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陈士齐 | 巴特：自然神学的抗辩者 | YeeDao

巴特：自然神學的抗辯者

文 / 陳士齊

编者按：

不少推崇自然神学進路的學者从未主动与巴特的辩证有神论进行真正的交锋。對這樣的學者來說，此文不啻為必要且及時的提醒。若想真正餞行和貫徹自然神學的進路，就必須嚴肅面對巴特專注於神學實事（即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的啟示神學進路提出的批判與提醒。當然，正如本文作者陳士齊博士所注意到的，巴特的啟示神學進路並不是要否定自然，而是要批判與轉化自然。由此，正如陳博士所提醒的，那些認為巴特神學開不出自然神學或者關於自然的神學的學者，的確很有必要更為廣泛和仔細地巴特本人的神學著作，而不要滿足於一些二手甚至三手的意見。

誠如陳博士所言，巴特的一生都不断在上帝启示的亮光中修正自己的神學，因此值得真诚的神学工作者思考与学习。而巴特与自然神学的抗争貫穿他整个神学的生涯。於此相關，巴特试图改变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神学方向，即以人为认知上帝起点的自由神学。这种以人为起点的神学，最终高举了人而非神，正是这种神学运动，导致神学的破产，导致信仰在生与死中挣扎。巴特通过动态地抗争自然神学，试图找到神学正确的立足点。在陳博士看來，巴特对自然神学的反对，纵然有明显的紧急历史原因，但实际上有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陈博士在本文中试图对这些深层次原因进行探讨。

本文推送時略有修訂，原载于：鄧紹光、赖品超編，《巴特與漢語神學：巴特神學的再思》，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177-189。推送时已获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授权，特此鸣谢！

1.前言

原諒我在這裏不自量力，要對巴特與自然神學的抗爭作出一番初步的澄清及解說。這種不自量力的行動，並非出乎驕傲——諸位學者及讀者會很容易從下文看出作者的才疏學淺，也不純是因為那最現實的理由——為了出文而出文，不然在大學的教席就不保；而是出於一份責任感及對神學的忠誠。作為一個受教於巴特神學傳統的學生，我覺得有責任將巴特與自然神學的抗爭解釋清楚，這對於漢語神學的未來，實在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研究巴特的困難與需要

首先，我們得承認，要研究巴特，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對於一位如此博大精深的神學家，要完全瞭解消化領會他的思想，實在非窮畢生精力不可。不然，縱然他所帶動的許多神學取向（比如，以基督的啟示為中心）已在神學界家傳戶曉、常被提及，但這並不等於這些取向已經廣為接受、且奉為圭臬。反之，往往由於巴特的著作份量太重，以致一些很有份量的神學工作者也無法加以消化。因此，神學工作者對這些取向的反應與反感，多流於無的放矢，是基於一種混合了少量事實與大量想像、少量一手鬩讀與大量二手意見的無根之談。這種情形廣泛出現在對巴特神學的許多討論上，甚至產生許多無知而帶有極端貶抑意味的扣帽行動，比如將巴特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Christocentric theology）形容為一種基督獨霸主義或基督單一主義（Christomonism）。

就着神學界對巴特一生與自然神學抗爭的看法，情形也是一樣。連很有份量的麥奎利，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傑福講座（Gifford lectures）提出他那新一套的自然神學時，也未曾與巴特真正交鋒（engage），也就是說，他的那套辯證式有神論（dialectical theism），根本未曾通過巴特這一關。¹就我個人來看，在這次首屆華人舉辦的巴特神學會議中，我的同事及朋友關啟文博士對自然神學的維持，情形也如麥奎利一樣。

△ John Macquarrie

然而，巴特既然如此難消化，與巴特交鋒，真的如此重要嗎？當然重要！巴特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他的意見雖然不一定正確（對於巴特，只有上帝在基督裏的啟示才會絕對正確。而且，眾所周知，巴特一生從不停止在上帝啟示的亮光中修正自己），但卻不容忽視。而且，正正由於他不停在上帝啟示的亮光中修正自己，他的神學洞察才至為寶貴，值得所有真誠的神學工作者加以最認真的思考和學習。

