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1。先秦诸子皆起于王官，故诸子学说，皆政治哲学。
462。先秦诸子，虽号称百家，但自成系统的政治思想，不过儒、墨、道、法四家。四家立场不同：儒家主贵族立场；墨家主平民立场；道家主个人立场；法家主帝王立场。儒家虽主贵族立场，但又主张政治吸纳有道德的平民，故有延展性，墨、道、法三家的主张皆过于绝对。
463。中国商周之封建社会，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如柳宗元所论，商周之得天下，皆赖诸侯之协力，其得天下之后，势必不能专之，而须分封有功之诸侯。非所愿也，势所趋也。在被封的诸侯眼里，天子之位，绝非神授，众诸侯协力拱卫有以致之也。故君权神授说不过是统治者及其附庸文人的虚构而已。
464。秦之一匡天下，也属势所必然。虽有六国联盟，必不能长久维持，盖因任何政治联盟均不能长久维持也。当其时也，纵使秦国不能一扫六合，必有他国崛起，以武力荡平天下。郡县制始于春秋战国，而非始皇所创，此乃中国历史必然走向大一统之一证明。大一统为近代知识分子非议，盖因其妨碍、压抑个人自由，然则历史之发展，并非以良善之愿望为指针，此乃李泽厚先生所谓“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是也。以此观之，贾谊、苏洵之流所论秦帝国建立前后之形势，虽气魄宏大、感情充沛、语调铿锵，实不过书生迂腐之论。
465。今世知识分子称颂英国政治制度为保障自由之制度，又谓西欧之长期封建乃自由之屏障，此论虽然属实，但当知此乃世界历史发展之特例。以特例论证普世性，是为不智（普世性当以人性为论证起点）。浏览英国史可知，西欧各国征战频仍，尤以英法战争为其著例。西欧之封建得之于各国之长期均势，而此均势之获得，与英法两强分处大海峡两岸有极大关系。倘使英法同处欧洲大陆，列国封建之势则不易长存。中国在战国时期，各国并不存在类似的地缘政治情势。况且，英国自由虽赖封建为屏障，不能由此反证大一统的中国即绝对不能保障自由。今世有学者因英国史为特例，而放弃自由乃普世价值之论证，反主张中国必然不能成为自由国度，以至于鄙视同胞，骂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此种论调，若非读书不通，即属自卑、自贱、怯懦之心理使然。此种人虽自卑、自贱、怯懦，又有冒充先知之内在冲动，其可鄙可笑也如是。
466。秦之专制帝国建立时，诸子的应对方略不外三途：一，掉头周政，试图恢复，儒、墨是也；二，迎合专制，且为其论证合法性，法家是也；三，厌弃政治，自我放逐，道家是也。盖因儒墨皆同情封建而反专制，法家本倡专制，道家非但反专制，并封建也反对也。
467。因对专制政治的态度不同，法家乃大行其道，道家则退出政治。至于儒、墨两家，又当分别言之：儒家站在贵族一边，故倡宗法社会；墨家站在平民一边，故反宗法。儒家身段柔软，善于妥协，故放弃封建政治，而不放弃宗法社会；墨家身板笔直，不稍退让，故在专制帝国毫无寄身空间，故汉代以后，游侠绝迹，势所必然也。
468。儒家向专制妥协的结果是被专制帝王利用为装点门面的工具，此中祸福实相依也。其为祸者，难以坚持孔孟原则，直被后世反儒者斥为专制之帮凶。其为福者，宗法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人自由的避难所也。若不拘泥文字，仅从对个人自由的护佑作用而言，中国帝制时代之宗法社会与西欧之封建实相仿佛。
469。中国之专制政治，可用“儒表法里”四字概括之，此承平时期常态也。道家自我放逐，但并未消失，且因其自我放逐而长存民间。每当乱世降临，道家必作为一种革命性思想而复兴，且借助道教之组织反抗暴政。儒家虽不放弃革命，但儒家的妥协性格使其事实上不能产生革命家。
470。道家虽能助力、甚至组织反抗暴政，但其政治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相似，故能解构而不能建构。新朝建立，必须建构之时，也只能迎儒、法归位。此乃中国王朝政治走不出治乱循环的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