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历”字，它原本为“歴”之简化字。《说文解字》“歴，过也，传也。”“过”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后由动词衍生出名词的而含义，即历法，并且逐渐从“歴”中分化出来，并创造另外一个字“曆”。
关于“史”字，已经在甲骨文中出现，《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手记事。因此，“历”和“史”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历”的责任在于历法，史的责任在于记录。在时间上尽管二者密切，但分工却不同。历官对专业和技能要求更高精通天象，史官记录的范围则更广。
今天的历史一般只使用一个“史”就足够了，而将“历”和“史”合用在古籍中并不常见，今天“历史”一词来源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日语。有人认为凡是过去的事情就是历史，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并不全等于历史。
即便记录历史的人足够客观，但依然无法保证过去发生事情的客观性，历史就是在不断地修正这种偏差。现在一些国家都有明确地解密档案，时间不等少说二十年，有的可能上百年，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受到同时代外界不同声音的影响。
中国古代不给活人立传的理由也是因为如此，在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就不一定被称之为历史，而亲身经历者往往主观性偏多。历史与现实不仅需要有时间上的距离，而且还要有空间上的距离。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本人讳和为恶行讳”的通病。比如；胡志明去世的这一天正好和越南国庆同一天，于是越共决定将他去世的日子推后一天，而民众对于官方的讣告“确信无疑”。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有秉笔直书的历史，那么统治者为什么如此畏惧自己的恶行被记录下来呢？除非他和那位“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法国国王一样，他就不会惧怕历史。说白了，古人还存着最基本的敬畏，包括君主。
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君主本人也无权阅读当朝的起居住行，史官的记录是留给后人修史用的，但史官也是人，他们倒不一定畏惧权势，不过春秋笔法很明显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史官记录。直到八国联军慈禧太后西逃，当时的史书记载还被称之为“庚子西狩”，而这和《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如出一辙，天子原本参加诸侯会盟，这不符合礼制，结果变成了“狩”。自春秋以后，君主帝王出事后都被记录为“狩”。春秋笔法对中国历史不顾事实负有很大的责任，甚至有人不惜篡改历史都是继承春秋笔法的恶习，而现实中国人亦多“讳”，家丑不可外扬。
除了春秋笔法之外，史官记载历史的文学性也值得思考，历史的文学倾向性在《左传》中就有，比如晋灵公派晋国知名大力士兼最难念的名字鉏麑（chú ní）前去刺杀赵盾，后来刺客见到赵盾后非常惭愧最后自杀。在这里《左传》描写了刺客鉏麑反复思想的斗争，但这是刺客死后赵盾的一面之辞，还有可能是赵盾杀死刺客，反正死无对证。如果刺客真的犹豫不决，至少回到晋灵公那里报告完再自杀也不迟，没有必要直接自杀，完全不合理。但这种记录却影响了民众的判断力，以为忠臣的道德力量足以感化一个无情的杀手，而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屡见不鲜，但就真实性而言既漏洞百出还不符合逻辑。
作为史家大咖司马迁，尽管他在记录历史方面也算是把握的十分得当，但他在史学中对文学的应用也做到了极致，或许这也是《史记》受欢迎的理由之一。相比干巴巴的历史记录，文学上的描写确实更能吸引人，但就记录历史而言，这种文学上的倾向或多或少会混淆人们的价值观。至于司马迁之后的所谓正史，不仅历史记录的客观性越来越差，而且文学性也难以和司马迁媲美，不读也罢！
读历史和学历史也要作出区分，大多数人没必要在非常繁琐的历史细节上打转转，但就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应该负有更高的使命。除了一般人的“古为今用”，还要有研究的精神，并且还不能被任何利益集团利用，他们要对历史本身负责，做人们判断是非的灯塔。
我们在悼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不用提到他身前的一些过失，但作为史学研究就不能故意隐瞒，否则就是混淆历史欺骗民众。中国历史秦汉以后到明清，大多数都套用了儒法斗争的公式，要不高举秦始皇，要不高举孔夫子，结果是双方都在篡改历史。
人类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任何人也离不开精神文明，进化论在精神世界中没有任何用处。历史是精神文明的沉淀，一个学书法的人，他不可能不懂得中国的书法史，以此类推，任何一门学问都需要掌握该学问的历史追溯，而如果只顾眼下，他也就不能放眼未来。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被当成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导师，人类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解决的答案。这样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后世每一个人都应该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