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按：露易丝是最早到云南昭通宣教的新教传教士多马·索恩的妻子。1883年来到中国，1885年7月抵达昆明，先后在昆明、昭通、会泽等地宣教,是中国内地会戴德生1881向神求来的“七十名宣教先锋”之一。1891年索恩在昭通去世之后，她继续留在云南，直到1900年因病回英国，1904年病逝于英国怀特岛。
正文：
索恩夫人全名露易丝·安妮·马尔帕斯（Lois Anna Malpas），1858年生于英国威尔士蒙茅斯郡的威米内克村（Pwllmeyric），距离英国现存最古老的石砌城堡切普斯托只有1.5公里。露易丝从小跟随父母在卫斯理公会教堂聚会。露易丝的父亲雅各是一位小业主、园艺师、传道员。父母生有7个孩子，只有三个儿子和最小的露易丝长大成人。三个哥哥长大后也在当地教会牧会。
1878年，露易丝19岁时，母亲凯茜娅（Kezia）去世，露易丝帮助父亲打理家务。两年后父亲重新成家，露易丝转而又为未婚的哥哥多马打理家务。又过了一两年，哥哥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并在1883年8月结婚。仅仅两个月之后，露易丝启程远赴中国宣教。
就在露易丝替哥哥打理家务期间，1881年11月，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武昌，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求神差遣70名基督精兵，深入中国内地拓展福音禾场。露易丝被神拣选，向内地会提交申请并通过考核，成为这70名先锋传教士中的一员。1883年10月，露易丝离开家乡赴华宣教，同年12月14日抵达上海。
在中国的头14个月，露易丝住在烟台内地会学校用功学习汉语。1885年2月，她来到位于扬州的内地会学校，照顾刚从英国格拉斯哥来到中国的六位女宣教士，其中包括后来嫁给戴德生儿子戴存仁的葛玉莲（Jeanie Isabella Gray），以及分别嫁给剑桥七杰中杜明德、杜西德的葛姊妹（Eleanor Black）和董姊妹（Eleanor Marston）。露易丝辅导她们每天用汉语祷告。
大约一个月之后，她和德姑娘（Miss. Todd） 联袂去往云南昆明。1885年4月1日晚，她们从武昌乘船赶往宜昌，5月底抵达重庆。驻昆明的内地会传教士孙道忠专程赶来护送她们爬山越岭，1885年7月底，两人终于抵达昆明，住进伊牧师夫妇家中（Mr. And Mrs. Eason）。露易丝对昆明印象非常好，1885年9月4日，他在家信中说：“昆明洁净明亮，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城市。最近有几千学子来昆明赶考，我和德姊妹每天上街传福音，没有任何人阻挡我们。走出城墙不远散落着许多村庄，乡下人对外国人更少偏见，见到我们更加友好热情。每天都有很多妇人来我们新家拜访，感谢主，里面有许多是熟面孔。”
11月7日，教会另租了房子，伊牧师夫妇和孙道忠弟兄搬过去，这样，露易丝和德姊妹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除了礼拜天的聚会之外，其他时间他们只接待来访的中国女性，专心为她们服务。
1886年7月8日，多马·索恩抵达昆明，11日，在伊牧师家英文查经时，两人第一次见面，不久相爱。1887年7月，德姊妹身体不好，需要换个环境，露易丝陪同她去往贵阳，几个礼拜之后，她从贵阳出发，预备去重庆与索恩汇合，然后一道赶往四川阆中举办婚礼。在重庆，她迎来刚在长江三峡发生船难，狼狈不堪的柏格理和邰慕廉，亲自动手，清洗、晾晒两人的衣服和行李
1888年4月24日，盖士利牧师在阆中为他们主持婚礼，然后他们赶往成都度蜜月，然后在成都万里桥坐船，沿岷江经乐山到宜宾，然后走陆路，于1888年6月19日回到昭通。
此后的18个月也许是露易丝一生最幸福的日子，他和丈夫索恩主内一心，新来的邰慕廉和他们在昭通的同工。1888年10月，他们租到一个宽敞的院子，终于搬离昭通书院街那间很小的屋子。1890年2月20日，索恩夫妇去上海参加第二次赴华传教士大会，会上索恩专门做了往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开展福音工作的主题发言，受到高度关注。在烟台内地会疗养院修养三个月之后，虽然两人身体都没有康复，但因为新来的传教士卡特弟兄在安庆因病去世，邰慕廉一人在昭通独木难支，这年10月，他们夫妇从上海启程，于1891年3月5日回到昭通。回到昭通之后，索恩感觉自己的身体有所好转，于是立即投入超负荷的工作之中。作为教会负责人，他除了讲道服侍、巡回布道、开办学校、分发药物治病救人而外，还积极筹划去福音未到之处建立新的传道站。1891年9月8日，他前往从未有新教传教士去过的彝良角奎（今彝良县城所在地）和奎香传播福音，路上疟疾复发，返回昭通后于1891年9月23日病逝，终年31岁。W. A. 格里斯特（W.A. Grist）是索恩的追随者，他1897年来昭通侍奉，在其作品《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一书中，这样评价说：
