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明(1916-1952)先生,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人,其父是石门坎教会早期的得力助手之一的王正科先生。王建明先后于石门坎小学、昭通明诚中学、华西协合大学高中部毕业。李学高(1916-2005)先生,贵州省威宁县龙街镇人,先后于石门坎小学和明诚中学。虽然他们同岁,但李学高却比王建明晚上学几年。
他们二位是首批前往南京求学的阿卯。而这,不得不从杨森来到石门坎的故事说起。
1936年5月11日,任二十军军长的杨森从昭通率部到石门坎“视察”(白敦厚:《石门坎的教会学校》,载《黔灵》月刊,1945年1卷3-4期)。第二天,杨森一行人便回了昭通。在石期间,杨推荐两名石门坎学子前往中央政治学校继续学业,就是上面说到的两人。
大概在炎热的夏季,王建明和李学高赴南京求学。王建明进入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读书,所学科目为“师范科”,属专科,1938年毕业。李学高则入蒙藏学校高中部修农林垦牧科。1939年继而升入蒙藏学校的“牧畜专修科”学习(专科),直至1942年毕业。
两位阿卯学子,背井离乡,在这个新的城市中,他们遇到了同来此求学的彝族学子。其中的一位就是年长他们两个三岁的岭光电。
岭光电(1913-1989),四川越西县(现甘洛县)彝族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1936年7月)后,担任国民政府的的职务,并发表有许多关于彝族历史文化的文章(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是近代以来彝族著名的人物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高玉柱、喻杰才为主的西南“夷族”上京请愿活动中,岭光电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岭光电与其他几位在南京求学、工作的彝族(曲木藏尧、王奋飞、阿弼鲁德等)一起创办了“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1936年他们出版了《新夷族》期刊,旨在宣传“夷族”,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由于多种原因,《新夷族》只出了两期便戛然而止。
1937年1月出版的《新夷族》第一卷二期中,有一张王建明、李学高和岭光电合影留念的照片。照片文字说明:“本会本会执行委员会岭光电(中)与蒙藏学校贵州苗族学生王建明李学高合影”。
岭光电身着一身军装,站在两位阿卯学子的中间。站在左边的是李学高,右边的则是王建明。两位年轻的阿卯学子风华正茂,脸庞虽闪烁着稚嫩,心志却已成熟许多。王建明在南京求学第一个学期,就已经有文章发表。这篇文章就是《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载《康藏前锋》1936年4卷3期,23-25)一文。石门坎“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称呼,即来源于此。
温春来在《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一书有句话写道:“高、喻二人对岭光电表明来意,希望他参与请愿行动。岭氏欣然接受,并去约王奋飞,也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玉柱和杰才成为西南文化促进会的执行委员。四人又联络了云南“苗人”王建明、贵州“苗人”李学高等。玉柱虽是女流,但其身份、才干与阅历,使其毫无争议地成为众人的领袖。”
1936年高玉柱等人的请愿,他们自己宣称代表了西南的“夷苗”民族。而王建明、李学高两人,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参与了这一次的请愿活动吧!
在《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中, 王建明发表了一篇名为《夷苗民族杂感》的文章,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夷族”情况,以及苗族情况。其中有句话这么写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夷苗两个民族竟如亲如故,如兄如弟,合拢在云南、四川、贵州的山谷里居住了”。李学高也在这一期中留下了自己色“笔迹”。他用石门坎苗文翻译了一段汉文内容,附在其中。
这张照片的珍贵,自不必笔者再赘述。(图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