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诗白教士的照片是英国女探险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伊莎贝拉·伯德1895年在四川拍摄的。该摄影集有长江、湖北、武汉等地珍贵照片几百幅。下面链接可以购买：
到现在为止，英国圣公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在中国的事工一直局限于沿海的三个省份，并在上海和香港设有站点。1888年春天，何诗伯教士得到差会的许可，远赴西部的四川访问。与他同行的是剑桥七杰之一的杜明德(Arthur Polhill-Turner)及傅永康(Albert Phelps)，他们二人刚在宁波由摩尔主教（Bishop Moule） 授予了圣职，正在返回途中。
何诗白牧师抵达保宁时，由于长途跋涉，正经受着中暑的折磨。何诗白写了很多封图文并茂的书信，在家乡引起人们对这次西行的浓厚兴趣。尤金.斯托克博士(Dr. Eugene Stock)写道：“我们从未收到过这么多有关传教叙事的信件。”信仰拓展的美好前景及新的禾场的迫切需求，使得何诗白牧师在1890年回国休假期间，敦促圣公会差会，在异常简洁的纲领之下，差派一个布道团到四川去。圣公会经过漫长而周密的思考，给予霍斯堡牧师有保留的同意。何诗白牧师起草了一份呼吁书，最前面两段如下：
圣公会差会批准了一项计划，一小对传教士将秉承上帝的旨意，前往中国西部四川。 这个省约有三千五百万人口，面积是英格兰的三倍多。屈指可数的几个传教士在那里恪尽职守地工作着（他们主要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他们一直祷告上帝，差派更多的福音使者来到这里，去他们力所不及的地区撒种。四川人口众多，这里的百姓也和沿海的民众一样智慧、温和有礼。
我们期望在简明的、本地化的路线之下开展事工，就如中国内地会所做的那样。我们将不会修建西式建筑，或建立大型的体系；相反，我们将居住在中国普通的民房里，穿和当地人一样的衣服，尽量适应当地的习俗，还会（those who wll)吃当地人所吃的健康食物。我们的特色是一个巡回布道的福音团队 。
在这封呼吁信中，何诗白在写作时，假定了一些反对意见，并一一作答。何牧师引入了一个现在被人所熟知的短语“不要说”，并用下面一段打动人心的话语结束全文：
世界因为“没有上帝”，正走向死亡，但我们可以去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去，但是我们不去！哦，我们为什么不因所看到的心碎？为什么没有俯伏在上帝面前？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打动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做点什么？
我的兄弟姐妹，你们愿意做些什么吗？还是继续袖手旁观？你们将怎样向上帝交账呢？
圣公会很重视这份呼吁，把他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教会传教士协会在他们的官方出版物上发表了这片呼求，并附以如下的评论：
人们马上可以一目了然，何诗白牧师的计划是基于“简单的本土化纲领”，建立一个纯粹的巡回布道团。这个方案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让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中国内地会已经做出了无可辩驳的榜样：让我们谦卑地感谢上帝，通过另一个协会，带给我们很多功课。
也许，作为圣公会传道会的我们，有些太急于尊崇我们自己的方法，并把自己想象得十全十美。与此同时，何牧师的方案夜并非是对中国内地会的完全抄写，应该说，他做出了许多革新。他不会雇佣本地代表，而内地会和别的福音机构要这样做；他将“不租住在一座外国风格的建筑、或是建立大的机构”，而中国内地会在上海租界拥有一座很优质的房子（正如它配得拥有，事实上也必须拥有，as it deserves to have,and indeed is obliged to have）；内地会在烟台的英语学校，不管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大型机构。和诗白说，说，两个两个宣教士可以“居住在普通的环境之中”，一年的花费大约50英镑；内地会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它最忠心的成员发现，在经济方面，他们需要更多（with all economy they need more）。
现在，圣公会传道会强烈感到，上帝在呼召我们，给予何诗白教士完全的自由，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尝试他的计划，并辅以同心同德的帮助者。他们承诺不会接受其他宗派的弟兄一起工作……
我们这样说，不是出于对我们亲爱的弟兄及其事工计划不够支持。恰恰相反，我们很乐意看到，何弟兄将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实行他那激动人心的试验……
