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瓦特·卡斯佩枢机（Cardinal Walter Kasper）
藉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与文件《大公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天主教会正式宣布了对普世合一运动（ecumenism）不可逆转的承行。自此，天主教会与东西方几乎全部的基督教会与教会团体展开了对话。梵二会议之后，世界路德宗联合会与英国圣公会一道，率先发起了对话。在这一对话中，“称义”教义（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从起初就十分突出，因为正是这一教义构成了十六世纪争议的焦点。对马丁·路德来说，这是福音的中心，是一个关乎教会生死存亡、不能妥协的教义。
对于路德来说，“称义”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根本上关乎基督徒存在的重中之重的存在论问题（an existential question）。他的问题专注于寻求天主的慈悲与一位慈悲的天主的观念。经过艰难的内心挣扎，路德得出结论：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功劳配享天主的慈悲，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公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善行。相反，我们之所以为义，是因为天主在祂至高无上的主权下与慈悲中，宣告我们为义，接纳我们这些罪人。因此，我们既是义人又是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称义与我们自己的义无关，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义，而是天主之义，因着独属于基督的功劳，由祂白白赐给我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sola gratia，sola fide）。
特利腾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还谴责了白拉奇学派（Pelagianism）关于人可依靠善行自救的学说。然而，大会的关键问题不在于依靠恩典称义还是依靠善行称义，而在于天主的行动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赋予、推动与人类个体的合作。特利腾大公会议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在称义中与天主合作，但不是依靠自己的德能，而是依靠恩典的赋予与分施。大公会议还希望阐明，天主不仅宣告我们是义人，也使我们真正地成义人；他使我们获得内在的更新，重新受造，以新人生活。信德必须在爱与爱的行动中生效。因此，路德关注的是恩典的主权性（the sovereignty of grace），而大公会议关注的是转化我们、使我们成义的恩典效力（the effective power of grace）。
这些教义分裂了我们 400 多年，为无数的个体与欧洲人民制造了巨大的灾难。藉着传教工作，我们把这些分歧输出到了其他大陆。直到二十世纪，众教会的基督徒才开始为他们的分歧感到羞耻。值得注意的是，普世合一运动源于传教地区的经验，因为每当基督徒之间产生对立时，信仰的公信力就会遭到质疑。只有一个和解了的教会才能肩负起和解的使命（mission of reconciliation）。欧洲的宗教形势与它在人们口中的信仰衰败，让该问题变得更为迫切。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不能再继续旧有的争论。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与战壕中，许多天主教信徒与福音派基督徒共同抵制反人道、反基督信仰的纳粹体制，让他们发现双方没有看起来那么遥远。他们团结一致，反对非人道、反基督信仰的纳粹体制，让他们意识到团结他们的远胜于分裂他们的。1945 年后的普世合一神学得以利用这些经验。我们可提及双方的一大批神学家，他们为今天取得的成果铺平了道路：卡尔·巴特、卡尔·拉纳、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我们好像是站在这些巨人肩上的矮子。我还可以提到汉斯·孔、哈丁·迈耶、乔治·林德贝克、沃尔夫哈特·潘嫩贝格、埃伯哈德·吉英格尔、卡尔·彼得、奥托·赫尔曼·佩施等其他人（Hans Kiing, Harding Meyer, George Lindbeck, Wolfhart Pannenberg, Eberhard Jiingel, Carl Peter, Otto Hermann Pesch and many others）。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官方层面的对话已经能汲取这些神学研究成果。作为大公对话的第一份文件，1971 年的《马耳他报告》概述了关于“称义“教义的广泛共识。在美国发生的对话再议并深化了这一问题，以《因信称义》为题出版（1985年），再次取得了同样的成果。教宗首次访问德国之后，一个联合委员会处理与研究了十六世纪的所有教义谴责。这些研究结果载于1986 年的《教义谴责仍在分裂教会吗？》（Lehrverurteilungen – Kirchentrennendt？The Condemnations of the Reformation Era: Do They Still Divide?)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天主教与福音派路德宗国际对话的最后一份文件《教会与称义》（1994 年）。该文件再次得出结论，这一议题上不再具有任何分裂教会的分歧。
