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纪事：上海封城的瓜

01.  瓜多哥：吃瓜群众魔幻而幸福的生活

瓜多哥说他们小区当之无愧应该在浦东多瓜排行榜名列第一，随便总结了几个说给我听：

第一个瓜，大家被关实在是着憋坏了，小区业主自己先打了一架。原因是小区有别墅也有高层，别墅物业费贵一点，本来都是互通的。有了疫病，物业就在两区之间搞了个栅栏说要限制流动，高层居民不服说这个是“柏林墙”，号召一起去踏平了。然后又和物业干了一仗。

第二个瓜是著名的“防疫总指挥”。这哥们既不是物业的也不是居委的，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套大白服穿上，积极组织防疫，开会的时候，物业以为他是居委的，居委以为他是物业的。

其实这哥们根本就不是业主，就是一租户，他老婆还在群里卖高价菜。他自封为防疫总指挥，指挥了大家十几天，后面还有十几个志愿者跟着帮忙抬东西。有人发现起底给派出所，派出所的片警说他知道的，但是他羊了被隔离了，只能等疫情结束后来处理。

                                         总指挥就这哥们

第三个瓜，小区有志愿者专门协助做核酸和发放转运物资的，大家都热心公益，但是有些观点不同就发生内讧，物资保障组直接罢了工，好多团的物资没人送，物业人员跟不上居委不敢让业主自己去拿怕又羊了。据说就是内讧的原因是争论奥密克戎该不该封成和封不封得住。

第四个瓜，听说居委有个负责什么的干部，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到我们小区检查，这几天原因被八卦出来了，她是我们小区某家的小三，怕来了被原配打。

第五个瓜是别墅区的有个女业主，直接给居委书记打电话反映说，小区里居民太不像话了，没有一点纪律性，足不出户了还要四处走动。她请居委书记联系武警部队，派人来管住这些不自律的人。

居委书记很无奈地说没能力调不动军队。这女业主觉得居委书记不作为，不甘心，又开始在群里@居委书记，请书记联系派出所派警察来。这还不够，直接把聊天记录截屏，发在大群里，以证明居委不作为。

瓜多哥其实也不是上海本地人，老牌研究生毕业，在上海工作了十七八年，算是新上海人。打拼、结婚、再打拼、买房、生娃、接着打拼、卖房、换新房，搬进这个小区，准备过上越来越幸福的生活，据说甄子丹也在这个小区。

瓜多哥的乐观积极和正能量基本集中于幸福生活本身，差不多能代表一层上海滩的气象。

02.  周二哥：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八零年代头上看发哥的《上海滩》，我和农场的二哥们一起唱啊吼，“浪奔，浪流……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林忠说，做人就要像文哥那样，以后就去上海混吧。隔壁阿发家是上海支内的，白了林忠一眼说，你以为上海辣么好混啊？

九零年代头上周家四个弟兄从福建来上海。老大为人谦和不太管事，老二为人仗义敢作敢为敢当，老三曾做过中学老师，书生气重彬彬有礼，老四有些莽夫英雄气概。四兄弟从打桩干起，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

那时候，从打桩到房地产开发的距离只有一步，就是左右手同时伸开。

左手伸向买地，右手伸向卖房，身体还是打桩建房，能够干打桩的活就能干建房的活。买地要钱找银行，买房要做广告组班子干。

周家二哥领头找来的兄弟都是正牌大学毕业的、有梦想有激情有能力的年轻人，都看过发哥的《上海滩》。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天时地利人和外加努力甚至都通上了庆亲王。周家二哥几个楼盘下来，事情，就这么成了。

继续做大可能就成了恒大。周家兄弟虽然苦寒出身，但也不是没这个雄心，毕竟历史上的大上海成就多少英雄豪杰，故事里讲得太多，只是周二哥“玩性”太大。

“我有一个梦想”——周二哥说，小时候有个梦想，开着飞机在蓝天上翱翔，如果能上大学一定去学飞机制造，可命不我予，只能出来打桩。现在有条件了，我要去做飞机。

没人不知道，飞行器与房地产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打桩与卖房之间的不同，但周二哥不这么看，事情都是人做的。

固定翼飞机不好做，就做直升机吧；生产飞机不好做，就先从通用航空公司做吧；先搞个飞行学校，再拿个飞行拍照，买了十几架直升机。事情，就这么开始了。

当周家二哥亲自驾驶着自己的双发直升机，在黄浦江上空飞翔的时候，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群也只是他目光下的视点。

他当然知道，曾经跟随他那批兄弟们都在扼腕叹息，如果房地产继续做下去，大家的日子会更好。

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周家二哥抵押掉了所有的项目，甚至所有的房产，也没能等到低空开放。他或许没有考虑过，有些资源的控制永远不是民间能等到的。

所幸，跟着周家二哥的兄弟们，无论是外戚还是大将，每家差不多都住进了上海的别墅，有些甚至还有自己的房产公司。

周家大哥脑梗没抢救过来，周家失去了一个象棋高手。

周家二哥依然下棋，不知道他在夜深人静下完当天最后一盘棋的时候，是否会顾影自怜。

或者想想，对一个闯荡上海的外乡人来说，他虽败犹荣，却逃不了上海滩的宿命。

 从民国到现在，岂止周家二哥？

03.  大头：一江春水向东流

电影界即便是在以市场票房为导向的今天，也没有人能跳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去谈论中国电影史。

与好莱坞不同，承担着救亡图存的上海电影，首先强调的不是技术和剪辑，而是叙事。

这部片子于1947年底上映，首轮三个月的观影人次已超过50万，截止到1948年，仅在上海一地的观影总人次就超过82万，当时上海的总人口不过400万，也就是说，每五个上海人就有一个看过这部片子。之所以如此，除了演员的出色表演，更多是人们对苦难的记忆和对上层社会腐朽的鞭笞。

