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17 11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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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和《互助论》

霍布斯完全不同的则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它最早也出现在古希腊。古希腊哲学无论广度和深度都非常厉害,这让后世很抬不起头来。
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克鲁泡特金和他的著作,其令人厌恶的范围不亚于霍布斯。甚至出版社都认为他的《互助论》是用伪科学的方法来宣扬无权威、无政府和无国家,并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作为反面教材非常经典。经典不一定非要正确,但一定能引发人的思考,否则就不能成为经典。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贵族,但很快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和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一见倾心。第一国际时期,巴枯宁是唯一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的人物。克鲁泡特金和其他革命者一样,非常热衷投身于革命,并且也很快毫无悬念地成为沙皇政府的通缉犯。
后来,克鲁泡特金被法国政府因组织恐怖活动而抓捕,五年刑满后移居伦敦。从此,他从一个革命家变成了一个革命理论家,《互助论》就是在他出狱后写成的。革命家谈理论大多数都保留很多入世的情怀,但克鲁泡特金是个例外,反而能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学术精神来看待世界。
比如执行死刑犯,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一起开枪,既浪费子弹又让人产生极大的不安。《旧约》如果有人犯了该死的罪,也是众人一起扔石头打死。今天我们谈到这样的话题,有些地方依然如此做,我们会觉得这个和现代文明高度格格不入,但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却给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充当刽子手。据说西方的绞刑也是为了不让人充当刽子手的缘故而发明出来的。
后来,行刑的时候还是一排人,但只有一个人有真子弹,但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是假,这样做就是安抚每一个行刑人的良心。就这一点,中国的历史真的很疯狂,砍头、千刀万剐,完全不顾及行刑人良心不安。据说中国刽子手也不能砍超过百人的头颅,否则佛祖也救不了他。
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非凶残,而是我们戴了一副所谓的文明眼镜得出的结果。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文明的开始,个人意志和部落意志息息相关,自己部落的个体受到伤害,如果伤害的人是自己部落的,那么自己部落处理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另一部落人干的但又不承担责任,那么该部落就有权利为自己的人报仇。报仇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活,原本打一顿也有可能将让对方打死,为了避免反复报复下去,因此“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最好的报仇方式。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亚当和夏娃犯罪全人类必须承担,法老犯罪埃及的长子都要遭到报应,亚干犯罪以色列人跟着倒霉,道理一样个体和部落息息相关。或者说先民的个人情怀欠缺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和霍布斯完全相反。
如果说霍布斯的“战争论”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非常相似,我们很好理解,但克鲁泡特金为自己观点辩护的武器竟然也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可能拿着《论语》反对孔子,而克鲁泡特金就是拿着“进化论”反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我们最熟悉的“进化论”就是“竞争”,但克鲁泡特金认为像蚂蚁、蜜蜂它们应对生存竞争有力的武器不是体力、不是智力,而是互助的能力,所以人类也应该像蚂蚁、蜜蜂一样“互助”,而不是“战争”。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互助”不是“竞争”的反义词,而是“竞争”最重要的手段。
达尔文是一个不大爱和别人发明冲突的人,他更愿意躲在家中著书立说。但他的“斗犬”赫胥黎则不一样,他天生好斗,正是他整日高举达尔文的旗帜和各种学术、政教显贵打得不亦乐乎。其实,进化论也有程度之分,“落后就要挨打”说的也是进化论,而赫胥黎则是一个极端进化论者,不论作为一个达尔文主义,甚至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方面同样极端。
当然,如果赫胥黎所高举的是事实,我们哪怕情感多么不愿意也得接受,但克鲁泡特则不是情感价值的辩护,而是以学者非常严谨的方式来反对赫胥黎的极端。并且克鲁泡特金还要对抗另外一个极端,即卢梭的天真烂漫,克鲁泡特金认为两派都没有公正地看待自然界。
克鲁泡特金所作的工作就是“对自然界的公正无偏的解释”。生物之间的竞争有两方面:种外竞争和忠内竞争。种外竞争的例子十分具有普遍性,狼不会饿着肚子原谅兔子的无辜。种内竞争实际上也很普遍,包括人类,反而要证明它不存在很难。人类会猎杀动物,但人对人的迫害有时候更凶残。
其实,作为生物进化论达尔文也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只看到了相杀,没有看到“互助”。同一个种群,尤其是人类同一个部落往往更多的是互助,以抵抗外来不同种群或相似种群的屠杀。这就是特鲁泡特金发现的贡献,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互助也是一项自然法则。
如果二战是种内竞争的很好例子,那么也不可否认确实存在有辛德勒这样的人愿意“互助”。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就是,人类在应对生存竞争的最有力武器是群体协作能力。爱情则是这种能力的极端形式,最小规模和最深程度的协作,为爱而死的杰克实现了最伟大的“互助”。哪怕是言情肥皂剧,为什么人愿意看,就是它也能唤醒我们里面的洪荒之力,甚至愿意付上任何代价促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问世界,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从“互助”的角度,这些就能说的通,甚至“殉情”也可以理解,只不过是这种“互助”达到了极端,反而更证明“互助”的确凿无疑。
如果只有竞争,人类的物种延续就会存在问题,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个竞争者,但天下的母亲很少有这样的想法。出于现实可能会少生或者不生,但很少有母亲不爱生下来的孩子。家乡以前,生孩子比较多会送给有需要的人,但一般都出生后马上抱走,虽然残忍,但如果不这样做,母亲哪怕再困难也要阻止,不论生孩子前做过什么样的思想工作。如果允许孩子和母亲在一起,时间越长送给人的机率就越小,甚至有送出去的孩子还会被母亲要回来。
行为主义认为母子情深依然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哺乳婴儿母亲的乳房也得到清空,这是在有点胡说八道,天生没有母乳的母亲很多,如果按照行为主义趋利避害的说法,难道这样的母亲就要扔掉孩子吗?人们也常说“有奶便是娘”,这里的奶应该理解为婴儿生理的需要,如果真的有奶便是娘,那么哺乳动物也有奶,所以“没奶也是娘”。这句话是讽刺那些自私主义者,做任何事情趋利避害。
在一个主权的国家,理论上每一个人“落后不会挨打”,这是霍布斯的理论,如果每一个人都面临随时被打的局面,那就是人类的初始状态“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实际上有可能个体被主权者打,也有可能个人与个人之间产生冲突,但绝不会乱战。只有在一个没有主权者的内部“落后才真的会被打”,在国际关系上“落后也真的会被打”,这是因为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者的缘故。
克鲁泡特金同意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但他会问:“难道适者一定是强者吗?”弱者只要“互助”,依然可以生存,甚至可以推翻“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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