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人的气质大都由阅读决定。所谓相面，主要是看气质，而非相貌。
402。儒家的政治理想并非都不好，问题在于儒家从来没有想去掌握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以推行理想，所以他们热衷于借人（君）之权行道。同时，儒家对君王又没有实质的约束力与控制力，故真儒家的结局往往是失败，失败之后就逃入道家或佛教中去找安慰。儒家的守成性决定了他们是一股维护稳定的力量，但也只是一股依附、从属力量。儒家个人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做帝王师，但帝王既已被称为“圣上”，何必需要一个老师呢？帝王师不过是王朝里最高级的一个摆设罢了。
403。儒家的“内圣外王”自古都是空想，作为圣贤的王大都是虚构或附会的产物，而且为数寥寥，王也缺乏当圣贤的动力。儒家自己不能成王，所以总是给现实的王头上戴一顶圣人的高帽子，希图王由此自珍，但圣贤从来不是被骗出来的，帝王又岂是那么好骗的？
404。换一个角度理解“内圣外王”是成立的，那就是把“王”理解成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践行王道。这种解释，可以缓解儒家的焦虑，在这种解释里，“内圣外王”可以等同于“知行合一”。
405。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产生的内向超越的观念并非完全不能导出民主的理念，因为既然理论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没有人可以永远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所以，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忠”的观念要弱得多。既然没有人可以永远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那么强制的权力就不能赢得真儒家的认可。但任何国家只能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为了实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也就只能实行民主选举。这种解释抛弃了儒家的革命论，使得政权的更迭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
406。西方的民主思想多由自然法理论推导出来，其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未必不能推导出民主思想，只不过这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其中最大的转化在于把“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转化为“法律、政治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法律基于道德习俗，但其对人的硬性约束又强于道德习俗。与其高蹈凌虚，不如先落实底线。政治、法律皆属底线范畴。
407。程伊川云：“贤者在下，岂可自进以求于君？”盖宋明诸儒着力点本在社会，而非直接作用于政治也。故宋明诸儒在民间大兴讲学之风。今世儒家，若能深会此意，扎根民间，讲论辩难，才是道德重建、社会重建之正道。若汲汲于向权力自售，终将为各界鄙视也。
408。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西方外向求智，中国内向求仁。故西方科学昌明，中国强调做人。儒家“仁义礼智信”、“仁智勇”中虽然也包括“智”，但儒家之智是内向的自省，目的是为了实现仁，故中西之“智”取向不同，含义不同。中国要兴科学，必须重新解释“智”，使之独立发展，而非作为工具存在。
409。西方在认识论上重视逻辑方法，中国在认识论上重视直观证悟和体认功夫。前者以致精致远为尚，后者以和谐、实用为目的，此乃中国人思维方式中实用理性的源头。
410。儒家不高扬科学，但也不反对科学。因此在中国的思想传统的更新再造中加入科学并不生硬。儒家重视道德本身并没有错，只是不能以偏概全。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偏颇，但科学万能主义也属于偏颇。当科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道德反倒可以矫正科学主义的不足（比如那些反人类的科学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