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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关注与研究中国文化，希望有机会能开一门《中国文化二十讲》的课，专门讲一讲中国文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因此关涉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既注意到了像柳诒徵、吕思勉、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专家的著作，也注意到从哲学、史学等方面研究中国文化的梁漱溟、钱穆、徐复观、殷海光、韦政通、余英时、孙隆基、钱锁桥等。同时也注意到研究信仰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张荣朋（如《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等；还有相对单纯的从某个方面，如政治方面涉及中国文化的，如陈侃理主编《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新论》等；如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如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至于比较有名的单篇文章，也搜罗了不少，希冀使自己及他人，都更深地明白中国文化的本质到底何在，而不只是停留于文化自信、文化前途与文化使命等充满口号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角度，于中国文化的认知无益。
对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有一些认为它是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这当然都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些外在表现，但这些外在表现却并没有其中的实质说清楚。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大问题是没有绝对真理——所以才会在各种表现形态上，如政治上拳头即是真理，这当然是绝对真理的赝品，但这样的赝品，每隔一阵随权力变化而转变，所以权力成为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与生活“宗教”——表现在哲学上有哲思没有哲学，在逻辑上有逻辑没有逻辑学，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缺少求真精神，于是相对主义、混合主义、实用主义这三大板块构成了成为中国文化的本质。相对主义对应本体论，混合主义对应知识论（认识论），实用主义对应价值论。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使得求真很少作为中国人做人和认知的选项，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有句爱默生的话常被人们引用——“有两件事我最憎恶的，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其实能领会这话的中国人恐怕也不太多，因为没有多少人会认为知识与信仰有关。前者是无神的自大，后者是迷信的偶像崇拜，这都对真正的认知带来极大的伤害。其实在这方面，清教徒牧师汤姆·华森比爱默生说得更直接：“有人陶醉于自己的知识广博，但若没有悔改，知识又有何用?学识加上坏心肠，就如漂亮的脸孔，体内却患了癌症。没有悔改的知识，不过是点燃通往地狱的火炬。”
不求真，使得中国人对真假是非、对错好坏的分辨，都常常成为问题，但中国人及其相关的教育却往往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单拿形式逻辑来说，语句的真假，推论的对错，完全是两件事。但我们常常将经验带进推论中而不自觉，我们也分不清真假与有无的关系。不求真，使得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全方位地出问题，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无论是伦理还是信仰，都呈现出一种人所不知的混杂—混沌状态。如信仰从本体论上讲，你首先应该问的是，你所信的神是不是真的，而不是这个信仰对象灵不灵；从知识论的角度，你怎么得知你所信的乃是真神呢？而不是管其所信到底是什么，完全无知而迷信；而从价值论的角度，你的信仰对象与你是什么关系，他爱你，你爱他吗？他能给你带来稳定的人生意义，真正的价值标准吗？所以说中国文化是理性主义，乃是高看了中国人的求真能力。而西方则是将理性主义高举为自己的崇拜对象，最终走到今天泛滥的政治正确而不自知。
推而广之，真善美都其绝对性的来源，但从具体运用的过程中，真假多事涉本体及绝对性，多涉事物存在与否；对错多关涉及价值论，对错需要比较，因此需要确知类概念的等级性亦即要懂得相应的上位概念。而如何分辨真假，认清对错，就需要良好的认知能力——即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待知识来源是否有相应的反省与检验。在我看来，从知识论的角度，以信求知是一个不得不使用并相信的方法，但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以为“因信求知”只是奥古斯丁的个人喜好，其实大谬不然。任何人从小乃至一生知识的获得都伴随着“因信求知”，世界上没有一个什么都不信而活在世上的人，而知识的获得也必须由此而来。无论是从父母还是从老师，都是我们一开始就相信的对象，而往上推，必然有一个本源性的“相信”，否则其知识的稳靠度总是让人存疑。
下面是一个系列的第一讲之粗纲——《不要高估自己的求真能力》的分享提纲
一：你的确在求真吗？
1：你求真的最高天花板是什么？
2：你求真的路径及来源是什么？
3：你所求之真与善和美有关么？
二：你所信为何？
1：所信的对象是真的么？
2：所信的路径方法与来源
3：所信的意义与价值为何
三：几乎不求真与求真到高举人
1：有奶便是娘与停在真理的半山腰
2：政治正确与白左为何泛滥
3：如何符合中道：承认人的有限
4：张嘴不是为服毒，开放不是为撒谎
四：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
1：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
2：知识论上的混合主义
3：价值论上的实用主义
2023年11月17日下午匆匆草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