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17年至2020年，我采访了15位中国留美学生，于今年11月在美国出版了《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他们分享了在美国读书的感受、美国教育的特点、美国社会的丰富，以及在这个陌生国家的挣扎与得失。本公号将节选部分章节，与读者分享。（林世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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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历：1996年出生于北京，2014年毕业于人大附中，同年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录取，就读历史专业。2016年至201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交流。2018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纪录片方向）录取。2019年8月毕业。拍摄的反映美国亚裔生活状态的纪录片《Curtain Up》在纽约亚美国际电影节、洛杉矶亚太电影节、旧金山亚美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节放映，获得洛杉矶亚太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新人奖”和纽约亚美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观众选择奖”。
访谈时间：2019年6月14日
访谈地点：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人物印象
纽约曼哈顿125街星巴克。
当我气喘吁吁推门进去时，只见一个很斯文的中国男生端坐其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凭直觉，我相信他就是童辉。
果然。在哥大学习纪录片制作的他，看上去很有纽约学艺术的男生特有的范儿，比如灰色围巾，比如干净的帆布鞋。
我们聊了一会，到附近的日本面馆吃了一碗面。正踌躇在哪里采访呢，童辉善解人意地提议：到我的剪辑室怎么样？哇，太好了！虽然无数次去过哥大，但著名的新闻学院还没进去过呢。
我欣然答应。于是，我们边走边聊，不一会就到了他位于哥大新闻学院楼里的剪辑室。楼道里挂着的全是新闻学院学生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的海报，看上去很吸引人。
作为哥大新闻学院纪录片方向的研究生，童辉有自己的剪辑室。虽然空间不大，但足以让他在里面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两年前，他开始拍摄纪录片《Curtain up》，经常去纽约唐人街一家学校拍摄排练舞台剧的亚裔学生，积累了很多素材。2019年，纪录片剪辑完毕，在很多地方播出，颇受好评。这让童辉很受激励，他踌躇满志，筹划着自己的下一部纪录片。
童辉的文笔很好，但他说自己从未想过成为一个文人，因为他对文人和文字存着敬畏之心，觉得自己很难达到胡适那样的高度。但他对自己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颇为自信。
上高中的时候，童辉就拍了一部纪录片《北京胡同》。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又拍了一部纪录片《生死结》。到哥大新闻学院读纪录片方向的研究生，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因此我一接到offer（录取通知）就跳起来”。
对于未来，童辉有自己的“野心”——成为有李安那种气质的导演，可以打通中西文化。或者成为陈晓卿（纪录片导演，制作人。成为中央电视台导演，现任腾讯视频副总编，拍摄过《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那样的导演，专注于某个领域。
真是羡慕这些90后，他们单纯热情，心无旁骛，而且游走中西，视野开阔，可以毫无顾忌地追寻自己的梦想。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童辉（左）和本书作者林世钰在哥大新闻学院。
（一）在“康村”学历史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太容易了，大多数花着父母的钱，只知道自娱自乐，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且我们没有接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东不成，西不就，感觉在文化上是没有根的。”
我爸出生于安徽农村，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北京闯出了一番天地，目前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人生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自然希望我能上到更高的台阶，那就是出国留学。小时候，我妈老对我念叨：你爸在给你攒钱呢，将来供你出国留学。听得多了，就觉得出国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笑）
