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为何对宗教改革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近代对于信息处理与传播领域的科技发展，已经对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有一项科技革新也注定要对西欧产生巨大影响力。当然，这项革新就是印刷术。若要低估它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虽然印刷术原本是由中国人在许多世纪以前发明的，第一批能够可靠地确定年份的欧洲印刷文献，要溯源至约1454年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在美因茨（Mainz）的印刷厂。

1456年，同一印刷厂印刷了一本拉丁文新旧约。跟着是1457年出版的所谓《美因茨诗篇》（Mainz Psalter），从此便确立了在书籍首页标明印刷商、印刷地点、出版日期的传统。这项技术由当时德意志地区被带往意大利，在苏比亚科（Subiaco，1464）与威尼斯（1469年）都设立了印刷厂。……

印刷术为何对宗教改革运动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下的主要因素表明了它在这个问题中的重要性。

■ 1.迅速而经济的传播工具

首先，印刷术意味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宣传可以迅速而经济地传播。抄写文献的冗长乏味过程已经不再需要。此外，抄写过程所产生的错误，也可以消除；只要把一部作品排版妥当，就能够印出没有错误的复本。

任何人只要懂得阅读及可以付出书价，就有机会得知从维腾堡与日内瓦而来的轰动消息。故此，英格兰受过教养和富裕的阶级，被证明就是在16世纪30年代最了解信义宗思想的人。……路德根本不用访问英格兰以传播他的思想，因为印刷文字已经使其广为流传。

这一点对于早期宗教改革运动的社会研究来说，是相当有趣的。例如，不论在英格兰还是法兰西，第一批新教徒通常来自社会上层阶级，正是因为这些阶层拥有阅读与购买书籍的能力（书籍往往是从外地偷运入境，故此一般较为昂贵）。同样，新教思想的影响力在剑桥较在牛津为大，部分是反映了前者较接近欧陆的港口，以致新教书籍得以由此（非法地）入口。    

■ 2.为神 学反省提供基础资料

宗教改革运动是基于某些特定的资料来源：整本新旧约及前五个世纪神 学家［通常称为“教父”或“教父作家”（patristic writers）］。印刷术的发明对这些资料来源产生了两个实时的影响，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起源也有相当的重要性。

首先，现在可以印行这些著作更准确的版本——例如，抄写的错误可以避免。只要把著作的印刷版本与手稿来源作一比较，就可以确定最佳的版本，并以此作为神学反省的基础。在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人文主义的学者就翻遍欧洲许多图书馆，寻找可供他们编辑与印制的教父文献。

第二，这些资料来源得以广泛流传，是从前完全做不到的。到了16世纪20年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希腊文新约或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改教家特别喜爱的一位教父作家）等著作的可靠版本。

奥古斯丁总共11册的著作经过1490至1506年的漫长编辑过程，由阿默巴赫（Amerbach）兄弟于巴塞尔印行。虽然每一册似乎只是刊印了200本，它们却广泛流传，成为对这个重要作者的最可靠参考版本。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在1516年出版了首本刊印的希腊文新约，共分三个主要部分：新约希腊文原文；上述希腊文经文的拉丁文新译本，修改了现存的不适当译文，尤其是拉丁文武加大译本（Vulgate）；最后是对经文的延伸注释，以注解的形式撰写。这部作品被赞同宗教改革理想的人所广泛采用。

对于改教家来说（特别是路德及其维腾堡的同僚），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观念主要是建基于新旧约和奥古斯丁的。印刷术的出现，以及随着书籍销售的方法更有效率，显示这些材料的准确可靠版本可以广泛通行，因而有助于这些观念在最初的发展和以后的传播。正如鲁普（Gordon Rupp）曾经指出的：

新的工具，新的文本，尽管它们是那么的粗糙，没加鉴别和不修边幅，或许正如它们的编辑一样，却使专注经文成为可能，结果是令人吃惊和十分有效的。维腾堡、苏黎世、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圣盖尔的改教家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在相距甚远的剑桥和牛津，清楚显示年轻学者因着它们而极尽努力，热切地冒险寻找这些学习经文的新工具。它们构成了宗教的、神学的改革基础。把火种点起，燃亮里德利（Nicholas Ridley）的烛光的，不是政治家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而是书商加勒德（Thomas Garrard）。