我们因此应该首先注意，1999 年 10 月 31 日在奥格斯堡庄严签署的《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的内容并非从天而降。它是在各教会的主持下，经过数十年的专业国际神学工作与普世对话筹备而来的。双方有严肃而卓越的神学家参与，因此这些公开的结果从一开始就面向讨论。因而，《因信称义联合声明》发表后，令人惊讶、痛苦、费解的是一些神学家批评性反应。显然，他们在持续了二十年的国际普世合一的辩论中打了瞌睡。
首先应该指出，这场对话不存在简单的捷径或虚假的教派姑息主义（irenicism）、相对主义、自由主义的问题。相反，《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第 14 节表达了对称义的共同理解，指出：“路德宗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共同聆听了《圣经》中宣告的好消息。这种共同的聆听，加上近年来的神学对话，促成了关于称义的共同理解。” 我们一同研究了我们信仰的源头，沉浸在《圣经》与各自的传统中。这赋予了我们新的洞见，为十六世纪的诸多议题发出一道新光。没有教会可以放弃当时的教义声明，也不可能否定自己的传统，但我们能更深刻地重新领悟它们。
因此，我们既没有发现新的福音，也没有拒绝我们的父辈与先辈所信奉的启示福音的表述。我们重新发现了这一劳永逸的启示福音竟这般深邃与丰富，任何人、会议、神学家都无法将它穷尽。正是通过圣神的恩赐，才可以加深我们的领悟，进而辨清并重拾我们各自的传统。在对方的丰富中，我们发现了自身的丰富。这种新认知与再认识是圣神的恩赐，祂引导我们进入全部真理（若望福音 16.13）。这关系到圣神引导的教理发展与对教理的理解。因此，奥格斯堡会议并不只是或不先是一份文件的正式签署；它首要是在天主子民的陪同下，向祂表达的满载喜乐的感恩庆典。
第二点是，尽管上述文件由正式委任的神学家与委员会编写，但成果对两个教会来说并不具备官方地位。它们只是神学委员会的文件。因此，经过这些基本的神学筹备工作后，是到了让各教会自身面对这一问题、处理这场神学对话成果的时候了。因此，世界路德宗联合会（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与宗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决定尝试发表《因信称义联合声明》。
这是一次我们没有任何指导经验的新尝试。我们充分认识到这并非易事。不仅两个教会的决策过程与各自体制大相径庭，它们对大公教会的训导与权威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在路德宗方面，《因信称义联合声明》必须在路德教会联合会（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下全部 130 个成员教会的宗教会议上通过。世界路德宗联合会，在获得约 80% 的成员教会的批准后，只扮演陈述与宣布“重大共识”（magnus consensus）的角色。在天主教这边，经历了一些困难与讨论之后，《因信称义联合声明》获得了信理部（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与宗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的批准。教宗迅速公开表示了对文件签署的赞同与喜悦，又多次公开重申这一态度。当然，这不是教宗以完全与最高训导权作出的无误声明，但把签署减至为宗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的私人与个人行为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看法。
双方也面临着问题。但重要的是结果。这些问题在《官方共同声明》（译者加：the Official Common Statement；天主教宗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针对《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的回应）与它的附录中获得了解决。该声明阐释与肯定了《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的主要成果。《官方共同声明》最终在奥格斯堡签署，《因信称义联合声明》也因此获得了两个教会的承认。
对信理历史与忏悔作品有了解的人都熟悉这些问题；它们既不令人惊讶，也不特别。当然，每一位神学家都不可能在这样一份共识声明中找到自己全部的关切与理论。整个信理历史与悔改作品中表明，为了在某一文本的表述上达成共识，必须寻求妥协。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妥协都是坏的。也有明智的妥协，即保留最基本的内容，把其他方面留给进一步的讨论。正如每一位教会历史学家熟知，在几乎所有的信理与忏悔作品中，尤其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明智的妥协。
最重要的是，通过《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教会自身取得了实质性与基础性的共识，而不仅限于神学家或神学家团体。正是这一点使《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成了一份新的文件。它是教会的文件，更是教会的事件。
诚然，《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没有明确涉及教会论问题与我们在这一议题上的分歧。然而，说奥格斯堡会议没有发表任何关于教会论的意见是错误的。该事件本身就是教会论。《因信称义联合声明》不仅是理论上的教理声明，签署也是一个事件。在奥格斯堡与它之后，出现了一种鲜活的经验，天主教信徒与路德信徒的关系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强度。作为教会，我们向对方伸出了双手，也不想再松开。或者让我这样说：《因信称义联合声明》并不包含关于教会的声明，但它包含与促进了一个可激发对教会反思的教会现实。正如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样，生命先于反思，反思以生命为前提。
