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
前個星期，收到來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胡其瑞博士發來的郵件，郵件附帶著他發給我的兩篇他寫的論文，這是我向他尋索的。感謝胡博士！
《基督新教循道會與中國內地會在黔西北苗族地區傳教工作之比較》一文發表於《台灣宗教研究》（第十二卷1、2期合刊，2013.12，頁83-122）。
最早研究石門坎的學者張坦在其著作《“窄門”前的石門坎——基督教文化與川滇黔邊苗族社會》（1992年10月一版）的題記中提出了三個問題，而胡博士的這篇論文，就是回應張老師提出的第三個問題：為什麼這個昔日的“錫安聖地”，而今竟找不到一名基督徒，而在其附近的另一個基督教派的信教人數卻十倍增長？
胡博士的這篇論文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回應了自己對張老師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
一
作者從黔西北的族群關係問題上，試圖回答以循道公會為代表的石門坎教會和以內地會為代表的葛布教會在處理族群關係（主要是苗、彝族/農奴與地主）上的失敗與成功。作者從彝族土目在黔西北的情況分析道，現今所劃分的行政區劃的威寧地區的彝族土目相對於赫章、納雍、織金等的彝族土目還比較強盛。所以，“栢格理時代”後，教會由於沒有處理好苗彝之間的關係，導致了後期石門坎教會信徒流失很多。而赫章的葛布教會地區，除了苗族教會外，後期還建立了彝族教會，兩個民族的大部分人都信仰了同一宗教，加之土目“勢弱”，所以在族群關係上要更加融洽。雖然循道公會後來在威寧西南地區也建立了四方井教會，但這邊還是有比較強大的彝族土目存在，也沒有相信上帝，所以苗族還是受到其更多的轄製。作者運用“宗教市場經濟理論”來解釋個人理性對信徒的抉擇的影響。
“1930年代，由於教會在族群關係上的處置未盡完善，使得信徒對教會失望，對比先前付出的昂貴代價，這樣的失望應該是更大的。”（頁108）
作者把新教差會（循道會、內地會）比作一個廠商，苗族信徒為一個市場，把差會所傳的福音和教育、醫療等在苗區實行的事業比作商品。顯然，循道會提供給了石門坎教會這種商品，而內地會給葛布教會提供了那種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兩個差會所提供的基督教都是同一種“商品”，但由於兩個差會之間在傳教策略上的某些不同，分別對各自教區的信徒提供了另外一些不一樣的“商品”。解決族群關係對於黔西北苗族社會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商品”。在石門坎苗族信徒的這個市場裡，循道會沒有把這個服務提供好，或者說石門坎教會很需要“族群和睦”這一商品，但循道會提供的卻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商品，於是就導致了許多的信徒，得不到個滿意的商品，於是就離開了廠商（教會）。而在葛布，這個服務卻得到了有效的解決，苗彝之間的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避免了更多的衝突。
二
作者注意到了石門坎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但也正因為這個巨大成就石門坎周圍地區的“市場”卻不能滿足於他們，導致了這些辛苦培養出來的本土知識分子的流失，從而導致了石門坎的慢慢衰落。而葛布地區的傳教士，並沒有循道會的那樣非常地重視教育，這源於內地會與循道會傳教策略以及組織模式的不同。雖然他們大多培養的只是小學畢業的（也有很多沒畢業的），或者是葛布神學班畢業的。但是這些人大部分卻投入了教會的事工和學校的教育裡。“由於內地會沒有太多畢業生，從人才供需的角度來看，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塞翁失馬’。另一方面，黔西北內地會的教會在1944年宣佈‘自立’，也改變了教會的運作模式”。（頁110）
