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荷兰新加尔文主义思想家如何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基督教神学家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6, 2022
有人说，神学巨擘的标志，是他能够抓住那些跟自己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以及（尤其是）神学传统有一定距离的读者的想象力。
在基督教历史上，享有这种影响力的人物并不多，而且人数不会很快增加。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一颗新星正冉冉升起——他就是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1854-1921）。
在他那个时代的荷兰，巴文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巴文克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荷兰神学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巨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他在政治、教育、妇女权利和新闻业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荷兰全国各地，街道和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除此之外，巴文克还作为一个有国际地位的人而闻名。例如，在1908年的那场美国之行中，他在白宫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接待。诸如此类的荣誉说明了很多问题。
尽管如此，在巴文克的故乡，他的遗产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逐渐被掩盖了。在海外，他作为杰出的思想家继续在那些与荷兰有关联的群体中享有声誉，但在20世纪，他的名声并未超出这个范围。这一切在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由于约翰·博尔特（John Bolt）和约翰·维德（John Vriend）的努力，巴文克的《改革宗教理学》英译本（Reformed Dogmatics）在2003至2008年间分四部分出版发行。
迄今为止，这套书已经卖出了九万多册——对于这种性质的作品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销售量。而且这本书还出版了葡萄牙语和韩语译本，目前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的翻译正在进行中。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从巴文克《改革宗教理学》英译本的发行快进到他广受欢迎的现状，然后简单地说 “接下来的事众所周知”，那我们就错了。这样做会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为当今这么多人首选的神学家——从北京到圣保罗，从纽约到首尔，赫尔曼·巴文克是如何获得如此多样的全球读者的关注的？
在我自己每天的工作中（我在爱丁堡大学教授改革宗神学），我时常与那些正在研读巴文克著作的人交流，并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些人中很少有荷兰人，也很少有以前就对新加尔文主义传统有认同感（或长期深入的认识）的人。事实上，他们来自全球各地的教会。为什么巴文克的著作比他的许多改革宗同行具有更大的跨界吸引力？
毫无疑问，其原因就像现在阅读他作品的读者种类一样复杂多样。同样是喜欢阅读巴文克，韩国长老会的人很可能跟美南浸信会的读者，或者跟把巴文克《上帝的奇妙工作》（Wonderful Works of God）当作灵修材料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的五旬节派青年，喜爱的原因并不相同。其他人，如伟大的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则依靠巴文克，把他当作神学史的指南。鉴于这些不同的动机，我不会试图对“为什么巴文克在2022年这么受欢迎？”这个问题提供任何形式的简化答案。
话虽如此，我阅读巴文克的著作已经有近十五年的时间了——我是跟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基督教传统和不同背景（从纯粹学术背景到个人和教会背景）的人一起阅读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观察到：巴文克的著述与生平中的某些特征，似乎不断地吸引着一批批的读者，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特征让这些读者不断地回到他这里来。虽然这些特征可能不是巴文克突然走红的唯一原因，但它们仍然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巴文克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写作，这让21世纪的读者眼前一亮。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神学当作一种受社交媒体规范制约的拙劣辩论赛——简单粗暴、没有爱心、学识粗浅还自我膨胀、受制于对历史伟人的漫画式描绘、并基于恶意的假设贬损当今那些跟我们观点不同的人。
在这种背景下，巴文克的著作是一股清流。巴文克博学多才、视野开阔，他通常以极为清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基督教传统的广度和深度。尽管他的著作（常常是刻意地）被归类为改革宗传统下的神学，但它们从来没有狭隘的宗派性质。相反，他的著作以改革宗神学表达一种更宽广的东西：跨越文化和时代的基督教大公信仰。巴文克一方面坚定地持守加尔文主义，一方面又公开宣称“加尔文主义不是唯一的真理”；他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一种反合性（paradox）。
这种平衡显示了一种既坚定又灵活的信仰信念，甚至邀请自己阵营之外的人来与他对话，并且是以热衷论战的神学家所不具备的一种方式进行对话。它的开放性吸引其他传统的基督徒来探索巴文克的改革宗视角。
巴文克将基督教世界观塑造成一种归纳的（inductive）、对敬虔智慧的终生追求。这种追求是开放的、探究性的，而不是封闭僵化的。在这方面，巴文克的方法与他著名的同事凯波尔（Abraham Kuyper）不同——对凯波尔来说，基督教世界观是演绎的（deductive）和固定不变的。
巴文克不愿意攻击稻草人（与此同时，他乐于亲自与他的意识形态对手交朋友，当面交流），这也是他思想的一部分。当然，他在《改革宗教理学》中对每个神学家或神学传统的解释并不完美。尽管如此，他在一生中竭力理解和忠实阐述那些与他意见相左之人的观点，这种努力引人注目。
读者在最初阅读《改革宗教理学》时可能偶尔会很困惑，因为他们发现巴文克在整部作品的不同地方采取了看似矛盾的教义立场。但实际上，这些惊讶的读者很可能是遇到了巴文克对某一特定观点的批评——他会在给出自己的裁决之前，详细阐述这一观点最充分的内涵和根据。这样的特点对他自己神学阵营之外的读者来说，是微妙的而具有很强吸引力的，因为这表明他认真、严肃地对待他所反对的观点。
忽略那些歪曲或误解你观点之人的批评是很容易的，但当这人认真努力、准确又有爱心地阐述你的观点时，你就很难视而不见了。事实上，对于那些希望成长为思想家的人来说，这种批评是有吸引力，而不会让人心生排斥。这样的批评能赢得对方的信任。
巴文克在当代越来越受到认可，他的生平经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生活在20世纪基要主义和社会福音分道扬镳之后。那些在那场辩论任何一方长大的人都继承了一个奇怪的遗产——在右边，是一种有力地满足个人灵魂需要的福音，但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它并没有为社会改善提供什么好消息；在左边，是一种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福音，它却采取一种极其薄弱的属灵框架。
对比之下，巴文克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提醒，那就是：这种分隔既是一种历史上的新事物，也是对整全和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一种不自然的扭曲。
这在巴文克自己的生活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他不仅坚定地持守正统神学，他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著名批评者。他在南非的学生本尼·基特（Bennie Keet）成为一名反对种族隔离的杰出活动家。在荷兰，巴文克公开反对城市中的贫困现象（甚至呼吁为此修改住房标准和税收法律），反对对于贫困工人的压迫（因为他们拥有上帝的形象），并为女孩平等受教育权和妇女投票权而努力奋斗。
在我们这个时代，巴文克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对正统信仰以及这种信仰的社会后果的双重委身。在这个意义上，他跟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和提姆·凯勒（Tim Keller）等人一样，与我们20世纪晚期的本能直觉背道而驰。这样的人无论跟左派还是右派都格格不入。作为一位对传统基督教有全面了解的神学家，巴文克提醒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仰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信仰是脱节的。
巴文克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不是一位毫无瑕疵的神学家（正如我在《赫尔曼·巴文克生平评述》中试图刻画的那样）。但在他的生活和教义中，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基督徒——正因为如此，他是一个在今天仍然对许多人有吸引力的人。
说实话，我可以想到许多过去或现在的伟大神学家，我可能更愿意在书中见到他们，而不是亲自见到他们。巴文克却不是这样。我还会继续阅读他的著作，直到亲自见到他，我猜这么想的人不止我一个。
恩雅各（James Eglinton）博士是爱丁堡大学改革宗神学梅尔德伦（Meldrun）高级讲师，著有《赫尔曼·巴文克生平评述》（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 Baker, 2020）。本文转自《今日基督教》杂志中文网站（zh.christianitytoday.com），转发略有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