所以，从高一开始，我就开始大量背英语单词，准备考托福和SAT。当时我们班准备出国的气氛挺浓的，全班50人中有20多个人在准备，最后出国的有15人左右。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地理。高一上地理课，基本就是我和地理老师的“二人转”，他问我答，其他同学几乎都在睡觉。（笑）什么气候带啊植被带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出去旅游时就琢磨当地是属于哪个气候带和植被带。
我高中时的理想是环游世界。上中学时，国内的名胜古迹我几乎都去过。高考结束后，还和朋友一起自驾去了西藏。到了雅鲁藏布江，天气不好，看不到雪山，我让朋友先走，自己在那里又多呆了三天，直等到天气变好，看了雪山才离开。我在西藏呆了一个多月，回北京后胡子拉碴，看上去像30多岁的，把我妈给吓坏了！
美国本科如果有地理这个专业，我一定毫不犹豫选择，可惜没有，我后来选择了历史专业。这个选择的背后，有个很重要的引路人——我的高中历史老师李晓风。他找教科书外的很多研究资料给我们看，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历史是鲜活的，是可以这么研究的，顿时对历史产生了兴趣。李老师很有学者气质，虽然是中学老师，却像个大学教授。在中学课堂上遇到这么一位大学教授式的老师，真是我的幸运！
当时我在心里暗暗地想，将来一定要研究中国历史！
2014年，我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录取了，学的就是历史专业。我学历史，一般中国父母是不会同意的，但我父母很支持我。我妈一直研究《易经》，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我明知她是激励我，但心里还是挺受用的。（笑）
大一那年，我计划学两条线：一条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脉络，柏拉图、洛克、康德、尼采、韦伯、马克思等人的著作是必须要看的；另一条线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比如民国时期，共产党执政后的新中国历史等。
但是我的宏大理想很快被现实击败了。（笑）
虽然我以前在国内时特能说，还参加过演讲，做过学校节目主持人，但是刚到美国时根本张不开口。语言是个问题，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开始真没那么多想法。特别上一些研讨课的时候，对很多话题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可是既然选择了文科，就得逼自己有想法。（笑）
看班上的美国同学，特能扯。有一次，老师问，雅典攻下港口城市会对本国的政治和经济有什么影响。美国同学立刻接口，balabala说了一通，根本没有什么新意。我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敢开口。当时特别难受，与爸妈聊天，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读文科。而且看到周围几个读文科的同学都quit（退课）了，心里更是不坚定了。
大二上学期，我们学习前现代欧洲史（12-16世纪西班牙、法国历史），老师让我们读一本书，讲的是法国一个村庄信邪教，最后被处理。读完这本书，上课要参与发言，还要写论文。当时压力巨大，这样一本书，和欧洲史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跑到女朋友的宿舍，和她抱头大哭。
那时真的是咬牙在坚持，现在想起来太好笑了。（笑）
后来开始学喜马拉雅地区人类学的课，比较偏地理历史，与当下产生联系，我比较感兴趣。我自认为不是特别学究的人，希望学的东西与当下有联系，与自己可以产生共情，是自己感兴趣的，而不喜欢研究一些与自己没啥关系的东西。
好玩的是，我那一届的康奈尔大学有一百多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大都学金融、技术，专攻历史的只有我一个人。最后一年，他们去实习，我就去教小朋友演莎剧。各忙各的，没有比较就没有焦虑了。慢慢的，我在课堂上发言越来越多，一是语言慢慢熟练了，二是学的东西自己有兴趣了。
童辉在康奈尔大学门口。
大三那年，刚好有了一个去英国剑桥大学交流的机会，我就去了，在那里呆了一年。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么热情，人与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而且我每周要读5到8本书，几乎没有时间出屋，情绪难免有些低落。还好我比较自主，顺着自己的天性走，所以就度过去了。剑桥的20世纪西方思想史研究很有名，在那里呆了一年，了解了西方为什么有这一套思想体系，还是挺有收获的。
那些年美国大学的中文剧社挺火的，普林斯顿大学于2008年成立了第一家中文剧社。到了2013年至2014年，很多大学的中文剧社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出来了，康奈尔大学也成立了自己的中文剧社—“境缘”剧社。那几年，我们排了《恋爱的犀牛》《暗恋桃花源》《如影随形》《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等六部剧。
到英国后，我加入了剑桥的中文剧社，在改编的《茶馆》中演了太监等角色，特别好玩。还演了台湾导演赖声川的《宝岛一村》。有一天，演出结束后，一个中国学生观众问：为什么要在西方演中国的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让人思考很多。
高中时，我特别喜欢民国时期胡适那一代留学生的气质，对那个时代很迷恋。2014年8月中旬，出国前几天，我还跑到清华大学，在当年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碑前单膝下跪，感觉自己也有民国理想，与那代人的精神气质是有连接的。我当时很想知道那代人的精神脉络，就有了一个研究他们的初步想法。