显然，这份协议不是要排斥更广泛的普世合一运动中的任何其他教会团体。它向所有人开放，邀请其他教会加入我们。英国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对话的文件《救赎与教会》（1986 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共识。自奥格斯堡会议以来，我们特别向改革宗教会与世界卫理公会联合会（the Methodist World Federation）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后者以开放、积极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在其成员教会中启动了接收程序。因此，各教会之间的“共识增长”大有希望。
第三，在考虑《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的内容时，我们必须区分不同层次的肯定。《联合声明》第 15 条阐述了基本内容：
我们在信仰上共同坚信，称义是三位一体天主的工程。天父差遣圣子降世拯救罪人。称义的基础与前提是基督的道成人身、圣死复活。因此，称义意味着基督本人是我们的义，并通过圣神，遵循天父的旨意，分有这义。我们一同宣认：唯独依靠恩典，因着对基督救赎工程的信心，而非我们的任何功劳，我们被天主接纳，接受更新我们内心的圣神，装备并召叫我们行善。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共识，不仅涉及了称义，更是在第一世纪合一教会的基督论与三位一体宣认的框架内与基础上的称义，并构成了福音中心与重点的共识。如果没有在基督论与三位一体论基础上取得称义的共识，它就会瓦解。在此基础上，路德宗对恩典主权的关注与天主教对恩典效力的关注便可能融为一体，使我们结出善行的果实。关于福音核心的这一基本共识并不仅是理论上的，它能让我们向这一急需恩典与慈悲讯息的世界共同见证福音。这一共识也是解决分裂教会与团体的全部其他问题的根基。
除了这一基本共识，还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尚未取得全面共识的。需要提及的“是义人又是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神人合作、如何谈论功劳（merits）等问题，尤其是称义学说的核心规范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能排除形式上的矛盾；我们能理解兄弟子妹的关切，看到共同点。但由于语言、重心、侧重点的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未能达成全面共识。我们不得不将这些问题留给教会之间的进一步神学对话。
根据基本共识与尚未解决的问题（《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第 40、 41 节），我们可得出两方面的结论。(1) 路德宗与天主教之间关于称义教义的一些基本真理（并非最根本的真理）取得了共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关于称义的理解在语言表达、神学阐述、侧重点方面留下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路德宗与天主教对称义的解释在差异中互为开放，并没有破坏对基本真理的共识。(2) 十六世纪与称义相关的谴责以新的面貌出现。本声明中提出的路德宗教义并不属于特利腾大公会议的谴责范围。路德宗宣信提出的谴责也不适用本声明包含的罗马天主教的训导。如果每一方都坚持《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所取得的共识，那么相互的谴责就不再适用于今天。但与称义教义有关的谴责的严肃性并没有因此减弱。有些谴责并非毫无意义。它们对我们来说仍是‘有益的警示’，是我们在教导、实践中须加以注意的。
因此，我们处理的是包含差异的共识，而非一致同意。面对可能的不同起点、不同思维与表述、不同重点与声明，仍然存在着针对关键与基础问题上的全面共识。因此，《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没有废除特利腾大公会议。尽管对天主教信徒来说，它仍像以往一样有效。然而，我们仍可根据信仰的当下领悟解释大会，致使《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所阐述的路德教义不再作为与大公会议对立、分裂教会的教义而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分歧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声明，而是互补与完善。
评估《因信称义联合声明》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一包含差异的共识。这一说法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天主教图宾根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代大公神学的创始人、先驱之一的约翰·亚当·莫勒（Johann Adam Mohler）。他在早期著作《教会的本质》（Die Einheit in der Kirche，1825 年）中区分了可接受的，乃至必要的内部互补性对立（Gegensätze）与教会信仰无法兼容的异端性矛盾（Widersprüche）。互补性的对立属于信仰的生命，是一个活着、行进教会的标记。矛盾把自身与教会的整体信理隔绝，否认互补的对立，因此变得片面与枯萎。如果想重获富有果实与生命力的互补价值（Gegensätze），它们必须重新融入教会的总体生活与信理中。
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神学采纳了这些见解，它们成为理解包含差异的共识的基础。包含差异的共识明确地排除了异端矛盾，但包括了互补的对立。要求因着绝对共识而合一是一个末世论的事件。在此世中，只有差异的共识才可能——这意味着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是一个互补对立的有机整体。或者换一种说法：教会是三位一体天主的肖像，是多元的一体。