后附何诗白牧师的呼吁非常有力，我们盼望它能广为流传。愿上帝将这些热心的话语铭刻在多人的心版上。
作为对这一呼吁的回应，一群志愿者火速摆上自己，并于1891年秋季，动身前往中国。这个队伍由十五人组成：何诗白夫妇、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孙受福教士（the Rev. O.M.Jackson)，7位平信徒，其中4人并没有登记人圣公会差会的传教士，他们由单独的供应，5位单身女士。
1891年12月他们抵达上海，1892年春夏之交抵达四川。
实际上，为这15个人安排住处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就在他们到达西川前夕，章必成和帕森斯教士（Parsons）被强制驱离开了顺庆(Shunking)，由此，官方对外国人不许随意定居的意见变得更加强硬。因此，这一队人抵达之后，被迫暂时分散到中国内地会的各站点，耐心等待进入他们预定的服侍地点的机会，他们预备服侍的地区就在中国内地会服务范围的西边。从下面这封盖士利夫人李美丽所写的信中，我们可以一窥盖士利如何为这些人的到来做好准备：
最近，我们离家外出，来到一处乡间房子中小住。天气异常炎热，我们权做避暑休息。这里的海拔比保宁高约2000英尺，凉爽很多。我们正请人修缮这座房子，以备何诗白夫妇和他们团队的一些人居住。我敢肯定你们听说过这些人。他们将来这里居住一段时间，正好这座房子可以接纳他们。
这是一座宽敞、干净的房子，地僻安静，是学习的绝佳住处。我们还盼望留出几个房间，供从保宁过来休假的工人们使用。我们盼望每个同工都能轮流过来住一段。
房屋亟须修葺，我的丈夫不得不赶来料理此事，我和小杰西（little Jessie）为他作伴。我们一家人能单独呆在一起，真是莫大的恩赐。自从结婚以后，我们很少有单独呆上一个星期的机会。现在，我们好似在度蜜月。
接下来十二到十八个月，对这些先驱者来说，绝非易事。尽管百姓都很友善，却没有新的门户对着他们打开，因为官府极力反对。团队中的弟兄们，频频外出，到周边走访，但姊妹们却不得不在中国的小旅店里，克服各种不便，忍耐度日
到了1894年，收获的日子来到。这一年被称为“开放之年”，广为人知。在1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获准进入到6个有城墙环绕的城市。
1月，孙爱福夫妇进入中坝(Chungpa)；几个月之后，高隆信夫妇和穆婉真小姐进入新都(Sintuhsien)；5月底，菲利普斯夫妇（Mr. And Mrs. Phillips)进入绵竹(Mienchuhsien)；6月，雷拯道夫妇进入绵州（Mienchow），几个月之后，他们又进入安县(Anhsien)。
1895年1月，赫满恩和西蒙斯二人进入北川(Shihchuan)，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城。
关于这些早期的日子，傅永康教士(Mr. A. A. Phillips)在1898年秋天写道：
在征程中我们没有带中国助手，不得不自己了解当地小旅店、商店，及集市上的礼节及当地的风俗习惯。这对我们来说倒是很有趣。尽管由于缺乏经验，偶尔难免付出高价，但这是我们学习的一部分啊！建立新的传教点是前景很暗淡的工作，特别是1893年春夏，在茂县（Maochow）和夔州（Kienchow）经历过诸多挫折之后。这之后，就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和成都发生骚乱这段时间，我们娴熟地掌握了汉语，并积累起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正好是上帝的时间，18个月内6个城市相继开放。我们的这6个站点一直坚守到现在。
这几所城市所处的区域，大致相当于英格兰约克郡以南的部分，上面提到的各站点，粗略说来，在地理位置上对应着文特诺(Ventnor)、伦敦(London)、牛津(Oxford)、剑桥(Cambridge)、诺丁汉(Nottingham)。往西它与西藏(Tibet)接壤；往东与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区域比邻。
尽管盖士利在那些较早的年月里，对这项新的开创活动，没有负有任何官方的职责，作为一位私交和明智的顾问，他给予了此项活动不可估量的帮助。关于那些援手，何诗白牧师最近写道：
我们教会传教士协会中国西部布道团，亏欠了中国内地会许多许多，因为他们无比宝贵的帮助和诸多样式的恩惠，这些起于上海，以及他们在长江上游的各站点，又延续到成都。尤其要归功于盖士利和章必成二位先生，因为在四川的布道团成立之初及以后，两位都不吝给出鼓励，建议，及帮助。
爱和相互尊敬的纽带从一开始，就在这两个布道团的工人们之间建立起来，在日后也将更为紧密地将他们相连，并获得官方的赏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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