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其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前者是指对旧政体和旧政权的革命，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对革命的理解。
不过有时候，政治革命也会伴随着着社会革命，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就认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又伴随着社会革命。
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凭借《国家与社会革命》这一博士论文，很快就成为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该书中她对传统革命的定义提出质疑。如果革命就是所谓的推翻旧有的制度或旧的政体，那么它又如何与起义、造反、叛变做出区分，因此她认为“革命应该带来社会变迁”，而后者有点像孙大圣口中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完全不具有改变社会的功能，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社会本质没有变。
斯考切波认为英国光荣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也不属于她所认为的革命之列，因为二者也都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如果要明白斯考切波关于“革命”的定义，那么就需要回到国家拥有自主性这一理论当中，而这一理论则和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看法有关，当然并非继承，而是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理论。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套暴力机器”，或者说是“国家是阶级统治利益的工具”。斯考切波并不完全同意，她认为国家的自主性有可能和国家的利益性相互矛盾，比如君主专政的国家，有时候君主也会推行损害上层精英阶级利益的政策，因此君主和上层精英之间就有可能为革命提供条件。
法国大革命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十月革命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斯考切波却抛开这种观点，她认为二者之所以爆发革命，必然有着爆发革命的共同原因，因此二者共同的原因就有可能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原因，那么就不会有革命。
首先，法国和俄国之前都是君主专制；其次，法国当时输掉了七年战争，俄国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当和平时期，社会精英或者上层者他们理所当然维护君主的统治，因为他们也是利益的获得者，但输掉战争之后，法国革命的导火索就是召开三级会议增加税收，或者说是扩大税收，这就相当于上层的利益受到损害，无独有偶十月革命的导火索，也是君主推行改革导致上层社会的利益受损，而一旦君主与上层精英开始有了裂缝，下层人们不满的呼声才有可能被重视。
日本之所以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就是因为地主从来没有进入到社会精英层中，而代表日本社会精英的一直是武士。
实际上，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它更像英国的光荣革命，仅限于上层，无法影响下层。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没有像法国和俄国做到从上到下，并且由下到上的广泛性，因此在后来才有了所谓的“土地革命”。
斯考切波并且还从革命的结果分析革命，她不认为轰轰烈烈地革命会和个人的主观意志联系在一起，而是受到客观的国际环境、革命形势和旧制度遗产的相互作用。
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她这样说：“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下层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
本书的价值在于重新思考革命的意义，不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而在于是否促成社会结构的改变。如果革命仅在于改朝换代，老百姓不过是换了一套新的专制统治，那么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就不配叫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