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木水｜回應洪亮的《卡爾巴特與漢娜阿倫特論惡與約》

2018年 9月 16日

302

标签
巴特

▲Hannah Arendt

编者按

在本期上一篇推送《卡爾·巴特與漢娜·阿倫特論惡與約》中，洪亮老師討論了卡爾·巴特與漢娜·阿倫特面對惡的現實性及其對人道的威脅性問題的理解與闡釋，闡述了兩人不同的出發點對邪惡與暴力的本質、意義的理解。在本篇推送中，謝木水老師針對洪亮老師的文章做出一些回應與反思。

謝木水老師認為：首先，哲學家與神學家思考的進路的不同應當收到重視；其次談及巴特論上帝與人在基督裡的盟約，應闡釋這種關係是偶然還是必然的、以及是如何體現的；最後，謝老師認為，巴特在《教會教義學》1.2,2.1及2.2三卷中指出的生為猶太人的耶穌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普世的人道精神，提供了巴特與阿倫特兩人面對惡的人類世界回到神性根源的指標。

此評議發表於台灣神學人團契，推送時已獲作者本人授權，在此感謝台灣神學人團契和謝木水老師對巴特研究微信公眾號的大力支持！

#

回應洪亮的《卡爾·巴特與漢娜·阿倫特論惡與約》

#

文/謝木水

洪亮的《卡爾·巴特與漢娜·阿倫特論惡與約》（下文簡稱「洪文」），以經歷過二戰的卡爾·巴特和漢娜·阿倫特為討論「惡」的歷史條件。對於神學和哲學兩方，惡是意義重大的課題。二戰奧斯維辛史凸顯惡的「現實性」以及惡對人道的「威脅性」。雖然巴特和阿倫特素未謀面，兩人卻為二戰歷史的邪惡與暴力的本質、意義做出深入反思，也獲得歐陸人文界頒發的「宋寧克獎」，以此表揚他們的論述給歐陸文明的貢獻。

Eyeglasses of victims

在神學而論，巴特指出，人世間所經驗的惡並不具備存在事物的實質，所以它本身並非現實，而是「反現實」的彰顯。所以，惡必須以「虛無者」，那反對上帝和祂所造的一切，做為「惡」的前提，才可能把握到惡做為「虛無者」的特徵。正如洪文指出，巴特以上帝為一切的實在之源頭，以此界定惡做為虛無者的特徵是在「恩典揀選」之外的，就在人類歷史中顯明它那抵擋真理、違反自然、摧毀人道的特徵。

在哲學而論，阿倫特從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訊觀察到「惡」的實在性。洪文修正許多人誤解阿倫特提到的「膚淺之惡」，其實她要説的是那種可以類比康德的「極端之惡」，然而確是一種無法和解的「無根之惡」。這種惡不但是反映在行惡者在工作形式和生活運作上的膚淺，更是一種抽離與他人生命有關的「無人」狀態。因此，無根之惡違反康德提及的人為他人享有的共同感，引致人不能實現人道的基本義務，陷入孤立且不能與鄰人分享並實現盟約關係。

洪文繼以巴特的神學人類學說明，人透過上帝在基督裡與他人產生盟約。然而，對阿倫特而言，進入公共關係以克服極權、恐怖、孤獨與孤立，才是人得勝的盟約。以下是個人對洪文精彩論點做的一些反思：

▲Karl Barth

▼Hannah Arendt

1.人物思想的「比較研究」需要面對其方法論的根本挑戰，就是到底巴特與阿倫特有何相關？眾所皆知，神學家與哲學家的思維之差別在於出發點不同，一方從上帝啟示的聖言，另一方則從人性的經驗或抽象的思維。即使兩人共享著相同的歷史片段、經驗和記憶，然而，神學之所以是神學，因為它不是哲學。巴特在這方面非常明確地分別神學與其他的學科，即神學是談論上帝的獨特科學。神學是上帝臨到人性世界的事件，人在事件中被上帝「抓住」，不像哲學家那般自主自由地就事件中的上帝做思考。所以，神學與其他學科是不可共量的。為此緣故，或許此文需要針對神學方法與哲學思考兩種進路稍作交代，清楚分別兩者的異同之後，給以下研究有著必然的基礎做比較，而不是歷史性偶然的類同。

