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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救济反而更容易滋生贫穷呢？

大圐圙 人文圐圙
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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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年，英国颁布了《伊丽萨白济贫法》，这是欧洲第一个国家救济制度的出现。这部法正式确认政府有扶贫济困的义务，但随着社会变迁的发展，到了斯宾塞青少年的时代，《济贫法》不仅令富人恨它，穷人也恨它，它成了全民的公敌。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主人公奥利弗就是在这种制度环境成长起来，孤儿是被虐待的形式被救济的。斯宾塞之所以反对慈善，并非因为慈善本身不好，而是政府不应以法令的形式搞慈善，这无异于勒索，这和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理一样。正如当时的社会，人们大多数都以《济贫法》为自己捞取私利。斯宾塞认为慈善应当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民间行为，他认为如果没有法令，公民的恻隐之心会使他乐于施善，但一旦变成法令，公民就会认为这是一种义务。
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在秋收时都会故意留下一些麦穗，听任无依无靠的人收取。这里没有政府的任何硬性规定，只有本真的同情心和相传的美好风俗。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如果为贫民所有的子女提供帮助，只会使弊端变本加厉。”
经济学家的发言经常会让老百姓怒不可遏，但经济学家的头脑还是会让老百姓羡慕不已。在滑铁卢战役打响之前，没有人敢赌英国会赢，但大卫李嘉图却几乎倾家荡产低价收购了英国的国债。他也很讲义气，拉上自己的好朋友马尔萨斯一起投资，结果马尔萨斯当天就被焦虑折磨地难以入睡，第二天就反悔了。战争结束后，二十五岁的大卫李嘉图资产超过二百万英镑，而精明的马尔萨斯只能在夜里偷偷抽自己耳光了。
我们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证明大卫李嘉图的远见，但政府能不能采纳大卫李嘉图的建议呢？即便采纳，也不好实施，因为它必然涉及伦理问题。如果不帮助穷人，穷人越来越多怎么办？
美国遗传学家威廉古尔德给了答案，他认为穷人中有很多精神疾病，把他们关在精神疾病医院显然不够，还应当阉割他们。这样的主张不要说在当时非常超前，而且即便现在也很难操作，哪怕是现代医学，况且精神疾病的鉴定本身也很难，但为了国民素质，这样的改变刻不容缓。
但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既不要立法救济，又不要阉割，而是采取任天为治的方式，即所谓的自然选择，穷人自然会被淘汰。不过，一讲到进化论，我们就会觉得时间太久，但其实进化论也可以是一件很快的事情。比如我们熟悉的金鱼，人工选择可以把自然选择引向我们想要的方向。
进化论认为不仅应该废除救济制度，而且还应该废除婚姻制度，那就真正做到顺其自然了。在动物界，最有竞争力的雄性赢得一切权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交配权，而那些落败的雄性如果不能卷土重来，它们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后代，故动物的“素质”总是处在强化的地步。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在现代文明的国家中，基本上都不建议甚至立法不允许弱智者结婚，其理由主要就是担心生下来的孩子还是弱智，问题是人类的制度或法律究竟有没有这样禁止的权力呢？如果说生育权是人生来而具有的自然权利，那为什么法律还要剥夺这些人的权力呢？法律要做的是保证每一个人生来而具有的权利，所以从法理上讲，制定这样禁止的法律实际上体现的不是公平，反而是不公平。至少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不公平。
退一步讲，我们之所以认为禁止智障人氏不应该结婚，主要是因为优生学的缘故，担心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弱智。但如果法律禁止智障人士不能继承父母的遗产，我们就会觉得十分荒唐，实际上禁止他们结婚和禁止他们继承遗产本质上没有区别。既然侵犯他的财产权不合理，那么侵犯他们的生育权也就不合理。因此，国家两方面都不应该禁止。
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公平首先是对弱势群体的优先待遇，作为弱势群体的智障人士，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照顾。弱智之所以没有结婚只能说是能力不够，但法律不能禁止。淘汰应该交给自然选择，而不能人为干涉，所以金鱼也不能算是进化。
