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石拱桥，见证过乡村贫穷的“后文革时代”。（林世钰 摄于2018年8月）
“妈，我再也不敢偷吃蛋糕了，不要打我！”
6岁的我，穿着一件破旧的花棉袄，连滚带爬，窜过一条又一条深巷。最后跑到乡村唯一的商店门口，躲在一群晒太阳的老人中间，寻求庇护。
记忆中，商店外面的墙上刷着一行大红字：毛主席万岁！
26岁的母亲披头散发，气急败坏地挥舞着一根竹枝，气喘吁吁地追过来。
到了商店门口，她停住了，试图把我揪出来，但被两个老人摁住了手。她解释了追打我的缘由。
“孩子也是饿得没办法，这年头光景不好，不能怪孩子。”
母亲于是扔了竹枝，把不知所措、脸上泪痕未干的我抱在怀里，眼泪簌簌下落。
一条饿得皮包骨的狗走过来了，它睁着无所求的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我们。
那是1981年春节。
多少年过去了，每到春节，这一幕就浮现上来，于是我的眼眶就湿了。心脏跟着那个6岁的女孩狂跳，总是担心母亲追上她，竹枝雨点般地落到她身上。
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母亲在村小学做小工，挣了一块多钱，买了四块蛋糕，准备去看生病卧床的爷爷。
蛋糕放在柜子最顶层，但还是被我发现了。于是我偷偷拿了把椅子爬上去，然后自作聪明地掰掉了四块蛋糕的每个角（小时候的脑洞真是大啊），以为这样不会被母亲发现。
母亲从外面回来，拿出蛋糕正准备出门，突然发现蛋糕的每个角都咧着嘴。环视我和哥哥弟弟一圈后，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
哥哥一向老实，不可能有作案动机；弟弟才3岁，个头矮，没有作案条件。只有我，从小就嘴馋，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而且身高具备作案条件，是最大的“嫌疑犯”。
不由分说，母亲顺手从门后抓起一根竹枝，把我撵得满村跑。
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虽然我的家乡属沿海省份，但实则是个山城，重峦叠嶂挡住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山城里的人们依然挣扎在“后文革时代”的清贫中，物质匮乏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共同困境。
我家亦然。那时候，父亲还没到乡政府工作，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劳作，汗流浃背，晒得乌黑青瘦。母亲靠采茶、做小工贴补家用。
几年后，家里勉强盖起了新房子，欠了一屁股债。母亲一口气养了11头猪还债。每天放学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挎起篮子去打猪草，猪草压得实实的，天黑了才回家。匆匆扒几口饭，赶紧开始做作业。
哥哥则下地帮忙插秧、打谷、种豆。只有弟弟偷奸耍滑，说回去给我们拿水，但后来不见踪影。
我家当年的新房子，如今是老房子了。（林世钰 摄于2018年8月）
即便全家勤俭度日，但经济依然拮据。我和哥哥弟弟，每年只有到春节的时候，才有一身新衣裳。脚上穿的，冬天基本都是怎么也穿不破的解放鞋，夏天则是一双廉价的塑料凉鞋或拖鞋。因为孩子在外面跑得多，鞋子没几天就咧开嘴了。
回到家里，母亲就着昏暗的灯光，用纳鞋底的钻子在鞋子上钻几个孔，然后用粗糙的绳子连缀一下，我们接着穿。没过几天，又开裂了，母亲再钻几个孔。最后鞋子实在破得不像样了，几个脚趾都探出头来乘凉，母亲这才咬牙给我们买双新的。
吃的也很粗糙。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家里一日三餐基本都是地瓜米（晒干的红薯丝）加一角白米饭。桌上摆放的不是咸菜，就是自家菜园里的蔬菜，一年到头很少吃到肉，只有客人来了，或者逢年过节，才能闻到一点肉腥味。母亲用青蒜炒出一盘五花肉，我们三个孩子快速扒饭，同时眼睛盯着碗里剩下的几块肉，不动声色，但稳准狠地夹过来。
家里的四个大人，父母和爷爷奶奶基本吃地瓜米，我们三个孩子是三分之二地瓜米，三分之一白米饭。
弟弟幼时性格比较刁蛮，每次吃饭时，眼睛总是盯着蒸饭的木桶，大声嚷嚷：给我多点白米饭！