2.洪文提及巴特論上帝與人之間在基督裡的盟約，然而，人與人在基督裡的關係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若是偶然，人類社會如何可能克服類似德國「亞利安」神話那般的國族主義？若是必然的，人與人在基督裡的關係以什麼型態出現於人類社會？這問題也涉及上帝與人的盟約（或聖約）究竟在什麼關係中展現？在一般人際關係，或是任何社群關係，還是基督信仰的群體中體現？

3.做為上帝在基督裡揀選的群體，如何具體地呈現上帝與人的盟約？巴特的神學強調上帝的行動之具體性，特別在1938-42年之間，希特勒政權的高峰時期，他先後完成《教會教義學》1.2，2.1及2.2三卷，從中指出「耶穌生為猶太人」這歷史事件對基督徒信仰和神學而言，不是偶然的，而是必須的。

從這三部作品，我們可以看見巴特反對任何取消他者（包括猶太人、異教徒、弱勢群體）的霸權作業。其中，巴特回到聖經建構「以色列/教會」教義（the doctrine of Israel/Church），以此反擊採取「去除猶太性」的聖經批判學與自然神學，更否定任何類似替代論（Supersessionism）的神學取向：

首先，巴特的啓示教義從道成肉身的耶穌，他的生平事跡呈現的猶太性（耶穌是猶太人、拉比、神子、人子、巴勒斯坦地拿撒勒人……），正是特殊而具體的上帝所呈現的「人性」（the humanity of God）。[1] 其次，巴特詮釋聖經的揀選教義，指出約翰加爾文的揀選論過於「抽象」，忽視上帝在基督裏先揀選以色列百姓，后揀選教會群體的彌賽亞敍事。如此的彌賽亞敍事貫穿舊約和新約聖經，為要説明上帝揀選以色列/教會作爲立約的兩個群體，共同見證上帝對普世人類的愛和憐憫。故此，巴特說道：「反猶太的，即或非猶太化的教會遲早因爲失去信仰的對象而失去她的信仰……無論如何，教會應該維持以色列在群體中的見證不受干擾，也不中斷。」[2]

莎草纸基督教新约《罗马书》

接下來，巴特重新詮釋羅馬書9-11章，不像過去1922年的《羅馬書釋義》以反合性辯證方式談論雅各和以掃的教會作爲上帝揀選（和遺棄）世人的福音，而是直接討論上帝揀選的不可能的可能性：以色列是爲著教會，而教會亦是爲著以色列而存在。到了結論部分，巴特重申任何教會採取反猶太路綫是絕對不可能的信仰。[3] 二戰後，巴特提出一個嶄新的猶太問題：「因着这一族人的存在，我们知道神拣选的不是德国人、或瑞士人、或法国人，而是犹太人。我们也因此知道若要成为选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成为犹太人或归属于这犹太人。但谁真的愿意承认这一个事实？」[4] 如此刻意拒絕承認的意志是普遍人性對抗上帝啓示的明證。

對巴特而言，這是「猶太問題」的明證：「那見證和標記就是：只要我們對猶太人感到厭煩就立刻可以明白過來，那是揀選的標記，説明神聖的恩典，見證那獨一的本身就是猶太人，在他以外沒有救恩，而在他裏面充滿了給萬國萬民的救恩。」[5] 顯然，巴特的猶太問題以那生為猶太人的耶穌的特殊性為基礎，從這裡延伸出普世的人道精神。

或許時下的國族主義正有崛起之勢，此文已然指出惡與虛無的克服在於在人與人之間盟約夥伴關係，但我更期待此文繼續說明一種基督裡的新群體所賦予普世人道精神一種人人渴求的「根性」。如此特殊又普及的根性，或許也是那一生抵擋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猶太女子阿倫特提及的根性：「他們（猶太民族）在所謂少數民族運動中領頭，是因為他們極需要保護……以及他們有出色的國際關係網絡，但是首要原因是他們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少數，所以可被看作真正的少數民族（minoritépar excellence），也就是説，他是唯一的只有靠國際保證的保護才能維護利益的少數民族。」[6]

以上論及猶太民族的特殊性，植根於獨特的猶太文化之中，以後向上開枝散葉成為讓普世人類能以受惠的人道主義—或許這正是巴特與阿倫特兩者提供給面對「惡」的人類世界回到其神性根源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