在实际中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即放任不管完全依赖自然选择。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也要考虑人类婚姻的本质。纯粹的爱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文书的保障，维多利亚·格里芬作为一位资深的第三者，尽管你觉得她好像有问题，但却被她的东西触动。
她说：“情妇是被真正爱着的，并且她也明白婚姻会威胁到她的这种被爱的感觉。情妇都知道，如果情人来到自己的身边，那是因为他们愿意而来。作为丈夫，一个人也许仍然爱着自己的妻子，也许已经不爱了，但他们必须在一起，因为婚姻将他们束缚在一起了。但对情妇而言则不是这样，她想知道的是她的魅力是否还对那个男人有效。那个男人一定崇拜自己才行，否则他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了。”
实际上，维多利亚·格里芬是在尝试回答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制度性婚姻是伴随着私有制而来，反过来在公有制的社会，婚姻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婚姻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制度，财产和继承才是婚姻中的头等大事。只要私有财产被保留，婚姻则必须被保留。这种将婚姻看成是私有制副产品的观点，不可能是婚姻的真正本质。不过，我们要谈的核心是解决穷人问题，至少我们知道废除婚姻行不通，除非取消私有制。
这个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金鱼里面解决，既然动植物可以优化，为什么人类自身不可以优化呢？在此必须暂时放下道德问题，否则就行不通，1883年弗朗西斯·高尔顿发表了《人类的才能以及发展》，简单地理解就是“优生学”。他是达尔文的小表弟，他是一个神童，但不适应当时学校的学习气氛，好在他年纪轻轻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且还没有人约束他。
那时候富二代热衷冒险，高尔顿亦如此，并且根据自己的冒险经历整理了一本叫《南部非洲探险记》的书，结果书籍不仅畅销，而且还获得一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的金质奖章。高尔顿玩够了，开始找另外的乐趣，结婚开始过平淡的日子，闲来无事开始研究统计沏茶，结果又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又觉得无聊了。这时候，他表哥的《物种起源》深深地刺激了他。
先天禀赋和后天培养究竟哪一个重要呢？高尔顿支持前者，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神童。当然，这不能成为论证的铁证。统计是高尔顿的强项，不差钱还有时间，他注定能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他通过大数据的统计方式，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父母在某一方面表现得“超常”，子女往往会向“正常”的方向上做一些“回归”，即“回归均值”。
高尔顿写过一本《对祈祷效果的统计调查》的书籍，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简单地理解“回归均值”。人们向上帝的祈祷，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无效，而且一般无效比有效更多，但为什么人们还是能虔诚地相信上帝呢？佛教也类似，信奉佛教的人认为得到佛祖的帮助那是虔诚的缘故，得不到帮助那是因为自己的虔诚还不够，因此要做的不是不相信佛祖，而是继续自己的虔诚，直到自己的虔诚达到佛祖的要求，佛祖就会帮助。
在信仰出错还是自己出错的选择中，人们更容易选择自己出错。后来有一种叫“认知失调理论”，讲的差不多也是这回事，人总是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或者说，有办法总比没有办法强，哪怕是个糟糕的办法都可以。很多人们以为的深谋远虑有可能是临时胡编乱诌，但它总比没有强。有点类似于“皮格马利翁效应”，幻想也有可能变成现实。古时候的人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道理一样，通过吉凶暗示自己，虔诚到一定的地步就会产生奇迹。
“回归均值”意味着信徒其实什么也不做也无所谓，你以为祈祷获得的保佑和帮助，实际上都是“回归均值”的结果，而无效也不用担心，最后也会回归均值。这样的言论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但高尔顿满不在乎，这是他统计的结果，而且他也不缺钱。
救济穷人亦如此，政府的干预并不能解决问题，什么也不做最后它也可以“回归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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