2017年6月，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回到美国也查。几乎一年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情，最后我确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表演中国的真实性——留学生戏剧在美国（1910-1923）》。我想探讨那代人对世界大事的想法，以及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除了这些大的想法，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当时中国女权主义开始萌芽，女留学生对学生活动的参与也十分积极；留学生与当地华人社团联系紧密等。
说实在的，研究他们那代留学生越多，越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文化底子深厚。对民族、世界很有责任感，想把中国演给美国看，演给世界看，虽然遭受歧视，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特别勇敢。而且，他们学成后必须回国，建设自己千疮百孔的祖国。要在制度和器物层面上操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定会让人焦虑的。
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太容易了，大多数花着父母的钱，只知道自娱自乐，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没有接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东不成，西不就，感觉在文化上是没有根的。
我后来参加国内“澎湃新闻”的非虚构大赛，投的就是我本科的毕业论文，还入围了呢。我爸可开心了，说，大学四年没白学。我爸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会计系永远拿第一名，后来在会计师事务所做合伙人。他非常好学，比如我们去黄石公园旅游，他就百度各种地理知识。他的好学对我影响很大。
大四时，我上了一门亚洲研究的课，包括亚洲电影研究、城市研究等，这就更亲切了。比如我们会探讨香港导演王家卫电影镜头的时代感等，特别有意思。
另外，我还上了一门“身体政治”，涉及中国古代的缠足、印度人的结婚仪式等。这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也是很感兴趣的，特别是中国的父权制度，我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在课堂上特能说。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时，这门课的教授很高兴地给我写了推荐信。
在康奈尔大学四年，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写作，那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每段的第一个句子是重点，下面的文字是围绕它展开的。我以前写东西老是绕来绕去，不着要点，在美国才算学到了写作最重要的技巧。（笑）
还有就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我在剑桥交流的时候，教课方式是一对一。导师每周推荐5到8本书给我看，看完后要写篇3000多字的文章。算下来，我在那里一年写了24篇文章。一次，导师引导我研究抗日战争对国民党一方的消耗，我则往共产党方向写，写他们做了哪些对的事情。我们辩论了很久，他还是说服不了我。后来我看了很多资料，才慢慢往他那个方向走。虽然他希望我往那个方向走，但没有强制我，而是慢慢引导，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现在特别怀念本科的时光，完全的自由，没有强烈的立场。我的毕业论文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宋朝医药史，而我的毕业论文又特别爱国，充满强烈的民族主义。好玩的是，我毕业的时候，她给我的毕业赠言是——希望你到哥大后更加世界主义。（笑）
可以说，本科四年，越到后来越开心，可见学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我妈的人生观是，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事情做好了，钱自然就来了！（笑）
（二）想拍普通人的故事
“我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希望国人都有机会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可以与香港、台湾乃至全世界的华人交流，明白他们真正在想什么，不要躲在自己的世界和价值观里，那样太狭隘了。”
为什么读纪录片专业？因为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愿望。
高中时，学校有电影节，我执导了一部微电影，叫《北京时刻》。女主角是搞艺术的，男主角是白领。我用这部电影批判北京快节奏的生活，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适合我们的。当时我自己演男主角，挺过瘾的，算是最初的练手吧。（笑）
高三那年，我自己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北京胡同》。北京一直在搞城市建设，拆了很多胡同。有的拆了一半，由于钉子户不搬走，只能停下来。我想用这部纪录片探讨拆胡同的矛盾。比如有的胡同和四合院破破烂烂的，居民的生活环境很差，这些地方拆了不完全是不好的。这是我第一次拍纪录片，感觉特别喜欢。