作者總結說：像基督教這一類排他性高的宗教，如果可以給予信徒更高的獲利並更低的風險，很容易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勝利。反之，若宗教組織提供的是價值低、風險高的回報（例如書讀越多最後返鄉事業）該宗教將會被信徒所放棄。（頁110）
三
最後一點，作者通過兩個差會的不同神學觀之比較，來回應最後為什麼石門坎教會信徒寥寥無幾，而葛布地區教會的信徒反而在1949年後卻得到更多的增長。
作者抓住循道會與內地會在關於“末世觀”的不同解釋和理解下，最後得出：內地會的“千禧年觀”與苗族自身的末世觀和歷史記憶更加符合，得到了更多信徒的追隨。
作者說，循道會宣揚的是“千禧年後派”觀念，神學上的“災後被提論”。內地會傳教士在葛布教會宣揚的是“千禧年前派”觀念，神學上的“災前被提論”。循道會更加重注個人在社會的“好行為”，希望“有追求個人的完全，到影響社會的完全”（頁112），所以，循道會教會建到哪裡，哪裡就有學校，期望藉著知識文化，能夠讓信徒更加地在世上活出基督的樣式。內地會在葛布地區的傳道，更注重信徒“靈命”成長，尤其是後來靈恩運動的進入，更使得葛布地區的信徒的唱靈歌、跳靈舞、說異夢、解異夢盛行，甚至有部分信徒受此影響，對真理的認識出現偏差而宣揚末日就要來了，並且有著確切的末日來臨日期，使得教會遭受了“異端”的侵染。災前被提論也更符合這個多災多難的“阿卯族群”。在三四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他們已經受盡了苦難，期盼著一個拯救自己的“苗王”降臨，拯救他們於水火之中。如果在末世的重大災難前就被提取與耶穌同在，而不必經受更多的苦難，豈不是更好？“基督信仰的內化，讓苗人期待耶穌再臨，甚至等同於苗王的再臨，就這樣深植苗人心裡”。（頁115）
作者說：循道會告訴信徒，想要翻身，必須先獲得知識，有了知識，才有辦法改變命運；內地會告訴信徒，有一位救世主，他將帶給信徒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且不是在現世裡的而是在“永生”裡的。前者強調信徒自身的努力，後者強調全能者的再臨。而其結果，在實際的信徒增減中或可看出一二。（頁117-118）
總結：
張坦老師提出的“為什麼這個昔日的‘錫安聖地’，而今竟找不到一名基督徒，而在其附近的另一個基督教派的信教人數卻十倍增長？”這一值得深思的問題，有很大的意義。不過，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作者對石門坎和葛布兩地的比較主要聚焦在兩地教會信徒的增減上，以多或少來評判兩個地方的教會情況。單單就信徒人數的增減來看，建國後葛布地區的信徒人數確實比之石門坎來說，增長了許多。但是，我想，如果能拿以石門坎為中心的苗族教會信徒增減情況與以葛布為中心的苗族教會信徒增減情況來比較的話，會讓這個問題更深入並清晰一些。石門坎是總會，其後跟著好幾個支堂（解放初期石門坎小聯區一共九個教堂）；葛布教會是一個總會，其後也有好幾個支堂（建國前有中、東、西、北區，各區又有一個總堂，總堂下面很多的支堂）。我在想，張老師寫《窄門》的時候是不是拿後來石門坎及其所包含的七八個教會與內地會在威、赫兩縣的差不多所有的大花苗教會來作了比較呢？如果是這樣，是否有可比性？了解葛布、興隆廠、大鬆、馬拉衝、轎頂山等地教會情況的人都知道，他們當時都屬於內地會的範圍內，而且在1949年後的一二十年的時間裡，信徒也都有所增加。這個範圍就大了，相比於改革開放後石門坎總堂所管轄的地方來說。如果能夠更明確葛布教會的信徒增長情況、興隆廠教會的信徒增長情況、還有其他地方教會的增長情況，作一個細緻的分析對比，我想，張老師提出的這一疑問可以有更細緻的解答和調整。
