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7 12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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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往事 未竟之访谈



访谈:格木

录音:云峰

地点:金桥

时间:2021. 4


2021年和云峰一起去金桥看陶老师,听他讲这几年关于欧亚非大陆文明的变迁的研究。见缝插针多问了几句那些年的事,没聊完就去吃午饭了。想着以后时间还多,谁知却成的未竟之访谈……呜呼哀哉!陶先生千古!


…….


柏拉图的伦理学是从研究太阳开始的,中国是从八卦开始,转到阴阳合历,阴阳世界上没有超过这种认知方式的。阿拉伯人,还有基督教把太阳的规律拿来,把月亮的对人类的影响扔掉了,这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阴历是太阳历,是十九年七润,陶老师(我)的优点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不仅仅是知道一点名头,还能把这道的都联系起来。(微笑)


对历法感兴趣是开始


这个很早了。这个是从我的二姑夫那里知道的,他在上海当教师,他说的话影响到我。那时候我上高中。阴阳合历的问题,我在中学就知道了。他(姑父)也没有跟我说,他一提十九润七是他告诉我的,我就推算,那时候对数学有兴趣,什么都用数学来试试,爱琢磨。


您后来没去学数学,为什么呢?

 

我当时数理化好,文科并不好,但是我为什么不学数理化呢?我喜欢开阔,不喜欢具体而微。我哥想让我学开汽车(我没兴趣),我奶奶当时还在世,她想让我去学银行,我没学。我要是听我奶奶的话的话,我现在可能就是大财主了,是银行家了。(哈哈哈)

 

我不愿意学习数理化原因,更重要的是那时候都学的是工科,不是理科。都学的是工科的名词。我一听工科就觉得都是很狭窄。我从小就心大,想知到的东西太多。


读书

 

我是56年上的北大法律系。1955年院系调整已经完成了,克强也是北大法律系的,那时候他才出生。教过我的老师也教过他。

 

我是没办法才读书早。我是属老虎的,老虎的尾巴,阳历就是39年了。我家在无锡槐树乡新生路。

 

我苦,我娘刚生下我,日本人就已经来了。我1944年就上学了,当时我上辅仁中学,那是在无锡很有名的学校,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之后来无锡创办的。在上海也有分校,就是后来的六十四中学 。

 

鬼子投降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日本鬼子投降,国军入城,我哥去欢迎。我哥比我大七岁。大约当时12岁,我叔公有个院子,我哥把我交给叔公家里,他就去欢迎国军了。那是我才上小学一年纪,我也想去看,就爬到树上,结果跌了一跤,脱臼了。我哥和我当时都在辅仁小学上学。

 

初中的时候解放了,我50年考初中,头一年我就考了辅仁中学。备取第8名。备取就是你等着看吧,不一定能上。我姐姐从上海回来说,那不行,还是得考,去考了无锡第三中学。

是一个私立学校,一考就录取了。

 

等到开学的时候啊,辅仁中学也是吓唬吓唬人的,所谓的备取实际上就是录取了。然后我就去了辅仁中学。我是

 

辅仁中学    初一的时候工科不好,及格还是及格的就是不优秀。初二的上学期功课也还是一般,我就想我的同学都能考八十分为什么我的功课就只有七十分,洪汉鼎功课好得了不得。他怎么这么好,我要和他比比的,初二的下学期就八十分了,初三的上学期就85了,初三的小学期就90多了。

 

学校里看着我,有些老师就说,这个孩子厉害啊。等上了高中,学校里要重用我,要培养我当学生会的副主席。我就去了干了一段时间,没干好。我当时不会说话,语言表达能力不行,不会演说。不像现在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做学生会主席是要学着说话的,要在很多人面前说话的。

 

但是我学不来。进了高中也入了团。学校说这么好的学生不能说话当不了学生会领导,就去团委吧。就到团委去当了组织委员,组织委员不用太说话。刚开始还是个副的,正委员是我的师兄。后来高三的时候我就是团委副书记。


高三的时候党支部看上我,想要发展我,但是一看年龄还不满十八岁,就暂缓了。

 

当年有留苏预备生,那时候已经是高三快毕业了。留苏预备生那时候主要是工科,我不想学工科。


我的历史老师是国立南京大学国际法的研究生毕业。解放后吃不开了,到中学来教书当我们的历史教师。他跟党支部建议说,尊重学生自己的意见。我就没有去留苏,学校准备换另一个同学去,就是我华东纺织工学院的那位同学。

 

当时,他学了一年俄语,我们这个年级忽然不派了。说要改派研究生留苏,不派人学本科了。组织上说你自己挑学校吧,我这个同学就从北京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后来成了办公室主任。

 

我就学了文科,我政治条件这么好,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送到法律系。是有原因的,法律系是要培养干部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会主席也是法律系的,法律系是培养三梯队的。

 