因此，當我們討論任何巴特曾關注及卓有貢獻的神學課題時（這幾乎囊括了基督教神學的所有重要課題），我們便必得通過巴特這一關。這意味着，我們必得對他整個神學生涯及進路有粗略的了解，對他相關主題的特定著作有一定的閱讀理解。若不然，我們便隨隨便便以一些一知半解的二手作者的意見，來將巴特輕輕忽忽地打發掉（slightingly dismiss）的話，我們結果便會連真正的神學思考也打發掉。巴特雖然不是基督，不是道路、真理、生命，但在神學上來說，他不啻是神學的重要祭司和先知；因而我們實在不能輕視他所走過的路而隨隨便便自找歧途。

3.巴特與自然神學的抗爭歷程

現在，讓我來嘗試勾勒巴特與自然神學的抗爭歷程。在此，首先要指出，巴特與自然神學的抗爭歷程，正正就是他整個神學的生涯。眾所周知，巴特的神學起點，正正是嘗試改變整個自啟蒙運動以來的神學方向，也就是在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身上呈現的、以人為認知上帝起點的自由神學。對巴特來說，這種自由神學最後以神學家們宣佈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德皇的戰爭政策而完全破產。這些自由神學家的行徑，正正顯出這種以人作為認知起點的神學，最終無可避免地高舉了人、而非神，讓人隨着自己心底的投射來造神，而非讓神真真正正自我做啟示及呈現給我們認識。巴特早年反對這種德國自由神學產生的「文化性抗辯宗徒」（Cultural Protestants），中年復又反對所謂的「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對納粹德國的支持、以及天主教會與希特勒政府達成的和解協議（Concordat）。

△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對巴特來說，這些以人為認知神起點的神學運動，最終導致神學的破產，信仰陷於生死存亡的掙扎中。因此，他不得不起來反對整個神學運動及其取向。我們若只停留在英美世界，信仰從未遇過如此嚴峻危機的世界中，實在很難明白他為何去得如此盡（德國人所謂的gründlichkeit即thoroughness或貫徹到底）。在英美世界的神學家，因着聖公會的中間路線（via media）保留了天主教托馬斯主義的神學傳統，將啟示神學與自然神學緊密結合，讓自然神學雖然作為神學的起點，最後卻歸回或從屬於啟示神學做其結論，復由教會的傳統及教導權威來宣佈這些神學結論。因而，這種以人作為認知起點的神學方法，並未曾造成如德國自由神學那種脫韁野馬的局面。

但這是否表示，只要我們的歷史及信仰情況，不如當年德國那般惡劣，我們就不用反對自然神學，因而，巴特的主場其實只是一種出乎歷史緊急狀態的立場（a position out of historical exigency）？

不！巴特之反對自然神學，容或有這些明顯的緊急歷史原因，但作為神學家的巴特，實在是進到更深層，提出更必需的理由來反對自然神學。現在就讓我們進一步勾劃巴特在與自然神學抗爭中的神學進展，來探討這些深層的原因。

巴特與自然神學的抗爭，既然是以反對德國自由神學以人為認知起點，那他必需重新找到適當的認知起點。對巴特來說，那真正可讓神學立足的，只有上帝的話語。這話語見諸於《聖經》，然而其更根本的形式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啟示。對巴特來說，根本沒有另一個啟示這回事。啟示對他來說，只有單數，而無眾數，只有一個，因而不需指定或定性為某一個「啟示」（no need to qualify with an adjective or definite article）。²因此，對巴特來說，對自由神學的抗爭，根本在於校正做神學的方向。只有追尋到真正切合（proper）做神學的立足點和方法，人才能脫離十九世紀自由神學的錯誤。而且，這種脫離並不是一蹴即至，而是漸進的，正如巴特自身神學發展歷程所揭示的。