传教士们在不知不觉中为死神开辟了一条小路，死神沿着这条小路，缓慢但毫不迟疑地悄悄走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全身心投入工作，归于主的荣耀，带着男人的专注和毅力，学习太阳底下最难的语言；他们不停歇地传教布道；他们向数以百计的病人分发药物；他们忽略了东方气候的狡黠与危险，还试图去过像侍奉他们的苦力那样的简单生活。他们是英勇的男子汉，肩负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是牺牲自我的年轻修道士；他们是如唐吉坷德般侠义的骑士；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过于忘我了。索恩因身体透支而变成了疟疾的牺牲品……
安葬完丈夫索恩，露易丝由万斯通陪同前往东川（今云南会泽）换换环境。三个礼拜之后，在柏格理未婚妻埃玛的陪伴下，她返回昭通，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由于露易丝身体状况极差，再加上她来到中国已有8年，1892年1月的教区会议决定，她必须返回英国度假。1892年7月，圣经基督教教会年会在怀特岛首府纽波特举行。7月29日，露易丝受邀在大会上分享中国事工，她的身影一出现在台上，会场全部起立欢迎，气氛异常感人。在她的影响下，教会妇女宣教委员会不久成立，索恩的遗愿得以快速实现。
此后的15个月，露易丝去英伦各处教会做见证，她身穿中国服装，用汉语唱听众熟悉的赞美诗，深情地分享中国的需要，每一期的《教会杂志》也都做了跟踪报道。露易丝的身体也大为康复。1893年12月21日，她带着传教新兵Miss Eliza Dunn 启程前往中国，1894年2月8日抵达上海。
3月20日，已到宜昌的Miss Eliza Dunn 由于牙疾发作不得不返回上海医治，露易丝和同行的几个内地会传教士继续赶路，4月26日她抵达重庆，于6月中旬回到昭通。
在露易丝离开昭通期间，1892年10月，万斯通夫妇因为病情严重被迫回英国休假，而神又差派了两位女传教士前来服侍。其中一位是Emily Bailey，在1892年教会年会上，她听完露易丝的感人见证后立即向教会宣教部申请来中国服侍；另一位女传教士来自圣经基督教教会在新西兰的分部，名叫Maud Cannon。这两位女传教士1892年10月抵达上海，1893年春抵达昭通。
1894年4月，E.J. Piper 抵达昭通。同年秋，邰慕廉与Maud Cannon，欧伯雷斯与Emily Bailey 在重庆喜结良缘。
在10月15日写给教会宣教部秘书的信中，露易丝夸赞自己的汉人助理滕明发弟兄（Mr. Teng Ming Fa），并说自己很享受现在的工作。在1895年元旦那天的信中，她提到有两家人把家里的偶像拿出来公开焚毁，另有两个妇女新近在教会受洗归主。
Eliza Dunn 姊妹返回上海治好牙疾后，又去扬州内地会学校学了一段时间中文，这时正在赶往昭通的路上，1895年1月2日，露易丝出发去宜宾，迎接Eliza Dunn的到来。
往后的三年露易丝和邰慕廉夫妇主内同工，在昭通城及周边传道，她以自己卓越的品格赢得了传教士同工和昭通百姓的爱戴。邰慕廉曾在信中引用一位汉人的话说：“所有昭通人都爱索恩夫人！她是那样乐于助人、仁慈、耐心、细致、周到，没有人看见她发过脾气。索师母，我们都爱您！”
1892年10月万斯通牧师因病返回英国之后，由于人力不够，教会被迫放弃在省会昆明的传道站。1896年6月，Charles E. Hicks 抵达昭通。10月，又增添加了林树德医生（Lewis Savin），这两人都是医疗传教士。虽然12月，邰慕廉夫妇回国休假，但1897年4月，柏格理夫妇返回中国，和他们同来的是两位宣教新兵 W. Alexander Grist 和 Miss Kate Howe。
这时，教会决定重新开辟在昆明的传道站，并认为露易丝是开始这项事工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她早年曾在昆明服侍过好几年，而且和那里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有很好的关系和渊源。
1897年6月9日，她从昭通出发，到昆明后受到内地会传教士的热情欢迎，邀请她住进内地会女子宿舍。教会差派昭通的袁姊妹（Mrs. Yuan）和会泽的田姊妹（Mrs. Tsen）来昆明和露易丝同工。两人四处寻找合适的房子，但发现昆明房租很贵，远远超出教会的预算。