弟弟小时候是哥哥的跟屁虫，所以看到哥哥吃白米饭并不在意，但是看到母亲把白米饭盛到我碗里，就很生气。有一天，他甚至“撺掇”母亲把我卖给老来我们家乞讨的老乞丐，这样就可以省下白米饭给他吃。
弟弟长大后，和我关系很要好。有时我“耿耿于怀”地提起童年这件趣事，他就讪讪地摸摸脑袋，嘿嘿一笑。
那时最盼着过年，不但因为有新衣裳穿，最重要的是，正月初一一大早，爸妈就会把我们三个孩子叫醒，然后往我们手里各塞一个红包。
打开一看，通常是一张崭新的、绿色的两毛钱，偶尔是淡紫色的五毛钱。那是爸妈特意留下来发压岁钱的票子，放在手里可以沙沙作响的那种。给新票子，预示着这一年的日子是全新的。
等到自己当了母亲才知道，在那样清苦的环境里，父母对子女的美好心意还没有完全被生活磨掉，是多么不易！我由此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村，五毛钱可是一笔巨款！可以买25根铅笔，10本作业本，10块光饼。
我每次拿到压岁钱，舍不得买吃的，一般都是买作业本和铅笔。剩下的钱，藏在弟弟找不到的地方，最后自己都忘了藏到哪里了。到了春天，母亲把我的床垫(稻草编成的)翻出来晒时，总会从稻草缝隙里掉下来一两毛钱。
1981年，除了春节被母亲追打以外，我的人生还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上一年级了，但把上学注册的学费弄丢了！
当时注册的学费是一块钱。一大早，母亲就塞给我一张皱巴巴的一块钱，让我自己去学校注册。她留在家里剁猪草。
去学校的路上，我聚精会神地看一个老人爆米花。路过一个外号“观音”的疯婆子的门口时，我好奇地看她抽烟。然后又在小河边观察一只瘸腿的鸭子如何浮在水面。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性格安静、对周围环境特别敏感的孩子。
走到学校的时候，一掏口袋，里面空空如也！我紧张地哭出声来。老师询问了情况，让我赶紧原路返回找钱。
记忆中，小小的我沿着那条长长的石岭往回跑，耳边的风呼呼地刮过。两边高耸的土墙此时似乎都斜着身子，压得6岁的我喘不过气来。
这条石岭在6岁的我看来好长好长，长得像6岁远眺30岁。（摄于 2014年夏天）
我像一个贪婪的贼，不放过每个角落，甚至还顺着小河走了一段，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一块钱。
我害怕极了，一边跑一边哭。因为我知道，这钱是妈妈暑假给学校盖楼做小工挣来的。她挑了好几天沙子和水泥，肩膀磨破皮，才挣来几块钱给我和哥哥交学费、买作业本和铅笔。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妈妈的双脚沾了很多水泥，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脚底被严重腐蚀了，此后一直很粗糙，抹什么都不管用。
我哭着回家了。母亲从家里走出来，双手沾满猪草，甚至额前的头发上也挂着两根猪草。她把我骂了一顿，然后拉着我的手，原路返回找了一遍，仍无果。
一路上，我不时观察母亲头发上的那两根猪草，似乎在努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暂时忘记害怕。不知何时，那两根猪草掉了，我一下子又跌回可怕的现实中了。
没办法，母亲只好向邻居借了一块钱给我注册。
关于小学一年级的所有记忆，只剩下这个片段了，其它都模糊了。那是物质匮乏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像一根肉里的刺，时间一直没有把它挑出来，时不时还会让你刺痛一下。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似乎就是在一年级注册那天戛然而止的。因为我知道了责任，懂得了害怕。最重要的是，我凭着自己先天敏感的性格，瞥见了父母讨生活的艰辛，突然一下子就懂事了。
一个孩子一旦懂事，就意味着童年的结束。
2020年疫情期间，我刚好在国内陪伴生病的母亲。闲暇之余，到故乡走了一趟。
当年的小学旧楼已经拆了，代之而起的是村里的养老院。从铁门望进去，几个表情痴呆的老人坐在阳光里，机械地冲我挥挥手。
