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灌注了自己的实在精神和部分神经结构”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其宏大的历史诉求、深邃的哲学思考、非传统的诗化叙事和围绕其创作、出版、传播所引发的冷战两大阵营之间的文化角力，一直为人所乐道。在这场文化对决中，政治视角成为美、苏两国解读该小说的唯一切入点。苏联国内围绕该小说对创作者展开猛烈的批判，将帕斯捷尔纳克从作协除名，并要挟剥夺其苏联公民资格，驱逐出境。美国中情局则利用苏联当局对该小说过于敏感的政治姿态及小说中的政治评价（极少），一方面资助小说的出版、促进小说的传播，另一方面，抨击苏联僵化的的意识形态专制和文化审查机制。从而使“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愈演愈烈，一时间，《日瓦戈医生》登顶各大销售排行榜，成为西方世界窥探苏联国内“现状”的不二之选。
2015年，一部旨在揭示“冷战时期围绕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活动”的纪实文学在国内出版，为我们重新认识关于《日瓦戈医生》的政治争端，研究美、苏两大阵营在冷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当图书成为武器》在性质上被分为“冷战——国际关系史——史料——研究”类图书，这既是从该书所涉及的主题和对象，也是由于其创作风格而得出的结论。总体来看，这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史料性
尽管多年来关于《日瓦戈医生》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由于资料有限，对于小说的手稿如何流出苏联、帕斯捷尔纳克如何与出版商联络、小说各语种译者的选择、小说的海外版权归属及版税去向以及苏联与美国在小说的发行中是否参与等问题却一直没有答案。整体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框架，也是该书出版的意义所在。
《当图书成为武器》的史料来源有美国中情局公布的135份内部文件，莫斯科联邦国家档案馆收藏、出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以及帕斯捷尔纳克与出版商菲尔特瑞奈利等的往来信件。这些具有高度可信性的记录与备忘录构成了本书第八章（《日瓦戈医生》手稿以微缩胶卷的形式运抵美国中情局）之后的主要内容。
这些资料的来源各异，也代表了在“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中彼此角力的三方。美国中情局的资料更多地涉及小说编辑者的选择、出版事宜和向东欧世界秘密运送该小说的各种译本。苏联资料相对较少，主要是刊登过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的报章、围绕批判如何展开的会议记录等，充分显示出苏联集权制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文学创作的尴尬处境与窒息状态。对于《日瓦戈医生》的海外出版，帕氏和菲尔特瑞奈利出可以说完成了世界出版史上一次壮举，两人之间通过各类记者、学者传递信息，约定暗号，最终促成该小说在1957年以意大利文在米兰首次问世。两人间的通信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勇气与智慧。
二、传记性
《当图书成为武器》的另一个特点是极强的传记性，这也是由它的资料来源决定的。书中涉及的传记繁多，有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安全保护证》、《人与事》，也有帕氏的妻子及情人围观小说创作及出版所作的回忆录，还有相关朋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这些资料构成该书前七章的内容。
作者参照各种传记，再现了《日瓦戈医生》的创作历程、出版经过，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反抗与妥协，过世后葬礼的举行等。在帕氏获奖、苏联国内展开批判狂潮期间，作者甚至是以日为单位叙写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亲友的遭际，大多是传记与实录的叠加，有些时候稍显生硬刻板，这或许是作者追求实录的结果。
此外，书中也存在一定的错讹，在《日瓦戈医生》创作之初，帕斯捷尔纳克有长达十年的沉默期，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包括《哈姆雷特》。曼德尔施坦姆为此致信（暂未查到具体时期）帕氏，希望他尽快恢复创作。
“1944年，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一种痛苦的激励，让他打起精神争取更大的艺术成就。安娜·阿赫马托娃曾被疏散到塔什干……这一年来到莫斯科，将曼德尔施坦姆生前写的一封信交给帕斯捷尔纳克。信是曼德尔施坦姆两年前写的……”
这段描述来看，信写于1942年，但曼德尔施坦姆已经于1938年12月27日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逝世。不知道这封信的写作时间究竟是哪年。
三、政治性
这本小说唯一贯穿始终的，除了帕氏作为创作者、受难者之外，也许就是浓烈的政治氛围。第二章穿插叙述了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的迷恋、皮利尼亚克因私自在海外出版《红木》而遭到清洗等等。政治是作为一个叙述背景和主体存在的，《日瓦戈医生》创作伊始就受到政府的关注，之后的小范围朗诵、书信往还、手稿外流等一直是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进行的。这种政治也可以分为三个视角进行解读，苏联对帕氏的政治批判、中情局对《日瓦戈医生》的整治利用、帕斯捷尔纳克的反抗与妥协。在多方合力作用下，一部摒弃了宏观历史叙事的诗化小说成为一部政治煽动作品。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在纪实性的震撼之外，更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中的诸多人物的姿态与关系，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曼德尔施坦姆被捕后与斯大林通电话一事，他语焉不详的姿态和后来在《日瓦戈医生》出版过程中的孤注一掷，在闲云野鹤般的隐者身份与据不退让的见证者身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日瓦戈医生》创作之初，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帕氏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创作。以及白银时期两大诗人——帕氏与阿赫马托娃之间的竞争、疏离和彼此扶持等等。
更为反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文学，“生产灵魂的产品比生产坦克更重要”（斯大林，4），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文学，“我感觉要出版这本书”，真的是文化无国界啊，尽管高耸了44年的铁幕演说和布鲁门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在这场对峙中，因为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像一只乒乓球，面对两个超级大国，像困惑时人类面对上帝的沉默一样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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