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2016年11月，我对温晓莉老师的访谈。
1982年，我大学毕业。想方设法留在西政，而学校以先生勾引女学生为名把他辞退，在他一个学生的帮助下，先生孤身一人，来成都大学代课。先生为人刚毅，不以为屈辱。他后来在“阿Q梦远行——Q3陈平章教授”（此书收入张紫葛先生著《X个人和三个畜生》）一文中回忆我们的旷世奇恋时说：“在这期间，我的生活意外地出现了花团锦簇：月老见怜，前缘难违，我平反后的女弟子温晓莉对我产生了感情。我乍惊且忌，回避唯恐不迭，温晓莉却以惊人的勇敢和毅力，深深地感动了我，鼓舞了我。”
人生雄胆尚开张，莫学东坡梦大江；
骇浪千堆终是水，华章万古始流芳。
至人无己虚而渺，大江有径慨以慷；
背负苍天衔混沌，任他斥䳛逞雌黄。
1984年，我调回成都，在西南民大干部专科班教法律。是年，和先生同居。1986年4月，在经历5年的坎坷和奋斗之后，我和先生终于组建了家庭。我们去重庆北碚办理完结婚登记的第二天，我和先生去探望他的老朋友，西南师范大学陈平章教授。陈教授在我和先生的结婚照上赋诗一首相赠：“红颜知己者，白发护花神。天意怜幽草，人间再度春。”
临行，陈教授郑重地告诉我说：“我这个朋友为人刚直忠厚，学有根底，这是你知道的，不知道你不会爱他；他历尽坎坷，堪称劫后余生，这当然也是你知道的。你们新婚燕尔，我做朋友的除了热忱地祝贺，本来别无话说，但有一点是心心念念最为关注的，即使是多余的话我也必须郑重言之。我这个朋友、兄长，学识堪称渊博，有许多独到之见，生活经历又极其丰富，长期统帅记者，脑子里装满了许多历史内幕、秘密史料。你是西政的才女，我恳切地希望你尽你的一切努力，帮助我这位老兄今早尽快地把他脑子里的秘密史料和学术上的独到之见写成著作，不管能不能出版，藏之深山，传至后世……”
从陈教授家出来，已是黄昏时分。先生带着我漫步来到蔡锷路高坎夹林荫那段，对我说：“这就是我和雨僧兄最后泣别的地方。”先生一手拄拐杖，一手挽着我。我按他站立的方向，与他并立。旁边是高耸的峭壁，公路上除了寥寥而过的卡车，很少行人。我想起1958年1月19日，先生被捕前两日，吴宓先生冒险探望，临别叮嘱先生的话：“务学司马迁，勿学屈原。以钢铁意志，战胜水深火热，活——着——回来！你还年轻，能活到21世纪。那时，把我们这两代知识分子所受之苦难笔之于书，传之后世，使千秋万代知道。嗨！……以天下苍生为草芥，……而使中华文化江河日下，愈益落后于西方列强！……望你铭记此刻，更铭记我之叮嘱！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借助黄昏的路灯余光，我发现先生泪如泉涌……”
此刻，我终于明白上帝让他“活着回来”，并让我们有这样一段人间奇爱，其背后有更深的目的。就是让我做先生的帮助者，做他的眼和手，使这位“当代良史”把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写出来，传下去；将心碑化为书碑，让这已成绝响的人文精神得以延续。我倍感使命的重大与庄严。
早在1984年，我和先生同居之后，鉴于先生右眼全瞎，左眼也仅残存微弱视力，而且年岁日高，就不断鼓励他先把脑子里的珍贵史料记下来。恰好这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屈武先生那里了解到先生在新疆时，和阿巴索夫先生很要好，就专函邀请先生撰写阿巴索夫的文史资料。先生也思及自己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坐牢，都与这段历史有关，如今需对自己和后人有个交代。于是在几乎目盲的情况下，开始辛苦的写作。
1986年，《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书里面详细介绍了1947年左右发生的“东土”和“北塔山事件”，为国内首次披露，流沙河先生看后，评价说写得太好了！
1990年，先生开始写作100万字的回忆他一生经历的《袖里乾坤》。1991年，先生在我家住宅前街边散步，由于目眊，没看见窨井盖被人偷走，一脚踩了进去，当场跌断双腿。又为某电视台有偿新闻所误，上了伪医的贼船，越医越坏，卧床两年之久。最后虽然命保住了，但是左眼残存之视力消失殆尽，仅存微弱光感。
为了让先生能继续写作，其在华西医大工作的妹妹想出了一个主意，找人把一块比16开纸小一点的铁片，制作成一个中间有几行空格的格子板。先生的作息时间异常严格，每天早晨起来，我去上班，他就把铁格板放在一沓白纸上面，用一根老式的吸墨水的钢笔在纸上划。2004年，在接受民间学者采访时，先生这样说：
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很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30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八十四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
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班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我白天在学校工作，下班回来就挑灯夜战，帮助先生把他写下的那些只要我认识的字一句句念给先生听，请她逐句修改。先生口授说：某字某句如何添改涂抹，我就执笔代为勾画增删。这种修改一般要进行两道。定稿后，我再对文稿重新抄录，输入电脑打印成文。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麻烦。因为先生盲写的字笔画混乱，字形不全，又常重叠或结构移位。简直无法辨认。幸好我长期耐心审阅琢磨，居然能够识得十之八九。