这一背景有我们所追求的教会合一的明确肖像：该合一不意味着千篇一律，而是多样性中的合一（正如今天路德宗神学家们所说的）或实现多样性和解的合一。天主教宗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就《联合声明》的官方回应（the Official Common Statement）明确采取了这一模式，并因此获得了教会的官方肯定。这是《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的另一卓越却很少引人注意的成果。声明背后是我们合一追求的普世模式，不仅是天主教信徒与路德宗信徒之间的合一，也是基督的所有门徒之间的合一。因此，《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教宗称《因信称义联合声明》为一个“里程碑”。这个形象贴切当下的情况：我们已到达了一个重要的站点，但不是终点。除了《因信称义联合声明》的局限性，它仍十分重要。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现在可以共同见证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带着该见证进入新的世纪与千禧年。这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需要这样的共同见证。它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没有掩饰自身的局限性，而是公开指出了我们之间仍存在的问题。因此，签署《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显然并不意味着一切实现了。相反，我们要问的是，既然已经完成了签字，普世合一运动又该如何推进呢？
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须有全体教会的参与。我们必须区分堂区或教区一层的本地任务与普世教会有关的任务。因此，在天主教方面，凡事等待罗马是错误的。首要任务是接受已经展开的，尤其发生在堂区一级的工作。《因信称义联合声明》不应停留在一纸空文上。它必须为人所知，付诸实践，成为教会肢体中的一个现实。许多工作已经完成，但在教理讲授、成人与神职人员的再培育、学术层面的神学教育等方面，尚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我在这里只能谈一谈普世教会层面，特别是宗座促进基督徒合一理事会能做的。
首先，我们必须回顾《联合声明》之后有关称义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怎样进一步澄清“义人与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或称义作为神学标准的显著性（the criteriological significance）等涉及教义细节的问题。与称义相关的几个问题也有待澄清，例如赎罪券。它们的起源可追溯到宗教改革之初，至今影响着双方的集体记忆。尽管赦罪的问题不是一个核心概念，在真理的等级体系（the hierarchy of truths）中也不具备优先考虑权，但它与悔改这一主题密切相关。悔改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即使它在今天常常被不幸地遗忘。因此，自奥格斯堡会议以来，利用研讨会与对话小组拾起这些议题，扩大已取得的共识，一直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针对未来任务的第一点思考带我进入第二个反思。我们必须加深关于称义教义的基本理解。从这个角度看，进一步研究《圣经》是当务之急。对于我们两个教会团体来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文本。我的认知是把经文研究更多纳入教义问题，从而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对路德宗神学家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是罗马官方的回应，后者一开始就呼吁加深对《圣经》的理解。重要的是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称义外，《圣经》还采用了多重意象与术语描述称义代表的现实：天国、生命、和好、平安、救赎、恩宠等。这些意象与术语互为解释，一同结合才能完整描述《圣经》的佳音。
特别从《圣经》的角度看，福音与与称义根植于《圣经》的基督论与信经里所表达的我们的共同传统。《联合声明》的基本共识明确指出了这一基础。但认为基督论与三位一体论的基础在今天多少像在十六世纪那样被广泛接受则是一种错觉。今天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是两个教会团体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但称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与我们意味着什么。它可以说是基督论的主体面向。如果没有基督论的根基，称义就会悬而未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肯定。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天主教方面无比强烈地坚持只有将称义与《新约》的核心内容——耶稣基督的福音——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所有教会信理与实践的标准。
