外国军官训练，扩充队伍至千人。次年2月起开始与英、法军联手扫荡太平军。3月，任参将。5月，连陷嘉定、青浦诸城，升副将。9月中旬，奉调浙江宁波，21日同英军犯慈溪，被击伤，次日于宁波毙命。
华尔的继任者是白齐文（Henry Amdrea Burgevine，1836-1865）。白齐文，美国军人，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游历美国西部及澳洲、印度，后到中国上海。1860年（咸丰十年）6月任洋枪队副领队。1862年（同治元年）2月具禀加入中国籍；10月继华尔任常胜军领队。次年1月自松江至上海，索饷不遂，殴打前苏松太粮道杨坊，夺走洋银4万余元，被革职。旋往北京要求复职，未成，愤而于8月与外国人数十名俘获常胜军“高桥”号轮船并购得大量军火，驶往苏州投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10月，苏州被清军占领后，白氏复叛投常胜军统带戈登，离苏赴沪，再东渡日本横滨治病。1865年2月，又秘密潜回中国，经上海、厦门至漳州，拟投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未成。5月被清兵逮捕，李鸿章令厦门地方政府将之解往上海。6月，在押运途中舟覆，溺死于浙江兰溪。
（戈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是常胜军第三任统带。此君对中国人来说可谓大名鼎鼎。戈登，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职于英国工兵队。1854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战后任国境划定委员会委员。1859年升陆军上尉，次年（咸丰十年）9月被派到中国，任英国侵华军工兵队指挥官。10月参与进攻北京，抢掠焚毁圆明园，旋回驻天津。1862年（同治元年）5月至上海，开始与太平军作战。随后勘测上海附近百里以内地区。1863年3月，在英国驻清公使布鲁斯和陆军司令史蒂夫利指使下，继白齐文之后接任“常胜军”统带，配合淮军进攻太平军。4月解常熟之围，被清廷授为总兵。12月引诱太平天国纳王等投降，占领苏州。次年5月中旬破常州，得提督军衔。月底在昆山解散常胜军。旋即赏穿黄马褂，并赴安庆晤钦差大臣曾国藩，谈军事改革，继至天京城外见浙江巡抚曾国荃，策划进攻天京。11月，离上海回国，任英国皇家工兵队肯特区司令。1874年起在苏丹赤道任总督。1880年任印度总督府高级官员。同年奉清廷召来华，调停中俄伊犁事件。1884年2月被派往苏丹任殖民总督。次年1月为马赫迪.穆罕默德起义军击毙于喀什穆。
1862年，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配合曾国藩剿灭太平军，常胜军及上述三人与其工作多有交集。李鸿章利用常胜军的帮助，有时也让他的军队和常胜军共同作战。从1862年7月开始，他甚至支持常胜军着手从水上出兵进攻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计划，这一想法后来没有下文。总体来说，他决意维持自己部队的地位，不许他们依赖欧洲人，他认为常胜军必须得到中国人的有效控制和战略指挥，他仅仅愿意在具体战术上利用常胜军。他曾说：“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忙……鸿章亦不敢求他，既输下气，且老骄志。”
他与华尔相处还算和睦，但白齐文就是被他革职的。在外国人中，李鸿章最敬爱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戈登，二是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中俄伊犁之战时，戈登曾到天津拜访李鸿章，勾留数月。其时中俄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咨询戈登解决办法，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挢不能言。
但戈登一度曾想杀了李鸿章。
1863年，李鸿章亲自督军进攻苏州，程学启、戈登为先锋。清军久围苏州，太平军李秀成、谭绍洗等死守不屈。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太平军纳王郜云官等暗通程学启乞降。于是程学启、戈登乘船到阳澄湖与之面订降约，令郜云官杀李秀成、谭绍洗以献，事成赏二品顶戴。戈登为此约担保人，故郜云官深信不疑。但他不忍害李秀成，却杀了谭绍洗，并打开苏州城门迎降，降将中有4个王和4个天将军。
当时这些降将在城中的部属尚有10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恐其未必真降，日后不可控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斩杀。计成，苏州收复，鸿章以大功加太子少保。
戈登是当时降约的担保人，因李鸿章食言，大怒，欲杀李鸿章以偿其罪。他提着短铳四处寻找李鸿章，李只能选择避开，不敢归营。数日之后，戈登怒气渐消，此事才算收场。
要言之，李鸿章对外国人的心态是爱恨交织，他一方面防着他们，一方面又主动利用他们。他曾雇佣外国军事教练包括常胜军的军官去训练他的淮军。早在1862年9月，他就请华尔推荐外国工匠指导中国人制造炮弹。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设立第三家兵工厂，这家工厂就由常胜军医官马格里领导。事实上，从1862年开始，淮军已经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练，而且它很快便采用英国口令，按音译译成中文，如“前进”（Forward march）就译成“发威马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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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蒲安臣的故事。他为什么愿意调解中英联合舰队纠纷，甚至后来还愿意担任大清国“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蒲安臣、华尔、戈登等外国人为什么大体上都愿意支持清廷的统治？上述史实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根本上说，中国的政治稳定符合列强的利益。李鸿章身处中外交通要冲，至迟到1863年春，他已经意识到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诉求主要在于商贸，对中国领土、主权并无要求。当然，也不排除后者潜在的可能性。而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格局才能促成商贸合作的增长，太平天国的叛乱打破了政治稳定，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希望帮助中国重新实现稳定。
上文提及的西华德曾先后担任林肯和约翰逊两位美国总统的国务卿，1862年，他提出对清“合作政策”，其要点是：在清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美国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上，支持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清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清国政府对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应该说，列强对中国的政策虽各不相同，但其原则大都与美国相似。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晚清到民国建立之前，欧美列强对中国民间的反体制运动基本上不抱支持态度了。道理很简单，对他们来说，反体制运动的成本和风险太高，结局难以预期。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与公司相似，他们的决策离不开现实主义的考虑。
即便到了今天，只要我们读读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就会发现，虽然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解体以后，美国对外事务中的理想主义在逐渐上升，但很难说美国当今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事实上，基辛格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如果抛开价值判断，考察太平天国战争史我们还不难发现，在太平天国运动行情上升之际，西方列强及其中具体人物对清廷和太平天国其实是同时下注的。一开始，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深得人心的运动，但当他们认清了太平天国的成色和实质以后，他们大都选择了和清廷站在一边。而专制统治者从来都不吝借用外力来绞杀自己的人民。
自助者，得人助，自古而然，可惜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