雖然巴特早年所反對的自然神學形式，正如杜倫斯（Thomas. F. Torrance）指出的³，是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及其背後的托馬斯主義，並且以奧古斯丁及路德之二元思想、康德哲學，及路德並祈克果的辯證吊詭語言來進行抗爭，但是，他中年反對「德意志基督徒」時，他本身的神學已較前更為着重神人間的互動、而非純二元論式。也就是說，早期巴特由於深切體會人神之間無限的性質區別，而否定自然神學的可能性；後期卻從正面了解到基督道成肉身已經成就了神人之間的有效接觸，才在實在層面否定自然神學。這就說明，正正在反對自然神學的過程中，巴特自己的神學也日漸進展，從一種否定式的二元論，逐漸進到一種肯定式的互動神學。正正在於這後期的正面的互動式神學，巴特的神學才可以正視抗擊了自然神學後所遺留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正面解釋一切自然與文化中之美好現象，比如，莫扎特的音樂等等。

△ Thoms. F. Torrance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巴特對自然神學的反對過程，是動態的（dynamic）。他每一時期反對的重點及背後的神學理解，都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說，容或巴特早年對自然神學的抗爭，本身也帶有一定的「自然」色彩，即從一種由人認知的起點，如康德哲學及奧氏二元論，來反對另一種由人認知的起點，如托馬斯主義及士來馬赫的神學；但上帝啟示的真實（realty）愈來愈深刻地印在他的神學理解中，以致他後期的抗爭，已經完全蛻變為一種真實對可能性（possibility）的否定——既然上帝已經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啟示中，與人建立了充分而牢固的立足點，那為何我們還要外求那從啟示以外到達上帝的可能性？

4.自然神學的進深理解

討論到這裏，我們要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從巴特的瞭解及經驗看來，並不是甚麼人為的意見與自然神學相左，而要推翻自然神學。那真正反對自然神學的，其實就是神學本身，就是那神學賴以建立的上帝啟示本身！而抗爭的過程正正就是一個人或群體建立神學的過程，與及清除非神學的過程。這抗爭的過程表明了，所謂的自然神學，即那些從自然的亮光出發，再經由人的自然理性而推論出神學結論的方法，其實算不上是神學的方法，而是非神學的方法。正如巴特在與自然神學抗爭中所達致對自然神學的定義：「我以自然神學來意指一個形式化了的系統（正面或否定的系統），這系統宣稱是神學性的，即是：這系統要解釋神性的啟示，但這系統的對象卻與基督的啟示基本上不同，這系統的方法也因而同樣有別於將《聖經》加以闡揚。」⁴

巴特的這個定義，大大地擴闊了自然神學的範圍，也令許多專注於闡揚托馬斯式自然神學的人感到不滿：「為何將我們證明神存在的努力，與士來馬赫的自由神學相提並論？我們這些在福音派及天主教內努力工作的人，我們的目的，是要維護正統的信仰，而非如士來馬赫般否定信仰傳統！」但這樣的表面分歧，忽視了兩者之間共通的非神學性質。巴特對自然神學的定義，正正不停留在自然神學的表像上，而深入到其背後的（非）神學精神之中。巴特的定義，是一種對自然神學的神學剖析，也即是從啟示立場，來為自然神學定位。這種神學定位，容或字面上可能對原先的自然神學不公平，將許多不以大自然亮光為對象的（非）神學，都指稱為「自然神學」，但在實際上，卻指出一切在基督啟示以外的「神學方法」之間的共通性。正因為這種共通性，我們甚至可以將這一切「神學方法」重新命名，稱它們為「非啟示神學」，或「非基督啟示的神學」，或「人本神學」，或「人為神學」。當然，我們有理由進一步問，在如此稱呼底下，我們是否仍有理由稱呼這些方法為「神學」，抑或乾脆稱之為「非啟示性宗教哲學」、「非啟示性人論」，或「非啟示性宇宙論」。就我個人的意見，我們若能將巴特的抗辯，重新命名為「與非啟示性宗教哲學的抗辯」，當會更加傳神及清晰。