结果,我进去了不争气。开头要我当团组织委员,我辞掉了。我说我中学搞团的工作把功课都耽误了,不想干。原来我数学很好,但是后来当了团干部,三角函数我就学得不是很好。所以到了北大我就不想做团的工作了。


反尤

 

反尤派的时候,我想,明明是你们叫说的,大家说了以后你们又叫大家反尤。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论。我觉得我幼稚得很啊。那时候刚上大一。我觉得我看大字报都来不及的,你让我说啥。

 

反尤我开始不参加,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要来啊,这都算上课的。我就去了。不去就是缺课。但是我去了不发言,不说话。

 

后来红专辩论了,要开始要整治我们这个不积极的人。抓住我们的把柄,我当时说过一句话:现在尤派这么多,这是对政治教育的讽刺,政治教育工作没有做好,所以尤派这么多

 

就这句话被逮住了,让我作检讨。我当时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还是我年纪轻救了我。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小孩子,年龄小个子也小,小不点是个孩子,同学们保护我,也不让追究我。


我们之间隔了堵墙

我们班里打了三个尤派,后来有人退学,又来了第四个被打成尤派,是上海去的。他说了个啥呢?事情是这样:


星期天要出去玩,本来要一块去的,当时党支部书记在里面慢腾腾的,我其实也在里面慢腾腾的。上海这个同学是运动员出身的,行动迅速。他喊你们怎么这么慢啊,他说的话快点嘛。他说的话我们听见了,书记说,你说的啥,隔了堵墙,和书记说话隔着墙。

 

他说,“我听不见书记说话,隔着一堵墙,他在窗外”。‘’书记在房子里,我们隔着一堵墙呢”,就这么一句话,他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大概得罪了书记。


尤派比例

 

因为这句话打成了尤派。但是他不是江隆基时打的尤派,江隆基走了,来了个陆平,是陆平来了之后补画的。所以一开始我就对骆平没有好印象。这算什么玩意儿,还要补划成尤派。

 

江隆基在的时候,对学生们对教师们他是很柔和的,他说,学生们不懂事,年轻着呢,调理调理就好了。当时我们班30个人,3个及就已经是百分之十了。陆平还要增加一个,什么东西!


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去了甘肃。我算好的啦,我们班三十个人,青海十个,新疆八个,宁夏五个。江苏一个都没有上海一个都没有。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信得过的就留在北京,书记信得过的就留在北京。

 

我们当时三个班,第三班总得来说分配得比较好。我在一班的还有二班的分配比较差。北京留了几个,河南去了一个,东北去了一个。

 

甘肃去了四个,我在兰州,还有一个是山西省委组织部的。他是调干生,山西没名额就来甘肃了。甘肃省委一看,他反右派又没有问题,又是党员,又是山西省委的调干生,就安排他协助分配工作。我当时是老小啊,我的同学都对我很好,他协助分配,把我分到兰州市检察院。还有两个,一个去了静宁,一个去了甘谷。他自己帮助分配完了,就回山西去了。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哥。

 

去静宁的同学身体有病,有癫痫病。后来不好,回了安徽。甘谷的同学是河南人,文革结束以后回了河南,在郑州大学教书。他是被开除团籍的。我是被批判批判没处分。他被开除团籍。

 

 “破落户”

 

我们家是破落户。我爷爷是做米行的,是无锡四大米市,做得比较大。我的爷爷四十岁就去世了。我老爹才八岁。我奶奶寡妇拉娃娃,两个儿子三个姑娘。大儿子就是我的伯父在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做事情了。到东北做事,死在了东北。

 

我的父亲才八岁,奶奶带着,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哭的很。我奶奶靠他娘家资助一些。爷爷去世家里也还有一些家底,还有很大的房子。把很大的房子卖了,给老大家分了一份钱,买了房子。老二和三个女儿还没有着落。

 

大姑娘后来很快嫁出去了,还有我父亲和两个姑姑。奶奶带着,寡妇拉娃娃。我父亲虚岁十五岁就当学徒,米行扛包,我奶奶认识米行的人多,让他去做学徒。但是我父亲上过学,念过书,当时的小学学过英文,还会打算盘,就在米行做事。

 

父亲


我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无锡的庆丰纱厂,唐家的,香港的唐英年的老家,差点当特首的那个。唐家在米行来找人,我父亲就去了。但是才去没有多久日本人就来了,飞机轰炸的时候把纱厂炸了。

 

炸坏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炸毁,但是开工已经不行了。唐家的老板很关心自己的员工,过了一段时间,唐老板在上海的宝丰纱厂是开工的,请我的父亲去上海当会计。我父亲就是三九年进上海,我刚刚出生。


那时候他是一般的会计,我奶奶大概心理也明白,不肯跟着到上海。我们一家还在无锡,但是我姐姐大了就跟到上海了,我的哥哥大了也跟着到了上海。他们都到上海上学。

 

我留在无锡上学,结果我在无锡读书很出色。功课突飞猛进,但是我不会讲话。后来当了教师才学会讲话。


你饿了吧,陶老师带你们去吃酱排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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