1898年1月，新婚的Eliza Dunn 和E.J. Piper 从昭通来昆明服侍。
1898年4月，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Miss Maria抵达昭通。3月13日，和索恩一起来中国宣教的万斯通牧师，在巡回布道途中病逝于英国德文郡克劳福德（Chagford）教区。W. Alexander Grist 的未婚妻Annie Mitchell 抵达昭通，6月两人在重庆结婚。同年12月，林树德医生（Lewis Savin) 与Kate Howe也去重庆举办婚礼。
1898年8月底或9月初，露易丝由两位内地会传教士陪同，去距离市区16英里的滇池边的一个小村消暑，回程时露易丝的马突失前蹄，露易丝从马背跌下，左膝重重地摔在石板路上（flagstones of street），伤势严重。有一个多月时间，E.J. Piper邀请露易丝住进自己家中，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由于中国局势的动荡，1898年底的教区工作会议推迟到1999年4月才在会泽召开。考虑到欧伯雷斯夫妇即将回国休假，而正在英国的邰慕廉夫妇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如期返回，会议决定林树德夫妇去昆明服侍；Charles Hicks 与W.A.Grist 夫妇在会泽同工；Maria Bush 与柏格理夫妇主持昭通的事工。会议同时决定调露易丝去会泽，与刚到中国不久正在苦学中文的W.A Grist 夫人Annie 同工。
会泽教会由万斯通牧师于1891年创建，欧伯雷斯夫妇回国前在这里辛苦劳作了整整四年，教会人数持续增长。1896年，一座教堂建立起来，资金来自圣经基督教教会康沃尔卡林顿教区（Callington Circuit in Cornwall）的奉献。
这时，露易丝已经是有10几年工作经验的资深传教士，而他在会泽的几个同工都是刚来中国不久的年轻人，工作中出现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露易丝的日记中对这一点毫不避讳。1900年4月15日，复活节，她在日记中写道：“由于被一个同工误解，我今天一天都很烦恼，但也带给我诸多反省。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我是凭着爱心忍耐包容，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得理不让人？神是要通过这件事启示我怎样有效地避免冲突啊。”
1898年，余蛮子（Yu-man-tze）在四川起事，中国北方义和团势力也蓬勃发展，这个国家对外国人的敌意越来越大。1900年2月，教区工作会议在会泽举行。这时，Piper 夫妇已回国度假，刚刚带着三个儿子回来的邰慕廉夫妇接替他们在昆明的工作。感恩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同工濒临死亡，而神保守脱离了危险，同工共唱赞美诗“And are we yet alive”。
这段时间昭通教会受到骚扰，6月10日，昆明教堂受到暴徒冲击，邰慕廉和林树德的家被大火烧毁。在衙门避难六个礼拜之后，邰慕廉等人经越南海防撤离到香港。
6月14日，一名信差从威宁赶到昭通， 把昆明教堂被冲击的消息告诉柏格理。在征求重庆英国领事馆的意见后，柏格理把信徒都召集到教会，指定李约翰和尹先生代为负责。在这危机关头，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有16名慕道友请求柏格理为他们施洗后再走。
柏格理夫妇和两个幼小的儿子，Miss Bush 一行由一队卫兵护送，从昭通出发，5天之后抵达会泽。大家聚会商议时，W.A Grist和Charles Hicks 拒绝离开，Grist 的妻子也声言绝不会离开自己的丈夫。露易丝面临艰难的选择，一方面她认为随柏格理一行暂时离开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她又为对几个同工不够忠诚而内心不安。她在日记中说：“我认为选择离开的决定没有错，但W.A Grist伉俪和Charles Hicks决心坚守不走。和他们道别时，我的内心隐隐作痛。”8月24日，他们抵达越南老街，9月5日到达香港。
9月17日，露易丝随同林树德一家，及一大群其他差会的传教士启程回英国，10月21日在英国蒂尔伯里港（Tilbury）登陆。
回到英伦，露易丝也没歇着，11月10日，她去伦敦参加中国内地会的会议，接下来的礼拜一又赶往南海（South Sea）Fawcett Road 教堂，在妇女宣教同盟大会上分享近期云南的暴乱及中国事工的需要。由于工作繁忙，不久她在中国的老毛病胃溃疡又犯了（haemorrhage from the stomach ulcer），一度非常危险。
