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病人
因为律师职业的特点,电话是公开的,所以总会接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咨询电话,来自天南海北,北到沈阳,南到南昌,各样的咨询电话我都接过。且不说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律师咨询是要收费的,且有一些人表现出一副你有义务给他们免费咨询的架势。更有人在你晚上昏昏欲睡时给你打电话咨询法律问题,还有陌生人打电话说想见你,而且必须见面以后才肯说为什么想见,你说这样的情况我敢见吗?只能礼貌地回绝了。
法律咨询要付费的,去医院看病不也收挂号费吗?也正因为做了律师,才突然发现大部分医院的挂号费真的收得好低。一个专家号几百块其实是科学的,普通主任医生收几十块也应当是合理的呀,毕竟他们是经过多年的专业学习和专业训练,那么多的投入。几块钱的挂号费也真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特色了。
以后找我法律咨询时要付费了,每十分钟100元,一个小时500元。如果是基督徒或认识我的朋友,可以八折优惠。哈哈,以前受过免费咨询过的客官可以自觉在文底打赏了。
之所以越来越意识到收费的重要性,也的确是因为不胜其烦,而这个转折点的生成,则是因为一个人的电话,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能称她为“北京病人”。
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那天我刚在盲人推拿店做完推拿,就接到了北京病人的电话,是一个阴郁低沉且病态的女声,问我是不是律师,我说是的,她说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毁掉了,没办法活下去了。我当时心里一惊,以为她要自杀。所以就耐心地和她讲话。我问她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了吗?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律师,她说大家不都是遇到问题就找律师吗?我不知何以应对。难道不是找警察吗?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事情都找律师了呢。
她开始了自述,她说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毁了,自己已经很大年纪了,但是什么都没有,她渴望爱情渴望婚姻,可是什么都没有,她希望自己过有价值的生活,可是自己却一无是处,她抱怨自己的发小们,怀疑他们给自己挖坑,说她们总是给她介绍不合适的对象。她说自己怀疑很多人,不敢信任。
她说自己渴望爱,却感觉不到有人爱她,没有人爱她,我在那里静静地听她讲话,礼貌性地回应,给她建议,但是她似乎并不能听下去,她的话语中充满了自我咒诅的话语,很自卑,也很绝望,感知力偏低。
我和她讲会有很多人爱她啊,我一个陌生人,为了她的缘故,担心她出意外,陪她讲了近20分钟电话,难道不是一种爱吗?她讽刺地笑了,说这就算爱吗?她说:“我想要婚姻,我想要丈夫,我想要社会成就感,我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建议她去教会,她说去过了,没有用,教会里的人也帮不了她,那些人为她祷告,劝说她,但是丝毫没有用处。
我突然发现自己面对了一个任性的、不愿意对自己负责的小女孩,她躺在地上打滚,甚至要躺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向别人大声述说自己的软弱,说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其实她并没有病,没有软骨症,也没有残疾,她只是不想站起来,她不想费一点力气,但是她渴望飞翔,渴望一个个理想,但是她不愿意站起来,她就躺在那里自怨自艾。
后来在劝说无效地情况下,我只能礼貌地挂掉了她的电话,她继续打过来,我只能挂断,拉黑处理。
信耶稣以后,我做过不少所谓的好事,但后来发现基督徒不应该是老好人,凡事要有边界的,很多人利用了我们的善良,而我们也以为自己是善良,其实不过是糊涂。
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没有了知识和见识,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人任意宰割的猪,那些被我们帮助过的人不会变成认识上帝的人,反而会变成越来越残忍和自私,也许是狼,也许不是,但就是没有上帝所造的人应该有的尊贵。这两年被某些人坑骗后,我差不多已经不敢再借钱给别人了。
这个北京女人的出现也让我心里很大的触动,她想要的太多,而我发现自己想要的并不比她少,这种对世界的贪恋让她迷失在北京的雾霾中,她甚至没有力量下楼跑步了。
我们渴望远方,却困顿在小楼和雾霾中,我们的腿还没有怎么利用,生命就要到了该被火化的时候。
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在罗曼罗兰《名人传》的译文序中说的没错:“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历磨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也许我们都是未经战斗便已经投降的北京病人,我们趴在地上,述说着战斗的艰苦和残酷,实际上自己一个指头都没动过。
人生需要战斗,需要苦难,需要认真完成一件件小事,这便是意义,空想并不直接生成存在感。否则,就真的只能变成北京病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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