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中国思想，要在实用，而轻于致知。故，李泽厚先生以实用理性概括中国人思维方式。因重于实用，故政术发达；因轻于致知，故科学缺失、政理疏阔。实用理性根源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若能在天人二分的基础上再论合一，则实用理性之弊可以克服。
812。中国思想史上，只有三大创造期：先秦、两宋、晚清。其余时代，承袭旧说者、拼装旧说者充斥，能继承而不能开新。思想为现实社会变化之反射，中国思想变迁缓慢、创新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大一统帝国形成过早,帝国内部缺乏必要的竞争。先秦、两宋、晚清之所以能创造，无不根源于激烈竞争：先秦源于诸侯之间的竞争，两宋源于佛教西来之竞争，晚清源于西学之竞争。欧洲政治思想之所以发达，盖因各国自始至今皆处于剧烈竞争之中，为求生存，不得不求新求变以至于求变中不变之理。若以中国史喻之，则欧洲恒处春秋战国时代也。再申论之，中西之间何以有此大别？地理环境使然也。盖中国西横峻岭，北绝大漠，东、南皆沧海，故能自成体系，不因强邻而改其政教，而况中国周边民族文化、制度皆远逊华族？
813。先秦思想，号称百家，然有系统著作传世，且对后世政治产生大影响者，不过儒、墨、道、法四家。汉末佛教西来，于中国思想实有巨大影响。且以“门”喻上述五家：儒家开正门，墨、道走偏门；儒家开生门，道家蹈虚门，佛家步空门，法家撞死门也。
814。中国政治思想实以儒家为主导，盖因儒家守中庸之道而知变通。《荀子.儒效篇》曰：“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因其持中，故能得多数人之信仰。因其善变，故能调适长存。墨之同于儒家者，因儒家而存留；其偏激者，渐为历史淘汰。故入秦汉后，墨家已不复独立存在。与儒家一样，道家思想贯穿整部国史，盖儒道实为一互补之关系。承平时期，儒家在朝，道家在野。板荡时期，反抗者以儒家之民贵思想作积极之抵抗，又以道家之无为、逍遥思想作消极之抗议。当末世，儒道实为同志也。法家刻毒,虽任刑罚，实为专制，故汉以后,著作不兴，已堕入帝王私用而不便明言之心术心法。儒家虽倡仁义，不避刑政，故能含摄法家。所谓中国政治思想的本质在“儒表法里”，其说或有过之，易之为“儒法融混”或更恰当。虽然，持中而能应变固难，若仁心不固，则转瞬可流为曲学阿世之徒也。
815。儒家与专制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若以先秦原典儒学论，儒家绝非专制之帮凶，盖儒家之大旨在以民为本，而非以君为本也。然当儒法融混以后，士大夫、读书人多自称儒生，世人也以儒家名之。此时之儒家，已非正宗之儒家。如张居正，可称为儒家乎？析而言之，先秦儒家与专制无关，后世儒家则在事实上为专制制度的合谋者。儒家若要重生，必返本，方能开新。返本非为复古，实为维新也。当世儒者，有处处为儒家开脱辩护者，其情可悯，其行非智。若真有复兴儒家之志，首先应将儒家与法家作一细致、严正切割。否则，扬儒实为害儒，亦徒增同情者之反感也。
816。儒家思想，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学说。道德固然必要，但道德之约束力也弱。至于如何限制君权,儒家着意更少。虽有董仲舒发明天谴论，毕竟落入空洞而不切实。儒家之大病，在重视道德而轻忽分权制度。何以如此？要因在儒家主流于人性论上主张性善，于人性之恶认识不足，固不能用制度抑制之也。
817。中国各家思想的根本问题，在于轻视人民的智慧，故即便进步如儒家者，也不过悬仁政为鹄的。仁政者，推己及人之政，为民做主之政，而非由民自主之政。中国政治思想，以自上而下之统治为理所当然，不知自下而上之自治为何物。虽然如此，仁政与自由，并非不可调和共进。若国家已行立宪政制，民选行政官及代议士能行仁政，孰曰不善？
818。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后，源于传统思想资源已无法应对形势变迁。在漫长的君主专制时代，中国的思想者不乏兼采儒墨道法之长而用世者，但至晚清，此种办法已完全不济事。佛教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为之一新。西学进入中国，其作用与佛教略似。中西若能融汇，则既为中国之福，又为世界之福。人类未来之文化，并非已经形成，国人若对传统文化有充分自信，自当参与进人类未来文化之建构中来。人类之所以能交流合作，根在原因在于环球人性略同。在孔孟看来，儒家思想一定是普世的。孔孟若生今日，必有为人类未来文化贡献智慧之大抱负也。
819。考诸中国近两百年社会生活之变迁，若非违心无视，则中西融汇早已开始，且未曾一日停止。故以演进之自然规律推测，此种融汇当越来越快。当然，自然融汇绝非排斥人为努力之谓。否则，演进也无以发生。虽然，演进的过程中也有逆流，但抵制逆流的不是人力又是什么。
820。化用萧公权先生一句话作为总结陈词：处二十一世纪而不通中国三千年政治思想变迁不足为中国之思想家；不通欧美之政治思想又不足为现代思想家。中国需要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谁是继往开来的思想家？如果您愿意，您自己就是，又何须期待旁人！有期待心，则已非独立自由之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