上了康奈尔后，我也拍了一部纪录短片。大四时校园一个中国留学生驾车出车祸了，坐在车上的一个女孩死了。司机没有表示悔恨之心，反而在朋友圈发一些很轻浮的言语，大家纷纷骂他。事情过去半年后，我想拍他，因为我想知道在别人骂他的时候，他有何感想。我找他谈了三四次，连续被他拒绝了。他甚至傲慢地说，等你出名了再来找我吧。我锲而不舍，还是一次次找他，还很有策略地把很多骂他的评论和他分享。他终于接受我的采访，回应一下。
纪录片叫《生死结》，十分钟的短片，在康奈尔公映后，去看的中国学生乌央乌央的。他们看后很受触动，说很多东西是自己之前没有考虑过的。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的作品对人有启发作用。
高中时候，我就和一个好朋友说，研究生时我要去哥大新闻学院学纪录片，后来就梦想成真了。因为一心想来哥大读书，所以接到offer（录取通知）时，忍不住蹦起来。（笑）
从现实角度来说，学历史当前不一定能用得上，但对我将来想做的纪录片事业很有帮助。我擅长视觉思维，将来的梦想是当一名导演，可以拍自己的纪录片和电影。因为是学历史的，我知道日本某地的风俗很有意思，将来就可以去那里取景。学历史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开你的思维。
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其实我从未想过将来要成为“文人”。我对文字很敬畏，比如看到一个作家，我就特别敬畏。我敬畏胡适那样的文人，有才华，又具人格魅力。我觉得文字是很美好很神圣的东西，不能轻易碰的。自己挺俗气的，比如我拍片子就是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影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可以出名。（笑）
我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希望国人都有机会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可以与香港、台湾乃至全世界的华人交流，明白他们真正在想什么，不要躲在自己的世界和价值观里，那样太狭隘了。
至于未来，我想做李安那种气质的导演，可以打通中西文化，或者做陈晓卿那样的导演，有自己专注的领域，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观众。但是，我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李安那样的名气，因为自己不是特别社会性的人。我喜欢李安的内在，中西文化交融并蓄，有自己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我想从纪录片开始做起。
高中时我曾经竞选过学生会主席，最后得票第二名，当上了副主席。但那时候竞选功利性很强，是为了出国申请充实简历的。我很快就发现自己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我更喜欢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安静地做事，不喜欢在一个群体中生活。过去五年，我一直在思考：我是谁？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特别在剑桥那一年，我每周就闷在屋里看书，几乎足不出户，想了很多，脑子不带停的。最后发现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希望让周围的人都开心，自己特别累，这种人根本不适合当领袖，只能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笑）虽然我不是社交型的人，但是挺享受自己在舞台上的感觉。我不怕聚光灯，因为灯一亮，下面的观众都看不见了，只有台上的自己了。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反而没有那么多压力。（笑）
我从纪录片开始拍起，而不是“电影”，是因为自己高中时候也体验过拍电影的感觉，觉得拍电影作为一个群体性的活动，导演所要想的事情、所受的限制实在是太多，很难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本身也是有点“反社交”的人，所以当下纪录片是最好的媒介，可以在少数人合作的情况下进行创造。
目前我的搭档是新加坡TodayNews（今日新闻）的记者，她对视频没有感觉，但文字特别好，我们刚好取长补短。我特别喜欢剪辑，剪着剪着就high（激动）了，一下子到凌晨三四点。（笑）
从去年11月开始，我在纽约唐人街拍摄“容闳小学”剧社的学生上演音乐剧《冰雪奇缘》的全过程。这个学校基本都是亚裔学生。我想通过这个片子探讨美国对亚裔的偏见，比如他们认为亚裔是书呆子。我跟拍了四个家庭的故事，几乎探讨了所有关于亚裔移民的议题，比如两代移民的矛盾、亚裔移民的历史、种族矛盾，等等，我承认自己的野心很大，想用这样一部并不长的片子来呈现庞大丰富的内容。（笑）
这个片子至今已经拍摄了200多个小时，学校的project（项目）只要半个小时长度，我拍摄的四个家庭甚至都无法全放进来，所以我还会再剪一部长片，将来会投到各大电影节。
将来我想回国拍纪录片，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拿到美国发行。纪录片的题材，可能是历史类的，比如《大国崛起》那种。我是学历史的，找到合适的题材会去尝试；更想拍的是人物类的，不是已经出名的人，而是那种完全没有人知道的小人物。比如，我曾经去过新疆的哈萨克斯坦边境做义工，当地的哈萨克族小朋友长得高大强壮，和汉族小朋友有完全不同的成长文化，有时会揍汉族小朋友；但同时汉族小朋友的家里又控制着当地本来稀缺的一些经济资源，他们都被“困”在那样一个边境小县城里。他们之间的故事挺有意思的，将来或许可以去拍。
