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有找到最高的善，才会做出你真正的选择，成就你的英雄之旅
我第一次看《我不是药神》的时候，在电影院哭得稀里哗啦，其中最后那一幕，当男主角程勇在去往监狱的路上，路旁所有白血病人都向他脱口罩，露出脸来表达敬意，我看到了一张张脸。那一刻触动了我的泪点。因为那一刻，每个人良知照亮彼此。
故事讲述了普通中年男子程勇经营着一家保健品店，失意又失婚。不速之客吕受益的到来，让他开辟了一条去印度买药做“代购”的新事业，这属于药品走私，需要冒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但面对生意即将破产，父亲住院欠费，几乎走投无路的程勇面临着第一次选择：铤而走险还是继续苟且。这是一个不需要智慧就能做出的回答。因为生活所迫到了一个地步，让你不得不铤而走险。雅斯贝尔斯说，真正能改变我们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所以，程勇的第一次选择是本能，贫穷会教会了贫穷者一切。
接下来，他在这条“买药之路”上发现了商机，一发不可收拾地做起了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独家代理商。赚钱的同时，他也认识了几个病患及家属，为救女儿被迫做舞女的思慧、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刘神父，以及脾气暴烈的“黄毛”，几个人合伙做起了生意，利润倍增的同时也危机四伏。曹警官奉命调查仿制药的源头，假药贩子张长林和瑞士正牌医药代表也对其虎视眈眈。这时，程勇面临第二次选择：勇敢的把低价药做下去，还是套现上岸。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作为一个理性人，前者的收益和付出不成比例。程勇解散了合伙人。这个选择和第一个选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是本能的驱使。
程勇摆脱了违法的状态。但受苦的是那些无法服用低价印度药的白血病人，这个时候合伙人吕受益因为无钱买药去世了。当初是吕受益的到来改变了程勇的人生，所以这时，程勇准备给吕受益妻子一笔钱，与其说是对他家人的照顾，不如说是对自己良心的救赎，然而吕妻拒绝了，带着埋冤的眼神，他原来的合伙人都离弃了他。程勇虽然很有钱，但灵魂又回到了苟且的状态，如同我认识的很多有钱人一样。此时，他面临第三个选择，回去继续做危机四伏的低价药，还是继续苟且。这次他选择了前者，这个选择和前两个有本质的不同，不是基于本能，也不是“不得不”的选择，而是基于良心自由。他甚至倒贴钱来卖药，拯救了很多经济困难的白血病人。生意逐渐变成了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最后，程勇被逮捕判刑，出现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受他帮助白血病人来为他送行，就像主题曲里唱的“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我很喜欢读历史，很多历史写成了英雄的传奇故事，有的角色道德高尚，正义凌然，有的角色奸猾鼠辈，鸡鸣苟苟，那其实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只是历史小说或演艺。读历史要读出一种“不得不”来，在那样的环境下，凯撒不得不跨过卢比孔河，亨利四世不得不向教皇格里高利下跪，李世民不得不发动玄武门之变，慈禧不得不软禁光绪······，在这些“不得不”里面，你才能读懂历史人物的无奈和历史观念的变迁。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选择都是“不得不”，或迫于生计，或迫于形势，或迫于欲望，其本质都是迫于内心对偶像的恐惧。
所以电影里，程勇的前两次选择都是“不得不”，这两个选择并没有成就“英雄”，那只是如同过江之鲫的日常，平淡无奇，了无生气，在程勇被朋友们埋怨和失望的时候，电影用了暗黑的色系，并用了死亡的符号。就像我们的人生，如果一直沿着生存的逻辑活下去，等待我们的可能是别墅，可能是豪车，但只不过是大一点的坟墓而已。
真正让程勇成为“英雄”的是第三次选择，是他的良心被刺伤以后，依着悔改，进行的选择，他放弃了外在的一切精致算计，一往无前的做出了一个看似“毫无理性”的决定。这让我想起在职场中见到的很多人，他们对生存和欲望，对“成功”和权力有着莫名其妙的干劲，就像程勇的前两次选择，但在这干劲后面，我看到的是苍白的灵魂。而第三次选择，看似莫名其妙，其实给了程勇奇妙莫名的人生。
其实，这样的种子在程勇心里是逐渐发芽生长的，电影里有一个细节，思慧以为程勇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可能程勇也有这样的本能冲动，但最后程勇拒绝了，不是因为道德高尚，清心寡欲，而是他内心里的种子有对纯真的盼望。这一幕让我挺喜欢这个角色，够男人！这种纯真的种子在继续发芽生长，直到遇见某个时刻。
在坎贝尔的《英雄之旅》中，把角色的根本转变称作高光时刻，吕受益的死所引发的亲友破碎，成了程勇的高光时刻。就像耶稣的死成了很多人的高光时刻。人生就是这样，大多时候莫名其妙，有些瞬间奇妙莫名。就看你的高光时刻怎么照亮你，谁在照亮你。
“不得不”的选择并非没有价值，但它只是让你摆脱舒适区，进入到人生的另一番天地，“良心自由”的选择，就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只是让你良心发现，比如《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就属于“良心发现”式的选择。而真正艰难的选择在于选择本身的悖论。这往往是伟大戏剧要表达的主题。
就拿《我不是药神》来讲，程勇最后选择的两难在于，不做假药生意，很多人会死，做假药生意，违反国家法律。救人和守法都是道德的，不救人和不守法都是不道德的。哪种才是最高的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一幕让我想到了一出古希腊戏剧《安提戈涅》，它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42年的一部作品，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剧中描写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的兄长，反叛城邦的波吕尼刻斯安葬，而被处死。安提戈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安葬自己的兄长，但却违背了城邦的法律，要么遵守城邦的法律，但却割裂自己的亲情。在古希腊，城邦的法律代表着正义。这是选择的悖论。在法和情之间，安提戈涅选择了情，这是基于她良心做出的选择。安提戈涅更是被塑造成维护神权、自然法，而不向世俗权势低头的伟大女英雄形象，激发了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德里达等的哲思：什么才是最高的善？
程勇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什么才是最高的善？救人命，还是遵守法律中条款。电影把那位强烈要求惩办走私的警官，以及正规高价药的企业代表都给了冷色调，代表着一种冷冰冰的威权。电影里的曹警官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角色，他在选择的两难之间徘徊，可以说，他是另一个程勇，他的职责是打击犯罪，走私药物的确是犯罪，但当他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个“犯罪”却是在救人，尤其是一位老年病人告诉他“这个药有没有效难道我们不知道吗？”的时候，他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刺痛。他向上级提出了调离自己，但未获批准。在两难之中，他依着本能做出了选择，误杀了“黄毛”。他的英雄之旅赢了一半，却输了全部。
最高的善一定不是靠人的本能可以选择的，就像有一束光照下来，你要跟着他走，为此也要付出代价，安提戈涅付出了死的代价，程勇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但通往的是更大的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自然法”理念成为启蒙一代知识分子所着重强调的，那是上帝在我们心里种下的善的种子，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英美“判例法”体系和陪审团制度，它最高的原则是人内心的良知。而与之相反的是欧陆“成文法”体系，法律条文很多时候成了最高权威，带着冰冷的质感，如同《我不是药神》里，那位要把非法药物置之死地的警官。
你只有找到最高的善，才会做出你真正的选择，成就你的英雄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