楼后的小学操场，已经变成一片茂密的竹林了。微风过处，竹叶交头接耳，似乎在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那几个当年存放地瓜苗的土洞已经被填平了。它们曾经见证过一桩旧事：三十多年前，一个小女孩数学考了55分，天黑了不敢回家，攥着考卷躲在土洞里，远眺山下的乡村灯火。估摸着父亲吃完饭去林氏祠堂开会了，才敢从洞里爬出来，心虚地走下那条又黑又长的石岭。
那条石岭，在当时的我看来好长好长，长得就像6岁的时候远眺30岁。而现在，它是那么短，那么短，短得像一截空洞的盲肠，一句滑到嘴边又落下的话。
我坐在岭头的一块石头上，眺望安静的村庄。霏霏细雨中，黑的瓦，黄的墙，偶尔横斜出来的三两枝白色的杏花，几个打着五颜六色的伞飘过去的孩子。乡村像一幅静止的水墨画。
我仿佛看到三十多年前，那个26岁的年轻母亲，她双手沾满猪草，拉着6岁女儿的手，心急火燎地爬上这条石岭，寻找那宝贵的一块钱。
26岁，在很多人看来青春正好，但是命运却使她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从此辛苦劳作，过着粗糙的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埋在这个山村，埋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重负中，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直到青丝变白，直到容颜渐衰。
那个6岁的小女孩，当她丢失一块钱的时候，以为天塌下来了。她不知道，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失去的将比这一块钱多得多，大得多。
她很多年后才明白，生命原来是一个习惯失去的过程。如许巍的歌所唱：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得到，一天用来失去。
当然，在失去的同时，她也收获了见识和思考，淡定和从容，勇敢与坚强。
亲爱的女孩，在1981年9月的那个早晨，命运昭示过你三十多年后人生的方向吗？比如，你会在哪个城市生活，拥有什么样的工作，有一群什么样的朋友，遭遇什么样的爱情，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你可能会说，没有啊。其实，在三十几年前那个秋风拂面的早晨，马上就要上一年级的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已经被上帝筹定了。那无数条交叉的花园小径，属于你的那一条已经延展，路边盛开着鲜花，也布满了荆棘。只是你当时并不晓得。
三十多年后，你终于明白了，“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时。出生有时，死亡有时；耕种有时，拔出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泣有时，欢笑有时；哀伤有时，雀跃有时；抛石有时，堆石有时；拥抱有时，避开有时；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丢弃有时；撕裂有时，缝合有时；沉默有时，发言有时；爱慕有时，憎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所以，你学会悦纳命运馈赠的一切。
等你明白的时候，你已经活到了比当年的母亲年长许多的年龄。
我多么想穿越回去，和那个26岁的年轻母亲，6岁的小女孩面对面，握着她们的手，告诉她们：地上的日子很短暂，也很美丽，像乡村清晨的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永恒的家乡在白云深处，在天的高庭。
远山青黛，乡村的河流依然缓缓流淌，和三十几年前一样。只是河里没有了缠绵的水草，和啄脚丫子的鱼儿。河边盖起了一栋栋简易丑陋的砖房。那些古老优美的黑瓦黄墙夹在其间，面面相觑。
我对故乡越来越陌生了。
一条年纪老迈的狗趴在河边的石头上，眼神淡然。我们确认了一下眼神，发现彼此有个共同点——皆为“丧家之犬”。
我17岁离开家乡，渐行渐远。在我的心里，“故乡”就是桥头那家饼铺，河边那棵挺立的槭树，林德忠的锅边糊店，理发店门口闲聊的老人，在黄昏的沙滩上奔跑的孩子。
可是，他们如今都不见了。
亲爱的，告诉我，岁月把他们藏到哪里了？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