還有一點的是，張老師在《窄門》一書所提出的這第三個問題，應該是有一個時間的限制才能成立。意思就是1905年栢格理建立了石門坎教堂後，在他主持的這段時間裡，我相信，石門坎教會的信徒人數是很多的（人數情況請參考東人達、張坦的書，很詳細），而石門坎教會信徒減少到一個只有一百多人的教會這樣的情況，大約在1940年代左右。所以，石門坎與葛布兩地之比較的起始時間可以從1940年開始（這只是我個人的估計，詳細要好好的去勘正才能更準確）。有了起始時間，那麼結束時間也要有一個。改革開放後，教會得到認可，這時信徒人數已經開始處於一個穩定的時期了。尤其進入二十一世紀，市場經濟的衝擊下、現代化社會的各種思想的衝擊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走出大山，走出家鄉，去到沿海地區打工。在一個新的時代的“洗禮”下，越來越多的信徒走向了追求物質生活的一面而遠離了教會或者從中脫離出去。尤其年輕人更是參與教會活動的少。
改革開放後，石門坎教會已不復當年，在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下，各地的苗族教會信徒人數也下降了許多。所以，這個時候兩個地區都已經面臨同樣的問題了，沒有什麼太大的比較了，最多也就可能“你”的信徒人數很少，而“我”的信徒人數更少而已。
所以，張老師在《窄門》一書提出的第三個問題談論的結束時間應該鎖定在1980年代左右，這樣更有比較意義。
民國時期的最後十年，加上，新中國最初的三十年，一共四十年左右的時間，我認為是“為什麼這個昔日的‘錫安聖地’，而今竟找不到一名基督徒，而在其附近的另一個基督教派的信教人數卻十倍增長？”這一問題最符合的時間段。
當然，民國時期以葛布教會為代表的內地會和以石門坎教會為代表的循道會他們之間分別出現信仰逐漸冷談的原因還可以更細一點的去分析；新中國前三十年石門坎和葛布兩地信徒人數的反差之大也可以單獨拿出來尋找原因一番。
最後，回到胡博士的這篇論文上來。由於才疏學淺，這裡不做什麼批評，只簡單講講我讀後的一點感受和思考。
為什麼這個昔日的“錫安聖地”，而今竟找不到一名基督徒，而在其附近的另一個基督教派的信教人數卻十倍增長？對於這一個問題，我想，原因是複雜的。我很喜歡的，著名的進現代史研究學者楊奎鬆教授（國際關係史的研究，尤其中蘇關係、冷戰下的中美、中朝關係等研究也很不錯）曾經說過，1949年國民dang敗北的原因其實非常複雜，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講的清楚的。同樣，在張老師的這個問題裡，石門坎迅速衰落、葛布等地教會人數成倍增長的原因也是複雜的。但是在這麼多原因之中，肯定會有幾個重要的原因。胡博士的這篇論文就講出了他研究後所認為的最重要的幾個原因。面對歷史，我們唯有認真的去探討，才能得出一些合理的看法。每個人對重要的原因的先後次序會有不同的排列，但總歸就是不可能一個原因或者一句話就可以解釋的全的。
我認為，葛布等地的內地會教會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信徒人數的增長，幾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內地會所教導的基督教末世觀更符合阿卯的傳統文化裡的末世觀；二、靈恩運動的興起，與阿卯愛唱歌、跳舞的傳統相結合在一起，使得阿卯信徒更喜愛參與教會活動；三、相比於石門坎教會來說，1949年後的葛布等地教會受到各級政府的關注較小。石門坎“海外天國”、“香港第二”等的yi識形tai的對抗很強烈，使得它受到更大的關注；四、教會運作模式的不同。
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在內。
無論歷史怎樣，它都已經過去。但是，遠去的歷史，又好像總在以驚人的相似性發生在我們的現在。為什麼要以史為鑒，就是因為想要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願我們現在，也能吸取更多的阿卯教會歷史的經驗教訓，更好地明白現在所要走的路程。經驗總是有限，人總是犯錯，唯有依靠創造萬事萬物的那位，才能走得更遠。
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