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时代》堪称一本巨著，并非人人有时间和精力细细啃读，这也是加尔文学院哲学教授詹姆斯·史密斯读完本书所意识到的，因此他写作了《如何（不）世俗》，试图对这本大部头做一些压缩和通俗化处理。
下面分享的是史密斯的一次访谈记录，采访人贾斯汀·泰勒。在访谈中，史密斯表示自己最终并不能同意泰勒，但他还是提出我们要认真聆听泰勒，并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反省的好机会。
答：泰勒（生于1931年）是加拿大籍哲学家，在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教书数十年，而其间很多年亦在牛津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一些课程。在过去几年间，他的著作对我自己产生巨大影响。
我想这是因为他似乎“包罗万象”——惠特曼应该认同这评语。泰勒是学术界独特的“杂家”。他是位哲学家，不论是在“分析哲学”抑或“欧陆哲学”方面都如鱼得水。但他也将自己的哲学研究用于文化分析，涵盖历史、神学、心理学、经济学及其他更多领域。当然，这使他受到诸领域专家们的诟病。但这正是敢于作狐狸而不作刺猬的代价。[译注：狐狸做很多事，而刺猬只做一件重要的事。]
最后需要提及，泰勒是一位信仰严肃的基督徒公众学者。身为天主教哲学家，他勇敢坚持信仰的立场，并且声称其信仰视角会影响他建立理论。事实上，泰勒可算得上一位“护教学家”，其思想缜密且复杂，为人谦卑，对事有合宜的期望。许多福音派人士都对“护教”十分着迷，我希望他们当中更多人会对像泰勒这般的护教学家感兴趣。
James K. A. Smith
答：哈，好问题！我想几个因素共同导致这一结果。首先，泰勒作品“小山一般”的厚度让读者驻足于山脚。《自我的根源》有600多页，而《世俗时代》足足有900页！其次，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泰勒的“方法”从本质上讲是叙述性的——借助讲述过去而帮助我们理解现在。他有点儿像是系谱专家，在论述中穿梭于文化历史的隐秘处和缝隙间，这让我们感到陌生。
关于泰勒作品的艰涩，我有两点古怪的假设。首先，我在想是否由于泰勒的双语背景，使得他的英文作品有时读来佶屈聱牙？（我在阅读一些英语为第二语言的荷兰哲学家的作品时也有同感。）再者，坦白讲，我觉得泰勒的编辑们（哈佛大学出版社）似乎有点儿被这位大师唬住了，亦或者泰勒过于坚持自己的行文。如果《世俗时代》缩减三分之一篇幅，会使其质量提升不少。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泰勒的作品就没法看懂。我建议阅读此书的同时听一听“拱廊之火”（Arcade Fire，蒙特利尔的独立摇滚乐队）的专辑《郊外》（The Suburbs）。这会帮助我们理解二人共有的魁北克背景以及他们彼此认同的对“现代性疾病”的理解。
如果这样做无甚效果，还可以先阅读德里达的作品，过一段时间再翻开泰勒著作。此时再读泰勒，就会有“原来如此”的感叹。
《世俗时代》中英文版封面
答：泰勒提出不同的分类法，来理解“世俗之物”（the secular）、世俗主义（secularism）和世俗性（secularity）。
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包括吹捧 “世俗化理论”的人，会把世俗化等同于非宗教（a-religiosity）。换言之，当人们说某事或某人为 “世俗的”，他们是指那些人“不相信”，他们没有“宗教”。我想正因为这一点，像《纽约时报》和《新共和杂志》这类的媒体就直接称有宗教信仰的人为“信者”，而所有其他人，包括《纽约时报》和《新共和杂志》的编辑们，都不是“信者”。
如果你认同这种世俗化之观念，那么现代性就是泰勒所称一个宏大的“减法故事”。也就是说，当你减掉宗教信念的迷信之后，就剩下了现代启蒙运动的理性。减去宗教，就剩下了“世俗的”理性。
泰勒并不认同这种理论，因为正如他所证明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减去上帝和宗教信仰，而且也意味着以别的东西代替前者。此替代品被泰勒称为“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认为人不必求助于超然的神明就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尽管泰勒至终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但这的确是现代性的丰硕成果——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是 “加法”意义上的壮举，而不是做“减法”之后的剩余物。
你会留意到泰勒的言外之意：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是你必须相信的。所以，这世界并非分野为“信者”和推崇理性的“世俗”人士，而是包括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各种“信者”。正因为这样，泰勒如此描述“世俗”时代：并非是说我们已变为非宗教或不再相信，而是说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无一信仰体系被视为公理。我们时代的各种信仰在竞争中共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Charles Taylor