第三，除了称义教义外，我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重要问题。从天主教的角度看，首先是教会学问题，即信仰与秩序委员会（the 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提出的“教会的性质与目的”问题。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教会的圣事性一面，因为因信称义与作为信仰圣事的洗礼与作为基督徒与教会生活的中心与焦点的圣体圣事息息相关。就教会的职务问题，如属于信徒的普通司祭职与属于圣秩的司祭职、宗徒传统与伯多禄职务等问题，仍然迫在眉睫。世界路德宗联合会与天主教会之间的联合对话委员会已着手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再次展开了工作。
确凿的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直接从称义教义中推导出来，但称义打开了一个视野，即这种解决方案的可能切入点，并向我们说明了何为教会的圣事与职务、它们是如何构成与行使的。它们自身不是目的，而是源于天主恩典与慈悲之称义的器皿与见证。
最后第四点，也是极为重要、紧迫的一点。今天许多基督徒不再理解十六世纪的论述。我们天主教信徒尤其如此。关于称义的讨论不属于我们正常的信理语言。我们更喜欢谈论救赎、恩宠、新生命、宽恕、和好。然而，许多天主教信徒（还有新教信徒）不再理解“称义”一词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我们不再像路德那样感到自责与罪恶的负担，我们不再生活在对天主审判的恐惧中。我们都变得过于神化，认为天主远离了我们的世界与日常生活。因此，曾深深触动路德的天主慈悲的问题，让我们无动于衷。称义的问题似乎与我们的现代经验格格不入。我们很高兴教会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称义对我们而言不再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将过去的问题与答案翻译成当代的语言与辨证，使我们的话语触动我们，并在最深刻的体验、焦虑、盼望上留下记号，像过去一样激励我们。这种翻译不能仅限于语言与信理命题，也不能变成时髦术语。归根结底，这种翻译是一个如何解释我们无望的体验、开启我们对意义与慈悲之渴望的问题。因此，称义提出了深刻的人类学与神学问题，并与整个福传问题相关联。
因此，为了重新发现称义的深刻含义，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究和追问：天主意味着什么？相信一位慈悲的天主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相信我们因他的十字架与复活而得到拯救、救赎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的个体生活与共同生活意味着什么？称义的问题让我们回到福音的中心，回到我们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
自奥格斯堡会议以来，我们做了一些更深理解称义之内涵的工作，并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扩散它的宣讲。越发越明朗的是，称义教义想告诉我们，我们既不能、也不应该制造或实现自己的生活：我们无法凭借自身的努力实现这一点。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无关乎于自身成就的好与坏。获得任何成就之前，我们已被接纳与肯定了。我们的生命矗立在慈悲的地平线下，由一位慈悲的天主掌管，他藉着一切，不顾一切地将我们托在他慈悲的手中。我们能够依靠天主的慈悲生活。它使我们免于恐惧，给我们盼望与勇气，让我们满怀作为天主儿女的喜乐。
从这个角度理解，称义不仅是我们个体生活的福音，也让我们向人类同胞敞开怀抱。正如我们因天主的慈悲而生活，我们也应该施予同胞恩泽与慈悲。因此，称义使我们、甚至迫使我们为正义与和平、为正视人类尊严与人类权利而努力。正因为我们皆生活在天主的慈悲与仁爱中，称义让我们与社会互动，为它的问题贡献自己一份力。因而，我们能够为这一个因为各种不公、缺乏慈悲、愤世嫉俗而受苦的世界带来盼望。它迷失了方向，最缺乏的便是盼望，深陷于虚无。
许多人认为普世合一的过程进展缓慢。他们甚至说我们这方面毫无建树。这当然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极大毅力的艰巨工作。然而《联合声明》显示，进展是可能的，可以赋予我们普世合一的新信心与动力。
我们应对取得的成果心存感恩。二十世纪初，没人期待我们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这是一段从孤立、敌对、竞争走向宽容、尊重、相互合作甚至友谊的成功历程。我们发现了彼此在耶稣基督里昔在的共融。尽管还不够充分，这种共融仍然是真实而深刻的。《联合声明》扩大、加深了这一共融。
实现下一步的全面共融并非易事。老实说，不仅存在着互补的对立，还存在着需要克服的矛盾，尤其面对当今社会变革在伦理领域产生的新矛盾。或许最好不要称之为新矛盾，而是新挑战。无论如何，全面共融的实现不仅需要求同，更需要因悔改、宽恕、内在更新而来的转变。这种悔改也是一个恩宠的馈赠——独一的恩典与独一的信仰（sola gratia, sola fide）。
合一的恩宠在某一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正如我们十多年前目睹的那一事件。如果你在1989年11月9日的上午问西柏林的路人：“你认为隔离墙还能矗立多久？” 大多数人肯定说：“我们会很高兴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子孙可以穿过勃兰登堡门。” 世界在那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目睹了柏林发生的奇迹。我坚信，我们总有一天也会揉揉眼睛，惊讶地看到天主圣神推倒了看似那一堵不可逾越的、致使我们分裂的墙，开辟了让我们彼此相通、实现共融的新途径。希望我们不必再等 400 年。
来源《愿他们合一》（That They May All Be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