我想拍纯粹的小人物，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边缘人物。美国主流媒体关注边缘人物往往带有预设立场，对方自带社会属性，比如亚裔、非裔等，这就不好玩了。只有不预设立场，完全纯粹才好玩。比如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住在安徽安庆的贫困农村，天天在村里嚷嚷：我的孙子去美国读书啦。这种反差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当下中国这种题材很多，我特别渴望回去拍。要是在美国，我只能拍亚裔的，不管是拍摄者还是被拍摄者，都是边缘性的，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美国这些年，我观察到中国人进入主流社会很困难。作为一个拍纪录片的亚裔导演，想在西方出名，很多时候还是要迎合西方观众，而西方观众总体感兴趣的还是暴露中国黑暗的、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西方社会老是对这种东西有偏好的话，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发展中的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不是在追求什么“好”什么“坏”，我找寻的可能更多的是有趣的、值得思考的部分。
举个例子，王男栿（美国华裔独立纪录片导演）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片子，制片人是美国人。在美国放映时，我注意到观众基本都是白人。片中有个镜头：当一个80多岁的中国江西农村老人被问到计划生育好不好时，老人说“好”。我注意到观众都在撇嘴，一脸不以为然。我当时感觉不太好，因为一个老人有他自己的历史条件和思维方式，那样简单呈现给西方人看，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
（三）哥大，自由主义大本营
“出国之前，我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学校，又是读文科的，喜欢思考，而且骨子里头又有作为一个‘主流’中国人的骄傲，所以在美国感受到的两种价值观的碰撞还是挺大的。我不喜欢中美双方老说自己的价值观是对的，从而否定对方。我希望可以融合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平衡。”
哥大新闻学院全球闻名，但老实说，头几个月我的体验感觉一点都不好，觉得它自由主义得过头了。因为纽约是著名的左派城市，哥大更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
川普两年前上台，我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在骂川普。作为国际学生，我的直接利益跟川普的政策是有矛盾的，但是我很欣赏他做事的某些风格，比如快言快语、不受拘束等。但是我不能说，只能在自己心里有个评判。一旦开口，估计要被同学骂了。（笑）
Fox电视台是美国一家很大的电视台，但在我们学院是被当做笑话的，因为它算是右派大本营。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不应该由Fox代表美国媒体。如果是CNN，他们会感觉好很多。
2018年，正逢美国在讨论是否应该接收难民。我们新闻学院报道课的第一节课，老师就让我们拿着录音笔去街上问：你对接收难民有什么看法？交作业时，我发现答案基本一致：这是好事，可以帮助别人。这可能也是老师想要的答案吧，但是大家都一样就没意思了。
平时，哥大对这些与种族、政治相关的议题都很敏感。上新闻伦理课，一个黑人教授控诉川普如何如何对黑人不好。每次老师邀请外校教授来讲课，学院要让学生评价是否邀请了足够的女性、有色人种等。我非常理解这种从体制上保护弱势群体的做法，但是很多时候是否要全盘控制、甚至矫枉过正，很值得我们思考。
学院的台湾学生很激进，社交媒体上经常转一些政治立场很激烈的东西，香港一个女生看到我们大陆来的学生就不高兴，觉得我们都是被洗过脑的。（笑）
新闻学院的课程是这么设置的：基础课—新闻媒介课—专题报道。刚进去时要上基础课，包括新闻伦理学，新闻法、新闻商业、新闻历史、调查新闻等。
美国新闻法规定得很详细，超出我的想象。比如你拍照片和视频，在商业区外面和里面怎么拍，住宅后院怎么拍，家里没人时怎么拍，无人机如何拍摄，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保障记者权利。1964年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一案以前，对方告记者诽谤罪，要记者证明自己是无罪的，现在要求原告举证，否则记者无罪。但是，它对普通公民和公众人物的规定是不同的，媒体有监督公众人物的权利，公众人物告记者诽谤罪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新闻学院还有一门课叫“中国研讨课”，主要研讨当下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状况。这门课今年很惨，新闻学院只有三个人上，我是其中唯一的大陆人，其他学生都来自其他学院。老师很惊讶，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国政治环境不好，所以学生不敢来上。（笑）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是前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每当我回答问题，他总要强调，你是中国少数能来美国留学的学生，不能代表中国。所以我每次发言，总要提到，虽然我是少数的，但还是要表达我自己的意见……（笑）