答：我曾经在加尔文大学带领一个由大四学生参加的讨论课，跟哲学专业一些勇敢的学生一起阅读《世俗时代》。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清楚看到泰勒的某些分析使这些学生有恍然大悟之感慨，帮助他们理解了他们周围这一令人愁烦的世界。
随着我对这本书研究的深入，我也意识到本书会帮助许多牧师和植堂者更好地理解像纽约、西雅图或奥斯汀（德州首府）这样的“世俗”环境。然而同时我也意识到牧者和植堂者没有时间来啃泰勒的这本巨著（对此我完全理解！）。因此我想努力压缩他的分析，使之显得清楚而具体，并且使之与当代文化挂钩，借此帮助那些身处此文化中的人。
我在别的著作中曾经提到牧者必须也是民族志学者（ethnographer）。[译注：需要描述并理解所处社群的文化。]我相信泰勒的论述——也希望我这本书——能够装备牧者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我也希望拙著同样呈现出与“世俗”语境对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泰勒言之有理，这一对话不应被视为一场战斗。反之，我们应当认可我们世俗时代中所有依然存留的对超越性的渴望。在此种语境中宣扬福音，不是要捍卫某种堡垒，而是抓住此语境提供的机遇，邀请邻舍来认识他们一直渴望、却没有意识到的那一位。
《如何（不）世俗》中英文版封面
答：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我的回答是：很复杂。
一方面，泰勒对宗教改革相当称赞，特别同情。在其论述中，新教宗教改革是更广阔的后中世纪“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改革质疑圣俗二分法的基督教，因其贬低平信徒的信仰。
按泰勒的表述，宗教改革带来的部分复兴，是恢复“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即生命的全部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前（coram Deo）。因此，不只是神父和修女有“神圣”的天召，屠夫、面包师以及蜡烛制造者也有。入世的家庭生活与出世的独身生活同样“神圣”。此类对比不一而足。
对于像我这样的凯波尔主义者，这是在赞美属上帝的“每一寸领域”（every square inch）。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另一方面，泰勒也指出，宗教改革开了一扇门，后来引向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这属于某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故事，就是说，泰勒认为改教者怀着美好动机，却至终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要知道，弗兰肯斯坦有最善意的目的！）尽管改教者正确地拒绝迷信，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创造和基督徒崇拜中的“圣礼特征”。
结果，用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话来说，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沦为“扁平的”，不再是过去人们以为的充满上帝的庄严宏伟。换言之，我们现在都是茨温利派。（泰勒并不是唯一指出这点的人；也可参阅科学历史学家Peter Harrison在其重要著作《圣经、新教主义以及自然科学之兴起》中的缜密论证）。
作为更正教信徒，尽管我最终不同意泰勒，我仍会极其认真地看待他的评价（criticism）。但在我为更正教信仰辩护之前，我想我应该认真聆听泰勒并且思考其所言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这是我们自我反省的好机会。
在这方面，我觉得J. Todd Billings是一个好榜样，我们应该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他身为更正教改革宗神学家，却在一些方面认同泰勒的观点。当然，他接着也表明改革宗传统有很好的资源（在加尔文神学院就有）回应世俗时代。
原文地址：
https://blogs.thegospelcoalition.org/justintaylor/2014/05/01/an-interview-with-james-k-a-smith-on-how-not-to-be-secular-and-how-to-read-charles-taylor/；标题另拟。
点击封面 ↓ 即可购买
扫码添加客服 ↓ 防失联
↙ 点击阅读原文，进店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