5.巴特對「非啟示性宗教哲學」的神學批判

那麼，巴特對待這些被稱為「自然神學」的「非啟示性宗教哲學」，他的重點神學批判是甚麼？是基於甚麼神學基礎？這裏我們只能指出那些廣為人知的事實。

首先，巴特發現在自然神學之中，神學已經淪為人論（anthropology）。這是貫串在巴特一生對非啟示性宗教哲學批判的一個主題。作為改教傳統的繼承人，巴特也如加爾文般肯定對神的認識與對人的認識是分不開的，因此，自然神學之淪為人論，意味着神學已經不能再追尋它的原本對象——神自己。這種神學被置於人論之下，神學被人論取代的情形，是巴特畢生反對的。⁵尤其在他早年所強調的人神之間無限的性質區別中，從人論的立足點出發的一切宗教哲學或神論，都不能描繪真正的上帝。從人論出發所得的上帝只能是偶像或人自己。在巴特的批判中，這種以人論取代神學的行為，正正就是人對神的背叛。在這種角度下，我們或許可以答覆，為何一個邏輯上仍能有效的有神論證可以是罪的一部分。這裏，罪也不能被賦予一個「非啟示性宗教哲學」的解釋，而是一個啟示神學的解釋，即人有意「或無意」取代上帝在耶穌基督內的啟示來認識上帝，甚且「證明」上帝，將上帝置於人的證明之下；如此的話，則雖然一個有神論證在邏輯上仍然有效，卻可以在人神關係的層面造成人與真神的疏離。

與這個貫串自然神學的人論問題相聯系的，是巴特對改教唯獨恩典原則的理解。⁶這再一次顯示：巴特是在改教傳統之下，將神學知識論與救贖論作出緊密的配合。一個完全仰賴上帝恩典救贖的人，在認知神一事上，也完全仰賴上帝的恩典，因為只有在耶穌基督內，有唯一的一個稱義成聖的恩典。正因如此，人在認識上帝一事上才完全沒有可誇。正正是因這個救贖的真實（soteriological realty），一切在救贖啟示以外認識上帝的努力才會被宣佈為無效（invalid）。從這個角度的反照來批判，一切的非啟示性哲學，若企圖在認識神一事上，建立一個自足於啟示以外的觀點，則明顯包藏了自救的企圖，並且否定了唯獨恩典的真理。

當然，對巴特來說，這救贖性的啟示並不止於否定人的自然神學企圖，而在於它提供了正面認識上帝的起點，就是上帝的話語。這是貫徹他前後期思想的起點。在這正面的起點下，巴特才能對自然神學作出最為有意義的否定。我用「有意義」的意思是，巴特的上帝話語神學，不但提供了人認識上帝的立足點，更提供了人認識上帝的動力和有效性。也就是說，巴特的神學，由於認識到那創始成終的上帝作為啟示者、啟示本身、及成啟示之效（revealer, revelation, revealedness），我們一切接收啟示的需要都在上帝的啟示那裏獲得完全的滿足，而對於自然神學的需要，便變得自由。在上帝那完滿的啟示中，自然神學根本不再成為一種必需（necessity）。這裏，我們當然是指巴特對啟示的三一結構的深切認識，因而將啟示論與三一論作出深刻的整合。⁷

當我們認識到他抗辯自然神學的基礎，在於他這個蘊含三一了解的啟示論之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指出，巴特對自然神學的抗爭，是出乎他的上帝觀。當然，這顯示他早年對自然神學特別是其內含人論的批判，是基於上帝作為完全他者（Wholly Other）的瞭解，因而批判一切人所能置定（postulate）的最高主宰¹⁸也不能被等同於上帝。而到了後期，他對上帝作為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真神的理解，更完全深入形成（inform的真義）他的啟示觀，而為神學提供一確切肯定的基礎，也同時取消了自然神學的需要。

6.巴特的批判對神學涵涉的意義（Implications）

這樣一個確切肯定，充足（positive& sufficient）且環環相扣的神學基礎，究竟為神學工作帶來一個甚麼新的局面，又對一直以來的自然神學造成怎樣的衝擊？

首先，就着神學本身的實質內容來說，巴特為神學締造了廣闊的空間，為它造就了一份優先性，令人回歸加爾文的傳統，在探討任何有關人性及人的知識之前，將認識神及他的啟示放在首位，而不是將次序顛倒，將人及人的認知放到首位，才進而在這認知中判斷上帝。

其次，就着認知上帝的基礎——那上帝的話語而言，巴特在神學工作中開啟了一個比前人更廣闊的神學空間，讓上帝的話語可以在其中自由馳騁，讓那創始成終的上帝，不但作為啟示者、啟示本身，也在他自己大能所設定的條件下，成就啟示的功效，而不需要仗賴人的工作、人的合作，為了上帝啟示的功效而設立一種普遍思想的框架。