我的老师总说，他写作是给“国际读者”看的，所以不需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们这些留学生不一样。如果只是过来镀层金，然后回国发展，那么可以不改变价值观，这是最爽的。但是，如果你想留在西方国家生活工作，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会让人挺难受的。出国之前，我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学校，又是读文科的，喜欢思考，而且骨子里头又有作为一个“主流”中国人的骄傲，所以在美国感受到的两种价值观的碰撞还是挺大的。我不喜欢中美双方老说自己的价值观是对的，从而否定对方。我希望可以融合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平衡。
这门课会要求我们写数篇报道文章。我写的其中一篇的主题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我从中国上班“996”制度说起，说明由于工作时间拉长，所以陪伴老人就少了，加剧了人口老龄化。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讲席教授）曾经说过，东亚的问题要用东亚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举例，以前日本女人在家不工作，后来学习西方国家，女人出去工作，家里孩子老人无人照顾，出现好多社会问题。我引用他的这个观点，老师说应当批判多一点，让我重新思考重新调整。（笑）
不管怎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还是最重要的，改变不了的。我希望自己可以代表中国的某部分人群，比如说新生代青年。
我还有一门是调查新闻课。新闻学院和美国整体的新闻界对调查新闻是非常重视的，但不管是中国学生还是美国学生，大多数人对调查新闻部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学生。我觉得我们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因为成长环境等因素，并不觉得“揭露社会不公”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对于美国学生来说，很多人的理想也不仅仅是在调查新闻。
我们还上报道课。从去年8月到10月中旬，一共要写四篇文章，自己定方向，找人采访。我的兴趣所在还是戏剧，所以写了四篇关于在纽约的亚裔戏剧群体，整体对亚裔作为少数族裔在纽约的发展现状有了不少认识。
在另外一门人物报道课上，我写了两篇人物特稿。一篇是讲一位韩国的戏剧制片人和导演。他是一个很自我、很爱吹牛的人，说自己有很多的“大制作”，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了半辈子记者的教授不喜欢这个人物，觉得他非常不真诚。
而另一篇，我接触了多位夏尔巴登山人移民纽约的故事，他们很多人都曾经数次登顶珠峰，却为了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到美国来，从事着加油站工作人员和商店售货员这样最朴素的工作。教授特别喜欢这篇文章，觉得这代表了美国梦。
从这两篇文章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新闻业喜欢什么样的故事、讨厌什么样的故事。
新闻学院所有的教授基本都是从业多年的记者，资源特别丰富，会请他们认识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资深记者来讲课。他们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挺有意思。当然，由于教授都是实践性的，很少有博士学位，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精通的。所以有句话叫新闻无学，但无所不学。（笑）
童辉在哥大新闻学院。
来美国这五年，是看新闻最多的一年。自我感觉把美国看得挺清楚的，比中国简单，就是分成白人、黑人、拉美裔、亚裔，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等。美国的身份政治太强烈，在这里有看戏的感觉。在美国，即使我自己认同为“中国人”，别人看你也会比较简单地归类为“亚裔”。
第二学期我们学的是专题报道，包括体育报道、移民报道、人权报道等。其中人权报道值得一说，纽约有很多人权组织，他们关注全世界人权领域的新闻事件，我之前因为研究过西藏历史，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学姐建议我去当人权观察员，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历史和文化，并非所谓人权。我还是想专心做我的纪录片。
我们学院比较牛，是唯一不走哥大选课系统的学院，自己有自己的社团，不与其它学院发生联系。比如中国研讨课，国际关系专业和历史专业的可以选我们的，但我们不可以选他们的课。我们学院自认为是“哥大之光”，感觉自己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哥大的价值观。每次毕业典礼，校长演讲都要提到新闻学院的价值观，下面新闻学院的学生欢呼声最大。（笑）
我觉得，我们学院特别适合那种在地方小报和电视台当记者的人，他们到纽约上学可以认识当地的大媒体，去那里实习、工作，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有一个同学在阿拉斯加当记者好几年，发表了1000多篇文章，他想去更大的媒体工作，那么哥大新闻学院就很适合他。或者，如果你原先是当律师的，现在想转型，也很适合到新闻学院来。