露易丝的身体康复得很慢。1903年1月，寄住在怀特岛纽波特友人家的露易丝给《教会杂志》寄去她积攒下来的7个基尼（guineas），请求他们允许她使用半价购买刊物的特权，并把这些刊物寄给教会里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的手中。她心里放不下云南那些灵魂未得拯救的百姓，虽然自己无法亲往，但盼望透过文字把主耶稣介绍给这些人。
1903年9月，J.Lark 牧师在海峡群岛（The Channel Island）召开宣教会议，邀请露易丝和即将赴中国的Miss Ethel Squire 与会分享见证。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康复，露易丝不久就向教会宣教委员会提交了再去中国的申请。但有些朋友觉得露易丝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于是教会专门委托Patrick Mansen 医生为露易丝做全面体检，并在11月的宣教委员会开会前提交报告。
医生的结论是：“不行！”露易丝感觉很崩溃，她给她在中国最信任的同工邰慕廉写信说：“得知我不能去中国的消息，真如五雷轰顶。虽然伤心至极，但我也只好顺服。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之大，只有我心爱的丈夫去世那次可以相比，亲爱弗兰克，你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吗？难道我再也踏不上中国的土地了吗？我所受的训练，我努力学会的中文，难道从此就无法派上用场了吗？我一心想去中国服侍，难道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私心吗？不。我相信，神把这样的渴望放在我的心里，是要让我为祂赢得更多的中国人的灵魂。”
去往中国的大门关上了。露易丝的热诚丝毫未减。在1904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露易丝身边围着一大堆年轻人，她挑战他们一定要全然地顺服耶稣。
会议后没几天，露易丝旧疾复发，这回她的身体没能康复，于1904年11月24日在怀特岛纽波特离别人世，去往一个更美的家园。
而在她离世前仅仅4个月，1904年7月12日，在她魂牵梦绕的中国云南昭通，来自东边山里的四个苗族人专程来教会寻找柏格理牧师，举世闻名的石门坎传奇从此拉开帷幕。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神让祂的忠仆离世，
但神的事工永不止息。
荣耀归于上帝！
翻译写作小记：
此文根据曾在石门坎宣教的张绍乔牧师（Rev. Keith Parsons）为露易丝所写小传“My Moving Tent”缩译而成。张绍乔牧师的父母是最早和柏格理去石门坎宣教的张道惠牧师夫妇。张绍乔牧师童年就生活在石门坎，回英国读书后，于1940年代回到石门坎宣教。
1985年，张绍乔牧师编辑、整理露易丝日记，并得到露易丝家人、亲友的帮助，写成《My Moving Tent》。
2015年9月，柏格理去世100周年纪念，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在读博士胡清心姊妹赠送我W.A.Grist所写（Samuel Pollard -Pioneer Missionary in China ）一书之复印件。在翻看该书时我获知有一本叙述圣经基督教教会最早来昭通的传教士多马·索恩牧师的传记，“Samuel Thomas Thorne- Missionary to YunNan”,1893年由圣经基督教教会出版。这年11月，侯萍姊妹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借到此书，并扫描一份邮件给我。 不久廖雅猛、安晓敏两位姊妹开始翻译此书。
2018年5月8日，此书初校完成，我被索恩、露易丝伉俪的生平所感动，向胡清心姊妹询问有没有发现多马·索恩去世后有关露易丝的相关资料。清心说有，随即发来张绍乔牧师所写《The Moving Tent》、《The Diary of Lois Anna Thorne》(1900)。
本文根据张绍乔牧师所写，并参考东旻新近翻译出版之《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一书，整理出曾在云南昆明、昭通、会泽宣教的女传教士露易丝的生平，放在《多马·索恩传》的附录中，以填补云南教会史及石门坎传奇前传之历史空白。
感谢东旻姊妹辛苦校对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