■ 3.教*理问答的广泛使用

有些书籍作品是已知有助这时期新神学 传播的工具。我们在此要考虑的是“教*理问答”（catechism），宗教改革运动的观念借着它教导给新的一代。

虽然现今已经同意，“教理问答”可以在中世纪教会中见到，然而一般同意，教理问答的广泛使用是特别与宗教改革运动有关的。路德于1528至1529年间对萨克森信义宗教会的一次探访中，显示大多数牧师以及几乎每一个平信徒都不晓得基本*教*义。路德对他的发现感到震惊，而且决定提出方法改善大众对基本*教*义的认识。

路德在这方面的新关注，最早的成果在1529年4月出现。虽然路德自己称它为一部“德意志的教理问答”（German Catechism），现今一般却称为《大教理问答》（Greater Catechism）。这部作品详细分析了十诫、《使徒信经》和主祷文。这些段落之后跟着对教会两个圣礼的讨论——洗礼和“祭坛的圣礼”（sacrament of the altar，或称为圣餐礼）。这本书没有显出路德最佳的一面。它是取材自较早期的讲章材料，而不是特别为了问答式教导的目的而撰写的。结果，它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跟着在1529年5月，现今所称的《小教理问答》面世。这部作品特别为了这个目的而撰写，笔调轻快、阅读容易和措辞简明，以使它受到广泛的使用和认识。这部作品相当成功，而且在信义宗建制中被广泛采纳。这部作品的问答形式十分适合背诵的学习方式，使它在学校中被广泛采用。

要留心的是，路德在1529年的两部教理问答都是以德文撰写的，而这是民众的语言。路德为了这个目的，避免使用拉丁文，他承认这种学术语言的使用会严重限制作品的吸引力与读者群。

改革宗教会不久就认识到这类文体的重要性，以及它十分清楚地提供的教学优点。经过一些试验之后，加尔文最后出版了《日内瓦教理问答》（Geneva Catechism）的法文版（1542）和拉丁文版（1545）。

加尔文的这部教理问答在改革宗地区被广泛使用，直至1563年。这时候，《海德堡教理问答》面世。这部重要著作是源自德意志改革宗教会的增长，尤其是在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选侯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委任两名改革宗神学家［俄利维亚努（Kaspar Olevianus）和邬新努（Zacharias Ursinus）］执笔撰写一部适合在他教会使用的教理问答。结果完成了一部德文教理问答，共有129条问题，可以编成52组材料，供全年定期教导使用。改革宗信仰的主要论题是以当时必然的问答形式列出。

■ 4.思想气候转变的媒介

印刷术的重要性对于宗教改革观念的传播来说，丝毫没有夸大。综览法兰西中产阶级家庭的个人藏书，便显示出这个趋势的宗教含义。

勒菲弗尔在1523年出版的法文新约（Lefèvre’s French New Testament），加上他在1524年出版的法文诗篇，通行整个法兰西，甚至在莫城（Meaux）这个改革中的主教辖区免费派发。这些作品随着伊拉斯谟、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和勒菲弗尔的注释，经常出现在16世纪20年代末中产阶级（bourgeois）藏书的书架上。假如这些作品曾被藏书者阅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那么就会发展出相当大的改革力量。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印刷术对宗教改革观念传播海外的重要性。法兰西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加尔文的《要义》法文版于1541年出版。忽然间，条理分明、论辩谨慎的宗教改革教义，就在法兰西以大众可以明白的语言出现。

有人似乎按下了恐慌的按钮。1542年7月1日，巴黎的最高法院下令所有包含异端教义的作品（尤其是加尔文的《要义》）必须3天内交给当局。政 府 官 员 查 访 书 店 成为压制异端运动漫延的重要方式。在接下来的一年，由法王委任维护正统教义的巴黎神学院列出含65部颠覆性作品名称的清单，立即加以取缔。其中 36 项可鉴别和确定出版日期的，有23项在日内瓦印刷。

这样，加尔文的《要义》——通过印刷文字为媒介——就被视为日内瓦攻击法兰西教会的先锋。1545年6月23日出版了一份增订的禁书清单。在含121项法文作品的清单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日内瓦出版的。巴黎的书商立即有所反应：他们声言若再被禁止售卖这些书籍，他们就会面临破产。那些被神 学院视为危险有害的书籍，显然具有重大的市场——这是另一个证据，显示受过教育而富裕的平信徒对发扬加尔文派宗教改革观念的重要性。……

不过，这不是说宗教改革运动完全是依靠一项技术上的革新。现存的证据显示，印刷术是当时思想气候转变的媒介，而城市一般是因着传道者与名人的影响而归向宗教改革运动的目标。我们必须记得，对于大多数是文盲的群众而言，讲坛的影响力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而且许多印刷所的出版物，皆以讲道集的形式面世。

[本文摘编自《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