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鱼：从泰总理是闽南裔，看闽南人的起点和终点

接着昨天 二鱼：信他女。泰国新总理会带来什么？继续从另一个视角谈谈。

新当选的泰国新总理是华裔，而且是闽南裔。他们的老家是广东梅州，福建与广东交接处，属于闽南文化区。他信的祖先，大概在20世纪初，从梅州出发，前往南洋讨生活，就这样来到了泰国清迈。经过三代人的奋斗，到了他信这一代，算是靠电信业起家发迹了。

我在南洋几个国家的华侨博物馆看到，很多闽南人初来乍到时，往往是做基层劳工，甚至苦力，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吃苦耐劳。经过一两代人，两三代人后，脑子活络的人，就开始钻营，怎么做生意，幸运儿赚到了第一桶金。有些家族从此平步青云。

这种创业故事举不胜举，我们可以从闽南人的生存环境，一窥中国商人的成长轨迹。

闽南自古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福建及潮汕等闽南文化区，大部分是山，只有很少的河谷可以作为耕地，东边就是大海。这样的环境，如果遇到拥抱海洋文明的开放时代，则属于沿海开放的前沿，当然商机无限。事实上，闽南也遇到过这样的时期，比如宋元时的刺桐港（今天的泉州）。马可波罗把当时的泉州视为同亚历山大港同等繁荣的港口，当时全世界各种文化，各地财富，商贾名流都云集于此，我在参观泉州古城时叹为观止，那里在宋代就修建了全球第一座跨海贸易大桥，大量的纸币结算贸易等今天才出现的事物，早在近千年前就出现在了闽南。这里的人似乎天生就有商业基因。

然而，中华文明的DNA毕竟是农耕的大一统帝制，到了明代，帝国的利维坦面对海洋时，更多的是惊涛骇浪的恐惧。一切自由贸易，商业社会的萌芽，都是对帝国意志的潜在挑战。所以严厉打压海上贸易。到了嘉靖朝，更是下了禁海令。繁盛的刺桐港，富裕的闽南已成为过往云烟。

但生存的意志，商业的基因，如同向上生长的藤曼，虽然弱小，却有冲破樊篱的力量。不准合法经商，那就走私，于是在漳州这个地方，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走私贸易集团，后来这个集团有了自己的武装，帝国把它称之为“倭寇”，朝廷怎么剿都剿不尽。万历朝时。开放海禁，倭寇也就不存在了，何必剿呢？你让别人合法做生意，谁还走私当倭寇？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一家甚至还把海上贸易发展成了东亚世界最大的海洋贸易网络，闽南人的商业基因，遇到好的土壤气候，有着无限的可能。

又是然而，农耕大一统帝国的统治逻辑，与商业，特别是海上商业天然不兼容。雍正开始，片甲不准下海。面朝大海的闽南，不再春暖花开，“八山一水一分田”变成了帝国边陲的穷山恶水。为了一口饱饭，无数人开始陆续下南洋，讨生活。

闽南人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一边是开放的因子，一边是传统的保守。他们家庭观念很重，下南洋也是以家族为纽带进行的。

我在闽南几个城市看侨批博物馆时差点哭出来。侨批就是下南洋的华侨和家里联络的信件，汇款等纸质物件。比如“兹付去烟纸壹佰块”、“兹付去烟纸柒拾片查收”、“门牌柒拾伍号”、“外付饼干捌拾斤”信中的“烟纸”、“门牌”、“饼干”等代指的是钱的数目，是华侨华人寄送侨批使用的“暗语”。

除了把牙缝里省下的钱寄回家里，他们还把自己在海外的苦闷和心事告诉海那边的家人。家人也把那边的不容易，孩子的成长，父母的嘱托告诉海外闯荡人。

这些侨批给了侨胞们心灵的慰藉和安全感，他们的辛酸是有回报的。后来，这样的家族网络就成了闽南人经商的信用体系，也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基石。

商业的基础是信誉，这会极大减轻合作与交易的成本。但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金融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所以信用主要依靠家族纽带。

家庭纽带与创业闯荡，似乎已经融入了闽南人的血液，这是他们的起点。我认识的很多福建朋友至今都有很强的商业嗅觉，其他省的人想的是怎么拿高工资，他们想的是怎么做生意。其他地方离婚率高企，但福建人，潮汕人知道，不可轻易斩断家族纽带。

这样的起点，遇到现代化的今天，也能更快适应现代商业信用体系。他信家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飞黄腾达。让他们一家出了四任总理。

顺便说一句，中国大多数商帮都是这样，从农耕文明的夹缝中走出来，被生活逼着出去闯。比如山西的晋商，徽州的徽商，山东的鲁商，浙江的甬商，温州商人等。最开始都是为了活命，所以才要走西口，闯关东······后来，或者几代人后，才有佼佼者，以家族血脉为纽带，取得商业成就。只是闽南商人更典型。

然而，每件礼物的背后都标好了价格。他们的商业帝国建立在家族纽带之上，这让他们有点像《红楼梦》几大家族那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族的权与钱盘根错节，日益做大，而不是个人靠自由竞争取胜。这让社会对其家族多了几分敌意，这也是他信家族总和曼谷的精英不对付的原因。

闽南人有了一个梦幻的起点。而家族的兴荣难道就是闽南人奋斗的终点吗？如果是，这个终点是个人自由的盼望吗？我不知道，我想每个人心里有他的答案。时代的观念，历史的主宰，也会给出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