在修改中，我完全尊重先生的文思。有时也给先生提出意见，甚至建议某段某章重写。但最后定稿却完全遵照先生的意思。
先生的记忆力惊人，文笔又奇好，我没有参与创作，只做先生的手和笔。
我每天帮先生整理文稿。到了1992年，突然发现，先生写自己回忆录的过程中，突然中途转向，浓墨重彩地写起宋美龄来了。
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突然要写宋美龄这个人？”
先生这才告诉我，他回忆自己的牢狱经历时，想起关过的好几个地方都是抗战时“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工作场地，这些地方当年宋美龄都曾带她去过。我这时才知道先生在抗战时曾为宋美龄当过8个月的机要秘书。
先生说，如今思及50多年前旧事，感慨良多，遂起写宋美龄的念头。
先生其他作品多慷慨激昂，然而此书的风格却异常平和。1994年3月，该书完稿，初定名《抗日战争时期的宋美龄》。5月，先生给在纽约的宋美龄写了封信并附上该书主要章节复印件，托纽约《世界日报》转给她本人。
然而该书在国内出版却不顺利，我们曾把书稿寄给几家出版社，都觉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书中大量描写国民党英勇抗战，及当时身为中国“第一夫人”的宋美龄深入前线，抚慰伤兵，及亲力亲为，创建“战时保育院”，关爱难童的历史史实，内容极其敏感。有一家出版社答应出版，但建议删去部分“敏感”章节，先生坚决不干。
时值抗战胜利50周年。1995年6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常寿林先生飞到成都，来我家拜访先生。两人一见如故。
1995年10月，该书以《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为书名在香港出版。书甫一面世，就引起轰动，有人誉为“史笔直书”，也有人骂“欺世盗名”。先生不为外言所动，写作更加辛苦。当时除了我，还请了几个学生帮忙整理文稿。大家心中未免有几分疑惑。我问先生：“你写这些别人会不会相信，能不能出版？”
先生回答：“事情才过去几十年，就变成天方夜谭了。这样吧，我从里面先拿出30万字，修订成一册，试一试反响如何？”
这就是1997年在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该书初名《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恰逢《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先生寻思，写作此书，犹如往结拜兄长、一生至交吴宓灵前祭拜。遂引古时哀悼朋友所写祭文时的一句套话：“谨以心香一瓣，泪酒一卮，致敬于某公某某之灵前哭之曰：呜呼……”，取名《心香泪酒祭吴宓》。
此书一出，立即成为出版界、文化界一大新闻，连续几个月名列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前茅。舆论认为该书是要借吴宓这个人，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泪水。
《深圳特区报》发表何QL先生书评《于无声处听惊雷》，深为推许，但批评、质疑的声音也层出不穷，认为此书很多细节缺乏来自吴宓日记等历史资料的印证，指斥作者作伪，胡编乱造。
《心》书问世后不久，我的一位正在北大攻读博士的大学同学（也是先生的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他所认识的北大博士们，几乎人手一册。大家都认为该书有有两大特点，一是真实地记录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二是昭示了深刻的人文内涵，发人深省。
1995年7月，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下属的《龙门阵》杂志任编辑的吴茂华，和流沙河先生一起来我们家拜访。因为有类似的人生遭遇，两位老先生虽第一次见面却无陌生感。流沙河这样对先生说：“你的书出版，发出声音来就是胜利，就是在为时代、为历史作证。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朱子素的《扬州十日记》的记录，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这样的使命感。你把你经过的所知的写出来了，就从你肉身受的罪中突围了，灵魂升华了，也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得起上帝！你的书肯定有价值，有人发点杂音有什么关系？相信读者会公正、历史会公正！”
流沙河先生致敬“当代良史”张紫葛先生对联。
阿信听温老师讲述她协助先生艰辛写作、打捞历史的场景
阿信：谨以此文纪念温晓莉老师和张紫葛前辈。朋友们的所有打赏均转给他们的宝贝女儿，以表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