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演《易》，后孔子后学作《易传》，遂使《易经》由一本占卜之书升级为宇宙、人事无所不包的哲学大全。“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可谓“转换性创造”的杰出代表。
《易传》综合了儒、道、法、阴阳各家思想，融铸为包容性、解释性极强的儒家经典。先秦思想，多本于《易经》而各有选择、创造，至《易传》出，遂从分化走向综合。而这种综合，不是杂家式本于实用的综合，而是儒家式的哲学升华。
《易传》大倡天道，此天既非完全的自然之天，也非完全的主宰之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兼具两者功用之天。它是理智与情感高度贯穿、统一之天。老子高悬客观无情之天道，《易传》反是，虽天道高于人道，但人道可以通天。“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
老子主阴柔、雌伏、无为、守静，《易传》则并言阴阳，且以阳为主。“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故《易传》主阳刚、雄强、有为、健动。这是因为，《易传》的基本出发点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活着”毕竟是一切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起点，故若言切人情，“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易传》实比《老子》高明也。中国民族之所以历尽磨难而能长存，与《易传》所主张的这种刚健有为的宇宙观有极大关系。
《易传》博大，其视角是自天而人，人能通天，故其性格是开张的。《中庸》精审，其视角是修身通天，故其性格是内倾的。如果说《易传》发展了荀子的思想，《中庸》则发展了孟子的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由此成为儒家经典中最富宗教性的篇章。
国势强盛的朝代，《易传》大行。如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继承的就是《易传》的传统。国势弱小的时代，《中庸》则成为鞭策人不能堕落的精神支柱。如宋代之理学，实为《中庸》之发微。惜中国历史越发展至近世，专制越加深重，故民族精神越加内倾，读书人所能做的，基本上也就只剩修身之一途了。
《中庸》为中国民族集体的世界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庸”，用也。“中庸”者，用中也，以中为用也。故中国人大多性格忍耐、克制、温和。这当然好，但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大多数人又不可能“极高明”，故在客观上，一味追求中庸其实有失中庸，而养成逆来顺受之奴隶性格，此又不得不察之者也。
“知耻近乎勇”。若能有羞耻心，自然产生勇气。
真知则勇。知难行易，若真知，则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真知的大敌。但真知并非狭隘偏执。真知不仅是知“道”，而且要知“术”（实现目的之路径）。
参透生死则勇。佛家不承认有生死之别，死不过进入另一轮回过程，脱离轮回，是为涅槃，涅槃者大勇无畏。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故中国人有生死观。日本人认为未知死，焉知生，故日本人有“死生观”。若能视生死为等闲，则勇。
熟读史书中以道抗命故事，生效仿之心，近乎勇。
与勇者交则勇，与人一心则勇。勇气可相互激发。
无私者易勇，若不能，分散财务风险则近勇。
体魄强健、血气完足者易勇，文弱、衰颓者常懦。
志虑精纯者易勇，多欲者常懦。
躁动、盲动非勇，勇者沉静、审势，其动也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