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我们厂的露天电影院还没有修，食堂的门口有一块平地，竖了两根杆子挂着幕布，男女老少都搬着凳子前来观看。

一直有人哭，大人抽泣，小孩失声。

那时候大头家还不是我家邻居，大头的姐姐是我小学同学，大头的哥哥还比我们第一个年级，大头是我们捉弄的对象。

后来我外出读书，大头家搬到我家隔壁。大头母亲是酒泉人，我从西北回家探亲，她总是来夸天（拉家常）。

两千年头上，大头跟着哥哥来上海发展，在高桥一带给送人液化气。先是住家户送，慢慢熟悉了就给一些饭店还有其他营业单位送，后来买了车送货更方便。

再后来大头娶了媳妇，生了个女儿取名蕊蕊，放在家里老人带，大头夫妇继续在上海干活。

那几年大头在上海做生意很少回家，甚至春节也不回去。我因父亲多病经常回家，每次回家都会买些好吃的给蕊蕊。

我母亲哄蕊蕊说，这是你的亲爹看你来了快叫爹，小丫头才2岁半信半疑。

我带她去街上买玩具，回来的路上她问我，你真是我亲爹吗？我说是，她点点头叫了声爸爸。

每次我离开老家的时候，她都老远望着我不敢近身，母亲告诉我蕊蕊偷偷哭过。

前几年，大约是一五年，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大头媳妇跳江了。

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大头做生意炒房子，借了高利贷还不起被人家闹得过不下去，大头跑了海南，他媳妇就跳江了。

我又问，跳的什么江？我母亲说，没盖盖子黄浦江。

“黄浦江没有盖盖子啊”！我在电话的一端，眼前浮现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素芬纵身一跃之后的滚滚江水。上海滩的小额贷款会逼死人。

可是蕊蕊咋办？

04.  垃圾王：力气不要钱的

小王只在这一个小区收垃圾，收了十年，别的他地方不去。这个小区有不到500户人家，只有他一个人处理各类可回收垃圾。

小王每天骑着他的三轮车在小区各个弄堂行走，走得不紧不慢。无论碰到哪家需要帮忙抬东西，小王都积极积极上前搭把手，如果有谁家的院子树叶多了，他也帮忙清扫。

小王干这些从来都是义务的，碰到有些业主要给小费，小王说，力气不要钱的，咧嘴一笑，然后默默走开。

                                        就剩这么多了

小王处理那些可回收的垃圾，包装盒、有色金属、废弃的电子产品等等，分门别类打好包，等到晚上路上的辅警都下班回家吃饭了，登上三轮车拉走。碰到有业主淘汰的家具家电，小王也会拉走。

小区的老年人和保姆都喜欢小王，家里有些什么都是都愿意请他帮忙。每年春节小王回老家过年，小区的老太太们看着各种年货的包装箱直发愁，如果小王在的话就好，直接打包拉走。

小区的保安们和小王很熟，小王定期照规矩会给队长和管家们表示感谢。大家都是一家人，相互照应也是正常逻辑。

小王知道，真正管理小区的是物业公司，直接管的是保安队，而保安队和城管是相通的。干他这一行的靠上保安和城管，基本就无后顾之忧了。

今年疫情小王被封在小区，主动做起了志愿者，为小区保供没日没夜地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就羊了。

小王成了小区第一批被送去隔离的，登记册上写的是居民。同去的有小区的业主，也有保安。大家都说，小王是我们小区的。

                                                去方舱

                                                 方舱网课

05.  董博士：有一对矛盾让上海好尴尬

董博士姓朱，社会学博士，因为什么都懂，大家叫他董博士。董博士安徽人，据说是明皇后人。早年大学毕业在乡政府做干部，管计划生育。

有一次乡长打听到有偷孕妇女回家，安排董博士带几个帮手去抓人。

董博士跟着五六个人一起趁夜里天黑摸到村里，刚闯进人家门，谁成想院子里外一下子聚集了五六十条汉子，一通乱棍将他们打出村去。

董博士说，把人吓坏了。

自那以后，董博士闭门不出，只是专心复习英语，考到南京某大学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去上海一个学校读了博士。

博士毕业时年纪已经不小了，俺家就得考虑买房，上海房价太高，就去了某省省委党校。

两个月以后，又回到上海，找了一个民营企业。关于原因，他只说了一句：上海更像一个现代社会。

董博士认为，上海这次的问题出在政策之间的矛盾上。

这些年上海致力推动社区治理权力下放，上海的街道和乡镇是县级编制。

市区两级给街道和镇一级的财政拨款力度非常大，三年差不多有千亿规模，或者更多。

基层有专项拨款，大量向第三方采购服务，用进废退，自己就丧失了直接处理社区支撑和管控的能力。

虽然有网格化方法和数字管控技术手段，但需要人去做。

与此同时，按照上海政策，社会组织只能设立在街道乡镇一级。

这导致了上海的社会组织不能跨区作业，很难形成有规模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规模受限的结果是，规模做不大，组织和服务能力都有限。

正常情况下，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问题不大。一旦出现疫情防控的硬性要求，这些社会组织的短板就出现了。

上海想推动社区自治，却又不能放开社区自治；想让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又限制社会组织的规模。社会组织发育没能发育起来，而原本的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能力也丧失。

董博士说，上海要什么有什么，对社会组织的防范和限制和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一冲突让上海好尴尬。上海像个小心眼的生意人，花了本钱还不落好。

董博士提醒，完善社会组织提升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通常做法，与之相反的是全能政府，那就是回到从前。

（本文为上海疫情风控时期的一片旧文章，不知什么原因忘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