再進一步，在巴特的了解中，我們不能為神學引入另一種啟示，是可以獨立於上帝在基督裏的啟示以外，容讓這另一啟示，在基督的啟示之前、之後或之外，以一些不受制於基督啟示的「理性」方法，來對基督的啟示進行前奏、加強、鞏固、補足或取代。對於巴特來說，只有獨一唯一的啟示，就是神在基督裏的啟示，因為只有獨一唯一的真神，在啟示中以三種存在模態（seinweisen）出現。一切其他有關上帝在歷史及宇宙作為的亮光，都要歸在基督的啟示之下來加以理解、闡揚。正如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所宣揚的：「（在引了約14：6及10：1、9之後）耶穌基督，正如《聖經》向我們見證，是那唯一我們要聽從，我們要信靠、我們要在生與死中服從的上帝話語。我們拒絕這樣的假學說，即在這唯一的上帝話語之外或之旁，還有其他事件、權力、歷史人物和真理，可作為上帝的啟示，讓教會可以和應該承認其為宣道的源頭。」⁹

△Karl Barth’s first draft of the Barmen Declaration

更重要者，在巴特的了解中，上帝作為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是打破人間一切隔閡、一切二元論的上帝，他自己成為那唯一真正的接觸點，否定一切人為的接觸點，¹⁰讓人得以接觸上帝。一切因人類文化、天然稟性而來與上帝的隔閡、障礙，都應從基督道成肉身的接觸中被打破、而不是從人方面出發，以人的理性企圖立論出新的接觸點。

7.巴特的批判對自然神學涵涉的意義

以上巴特的批判所揭示出的神學工作之基礎，又會對自然神學的企圖，進行怎樣的答覆？

首先。一般的自然神學或非啟示性宗教哲學的企圖，都是護教性及博福音性的；其潛藏的動機在於面對社會上不信的思潮，覺得有需要為信仰進行護教。但巴特神學所提供的亮光，表明那真正的護教，在於闡揚真正的神學，那屬乎上帝真正的神學，本身就是真正從基督而來與人的接觸點。¹¹因此，信徒，特別是神學工作者，所應着眼的，是怎樣去進行真正的神學，才再及於其他可能的護教，而不是建立一些必不可少的護教方式，容讓它們有可能取代及取締上帝的啟示。

其次，就着護教動機引發的自然神學工程，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建立或前設某種在啟示以外的普遍理性的自足性，這不但引入無止境的哲學干擾神學思考的問題，也阻礙了神學工作者發展出一套合乎上帝啟示的理性方法。關啟文對自然神學的討論，可說完全停留在一種普遍可能性的哲學思考中，完全未有就神學的對象進行神學性的思考（Haven’t thought theologically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巴特對神學方法的貢獻，正如杜倫斯所強調，在於將神學方法論後置於神學研究的對象。¹²事實上，自然神學者反復強調信仰要合乎「理性」的同時，似乎完全未有考慮過信仰可以有一個合乎自己對象的神學理性，而不一定要滿足一種普遍哲學理性的要求。而且，這種合乎神學對象的神學理性本身，是可以被廣泛接納的，它更可以容許上帝來工作，而成為啟示達到成效境（revealedness）的場地。

再其次，就着自然神學工作者所亟欲懷抱的「恩典成全自然」公式，巴特一生與自然神學的抗爭表明，這公式並不能真正表達恩典的至上性（supremacy），而它所隱含的神學進程，即由自然神學先行，再由啟示神學「補上」，並不符合神學追尋的動力（not according to theological dynamics）；巴特、加爾文、以至路德、亞他那修（Athanasius）的經驗在表明，那真正的神學必定不能由這種人為神學或非啟示性宗教哲學先行，而是在與這些神學非神學的抗爭中產生。當然，按照巴特那種先非而後是（No then Yes），實質及最終上是肯定的神學辯證法。這種抗爭及否定並不一定意味最終取消這一切非啟示性宗教哲學，尤其更不意味取消這些哲學想處理的自然及本性（nature），但卻必需在基督啟示性的救贖恩典中被批判及轉化；因此「恩典成全自然」公式必需被重塑（reformulate）為「恩典批判及轉化自然」公式。

