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的世界里，上帝必须以“不是什么”来被定义。任何直接定义上帝的企图，结局都不会比直视太阳更好。因为世界的根源与本质必然是超验的，是被动接受的启示和只能体会的经验，在它面前逻辑与定义都狼狈不堪。所谓“物物者非物，名名者非名”，定义者不被定义，一定是“定义”的终极定义。一旦行到水穷处，便只能坐看云起时，看空间如何征服平面，神圣如何超越语言。
关于上帝，唯一能被接受的准直接定义，是“上帝就是上帝”，这也蕴含在上帝启示摩西的“I AM WHO I AM”这一递归式声明中。这个定义或许可以算作同义反复，但却绝非耶梦加得或埃舍尔的循环手。因为若无上帝这一终极本体作为“定义的定义”和“意义的意义”，万物将没有开始，遑论结束。而无始无终者，惟有上帝，其余一切，只能或有始有终，或有始无终。
给出原点，即是“创造”，这是唯独上帝才有的权柄。这一权柄只能致敬，不可模仿，无论是以普罗米修斯还是弗兰肯斯坦的名义。如果天使成魔是向下堕落，那么肉身成道就是向上堕落。无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形上实下还是形下实上，他那宁死不肯透露的造人奥秘，都是对创造、拯救、重生之三一上帝的三重冒犯，虽然罪名只有一个：偶像崇拜。
这偶像的图腾是理性主义在它的黄金时代最好的象征：电。这个最容易被膜拜的偶像在古时叫做宙斯或者托尔，在今日叫做钢铁侠或者特斯拉。任何偶像崇拜的实质都是拒绝承认人是神的形像，这一种尤其是，因为以理性之名出现的它，试图逆向证明：神是人的形像。所以从远古的犹太异端那给泥人滴血的邪恶仪式，到弗兰肯斯坦给缝合起来的尸块通电的科学实验，其实质都不仅是要证明物能成为人，更是要证明人能成为神。
然而上帝不仅造人，还爱人。弗兰肯斯坦却在勉强达成前者后，面对丑恶的怪物，无法履行后者。可是他与他的受造物的差异，又怎能与神与神的受造物之差异相提并论？仅从这一点，他本该已经知道，人终究不能成为神，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
所以他和他的亚当都成了怪物，至少这样就无需再争论，他们俩究竟谁是谁的形像。从此二者不再能够彼此区分，如同黑幕后成功通过图灵测试的两个位格。从此他们互为表里世界，纠缠着穿越善恶的双缝，闪烁明暗的条纹，演习自我的干涉。他们如同齐天大圣与六耳猕猴，唯一的共识是没有共识；又如同真伪莫辨的蝴蝶与庄周，将梦境与现实的区别异化为一个语言学问题。他们不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于是只能在“真理”中同归于尽。
孤独成为怪物的原教旨，于是它幻想月亮变成太阳。奥秘成为科学家的善恶果，所以他觊觎尸体变成活人。它追求爱与接纳，却只能恨并杀害。他想要再创创世记，却只能重失失乐园。
怪物最靠近启示的时刻，是它身披大红袍，却看不懂口袋中那写满方程式的圣书之时。当圣言被数字消解，救赎被方程配平，丰饶的真相被无情压缩以致完全失真，那崇高的不可言说便在逼仄的偶像残躯中沦为猥琐的不能言说。
怪物最接近得救的地方，是在那伊甸园一般的茅屋。盲眼的老者教它说话认字、英雄史诗。老者必须盲眼，要不怎么致敬遥远的弥尔顿。老者必须弹琴，要不怎么吟诵荷马的英雄格。然而启蒙终究不能替换救赎，正如不被接纳不可推出杀人合法。于是一切都被焚烧，茅草搭建的房屋在魔鬼的狞笑中化为但丁和维吉尔梦中的地狱。
而科学家最接近得救和启示的时候，都是他毅然毁掉未完工的夏娃，拒绝在模仿上帝的邪路上再进一步的那“刹那间的严肃时刻”。虽然从此渴望从爱情中得着救赎的怪物彻底成魔，洪水般的杀意冲破界限，开始吞噬它的创造者及他所拥有的一切，但弗兰肯斯坦的犯罪中止足以与米卡在老卡拉马佐夫窗下的放下武器交相辉映，无声颂赞恩典的不可测度。
普罗米修斯所受的刀剑穿心之苦，无非是卷帘大将通天河受难的西方源头。如果他们都不能将人的视线引向各各他那更加骇人的刑罚，他们就都应该和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一起在极北之处灭没。弑父这一永恒的悲剧主题在怪物拖曳的雪橇上落幕，却是开启于弗兰肯斯坦电击尸块的渎神之时。这一幕永远冰封在了处处皆是南方的无主之地，呼应环绕地平线运行的太阳所不断见证的人世起伏。
诗：《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后作 | 郭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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