新闻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工作就不是那么好找。美国各大媒体一般不招中国留学生，高端的财经报道会招一些中国学生，这也是传统上中国学生比较有优势的领域。虽然哥大新闻学院名气很大，但我个人觉得就找工作来说，并不比纽约其它新闻学院有优势，毕竟最终你的事业是以城市为依托的。在美国，一个很正常的新闻人的职业道路是，从社区的小报纸做起，然后一步步做上来，没有七八年时间是不行的。我有一些新闻学院的朋友是学体育或广播的，很多只能到地方的电视台从业。美国乡村的生活和纽约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非常依赖纽约的城市生活了，是个城市动物。
其实，哥大录取我的同时，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也录取我了，但我没去。如果去了，现在估计是顺着读书这条路，一直读到博士，可能搞研究去了，不会出来拍片了。人生的道路很有意思，你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回到另一条路了。
我这个项目是一年，两个月后就毕业了。短短一年收获不少。一是对中国问题有了批判性思维。一开始，我对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感到很骄傲，现在会很客观地看待，不会像以前那样，轻易下判断。二是被新闻学院“洗脑”了，知道人类需要故事，所以应该学会讲故事。开端，高潮，结尾，这种结构是人类普遍适应的故事形态。（笑）
（四）在世界文化坐标系中定位自己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为何一定要强迫自己融入美国人的圈子呢。很多人觉得美国文化更好更高级，融入美国人的圈子是一种骄傲。我非常、非常尊重并且敬佩他们，但是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认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好与坏，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我现在每年都回国，但对国内的疏离感很强。每次回北京，从地铁6号线起点出发，看着地铁里汹涌的人流，感觉特别恍惚。周围的人和我差别很大，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位自己。
而且中国有很多我不能适应的地方。去年暑假回国，我家里来了一个电工，我爸和他聊得很欢，但我在旁边傻傻地听着，不知道怎么搭话，因为我不了解他所处的那个阶层。当时我心里特别恐慌，觉得自己的成长环境很狭隘，害怕自己脱离中国社会。
我曾经想过去上海、深圳，在那边也有很多朋友。我发现来自上海的朋友，身上有海派文化的根基，而北京太大了，似乎很难找到那个我喜欢的圈子。
对于那些想来留学的学生，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想找一个安稳、挣钱多的工作，那么就学金融和技术吧，因为前面已经有很多人为你铺路了。如果你在科技创新上有想法，那么美国有无限广阔的天地，任你驰骋。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心想做文化，但心里又不坚定，那么就要谨慎行事，做各种准备，包括经济上的、语言上的、心理上的。
还有就是圈子问题。与中国人玩还是努力融入美国人的圈子，这是任何中国留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为何一定要强迫自己融入美国人的圈子呢。很多人觉得美国文化更好更高级，融入美国人的圈子是一种骄傲。我非常、非常尊重并且敬佩他们，但是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认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好与坏，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中国，可以去中国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没必要一定要在美国人圈子里呆着。我很反感“跳出舒适区”这种说法，人在自己感觉舒适的时候，状态才是最好的，为什么一定要逼自己去一个感觉不舒适的地方呢。
我们到美国读书，最重要的是学习外国的文化和思维，同时反观自己，我是谁，然后在世界文化的坐标系中定位自己。妄自尊大或者妄自菲薄都是不对的。
现在中美关系不太好，对学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中国留学生有影响，听说他们很多人申请签证时被调查背景。对我倒没什么影响。两国关系不好，更需要文化层面的交流，没准对我更有利呢。（笑）
从文化角度来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对美国文化没有归属感，但是我很眷恋纽约的文艺圈。想到回国以后看不到那些独立纪录片了，心里特别不舍。
我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接下来的目标，当然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纪录片人了。我手头的亚裔小朋友演音乐剧的纪录片计划做成长片，在美国发行。我所认为的理想工作是全世界跑，看不同的风景，结识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如果限制在一个地方，我会闷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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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