再者，就着許多自然神學工作者宣稱，其工作只是為啟示神學提供上帝觀念的一些形式上的前設（formal postulates），而不能代替啟示神學進行實質性的討論（material discussions），巴特對卜仁納（Brunner）的批判正正顯出這種提法的問題。在卜仁納的個案中，正正是卜仁納的形式性設定（formal postulates），即人有一「成形的啟示接收能力」（formal human capacity for revelation），在不斷干擾啟示神學的陳述，並使之變得滑稽與無效。也就是說，這些號稱只作為形式性設定的自然神學概念，不自覺形成實質性的神學概念（the formal passes into the material），而導致神學之被外來觀念所侵佔。

8.結語

正因如此，巴特一生的神學奮鬥也是一個不斷與自然神學或非啟示性宗教哲學抗爭的過程。他幾乎在每一個學術的轉捩點都與自然神學抗爭。這種抗爭涵蓋了整本《教會教義學》中，幾乎每一個教義的討論都牽涉到要排除一種與該教義有關的自然神學理論。對於巴特來說，自然神學是神學妥協的典範，¹³而在這種妥協中我們失去的正正是真正的神學。

因此，巴特雖然不是基督，但在神學上來說，他不啻是近代真正神學道路的開拓者。我們實在不能輕視他所走過的路，而隨隨便便再入歧途。任何企圖越過或避過巴特批判的嘗試，都要在巴特神學的亮光中，受到最嚴謹的檢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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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 Macquarrie, In Search of Deity: An Essay in Dialeetical Theism-The Gifford Lectures 1983-4《追尋神學》，London, SCM Press, 1984。

2.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教會教義學》，I/1，Edinburgh, T&T Clark，頁119。

3.T. F. Torrance，Natural Theology in the Thought of Karl Barth<巴特思想中的自然神學>，載Karl Barth，Biblical and Evangelical Theologian, Edinburgh，T & T Clark，1990，頁136-159。

4.Emil Brunner及Karl Barth，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學》，London: Centenary, 1946, 頁47-75。

5.Karl Barth,（教會教義學），I/1，同前，頁125-131。亦參Ned Wisnefske, Our Natural Knowledge of God: A Prospect for Natural Theology after Kant and Barth《我們對上帝的自然的知識：康德與巴特後的自然神學的前景》，New York，Peter Lang，1990，頁51-54。

6.T. F. Torrance《巴特思想中的自然神學》同前，頁143-144。

7.Karl Barth，《教會教義學》，I/1，同前，頁295-299，亦參頁119。

8.Karl Barth，Anselm: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安瑟倫：從信仰追求理解》，London, SCM, Press, 1960,頁73-78，引自Clifford Green編，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巴特：自由的神學家》，Minneapolis, Fortress, 1991,頁143-147。

9.引自同上，頁149。

10.Brunner及Barth，《自然神學》，同前，頁90。

11.解放神學的弟兄姐妹或許更想強調追隨基督的正行（orthopraxis），才是真正的神學行動（as true theological act），在此我完全認同。

12.Torrance《巴特思想中的自然神學》，同前，頁145-147。亦參Karl Barth，《教會教義學》，I/1，同前，頁25-44。

13.Brunner及Barth，《自然神學》，同前，頁69。

陳士齊

蘇格蘭鴨巴甸大學道學碩士，倫敦大學英皇學院哲學博士，現任香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

陳博士的研究興趣為從神學眼光思考一切人類社群家國民族宇宙人生歷史文化有關之課題。

近作有：〈助人者的無助與自助>，載曾家達、梁玉麒編，《微光處處》（香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2006），頁238-248；（與黃敘義合譯）<根頓傳略>，載趙崇明編，《三一、創造、文化——根頓神學的詮釋》（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頁2-8；<憶吾師>，載趙崇明編，《三一、創造，文化》，頁14-25；《香港基督教右派的意識形態》，載陳慎慶等著，《衝突與融合：後九七的香港教會與社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8），頁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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