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2019年7月22日，我们的姊妹温晓莉老师因突发疾病，与世长辞，安息天家。在教会年轻的弟兄姊妹眼中她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许多人因她的话而多受造就。
在2012年我们的“守护生命”事工刚刚起步的时候，温老师是最早的同工之一。因为当时相关的学习资料很少，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就各方搜集学习资料。在我们的邀请下，温晓莉老师也为此专门撰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
然而，当时因为篇幅和专业程度较深的原因，并没有在教会中普遍分享，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可谓屈指可数。后来，温老师对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以《罗马法人格权与胎儿权利的神学基础》为题，发表在了2014年第一期的《东方法学》杂志上。
现特别分享此文，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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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罗马法胎儿权利的信仰基础——生命神圣的永恒脐带
作者：温晓莉
全文共13884字。（因篇幅所限，本文未列出引注信息，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原文。）
1、罗马法两种对立的胎儿生命定位之历史文化背景
罗马法的“人格”权益本是以人“出生”时为“活体”（即能呼吸）为标准。早期，按照罗马人的习惯而形成的罗马法一般原则，是“否认即将出生的婴儿具有人格的”。
按此，“人”作为权利能力主体的存在，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完全同母体分离开；第二，生下是存活的；第三，具有人形和生存能力。从这些规定看，罗马法把胎儿“视为活人”的规定几乎没有可能，或只是一种“例外”。
后世法学学者的解释，都认为：罗马法在发展中。由于认识到从一般权利能力的取得条件来规定“人的存在”，“对即将出生的胎儿”，在“继承权”上“显然不利和不公平”（如继承其父母自由人或市民资格的权利、继承其父亲元老职位的特权、免受人身侵害的权利、在死因继承中的继承权等）也就是说，完全是从家族利益关系考虑，才出现了“视胎儿为活人”的“例外”规定。
可当我们仔细考查“胎儿权利拟制”的《学说汇纂》背景和“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脉络时，发现没那么简单。
据现有资料，“胎儿权利拟制”正式出现于公元533年查士丁尼法典编纂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学说汇纂》中。《学说汇纂》编辑了两位罗马法学家关于胎儿权利的论述。
一是公元2世纪尤里安所说：“母体中的胎儿一般来说被市民法视为处于物的自然状态之中。”一是公元3世纪尤里·保罗（Iulius Paulus）所说：“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象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它出生以前这对他人毫无裨益。”就是说，这时胎儿已被当作“活人”看待。彭梵得解释：“如果说胎儿不是人，它就既完全不能取得权利，也不能使因其存在而派生的人取得权利。”
这里，两位罗马法学家尤里安和保罗对“胎儿”究竟应被视为什么的看法是不一样的。2世纪的尤里安认为是“处于物的自然状态”，胎儿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差不多，或最多是有生命的“动物”的自然胚胎状态，并未被视为“活人”。到3世纪的保罗时，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称胎儿“象活人一样被看待”。
这有两个问题须思考：一是二人相距大约百年，何以对“胎儿”生命认知如此对立？二是查士丁尼编辑此条的价值选择和倾向是什么？这里略略考查一下该条产生的“希腊——罗马”历史文化背景。
首先是公元2世纪萨维尼·尤里安（Salvius Iulianus）所说胎儿“被市民法视为处于物的自然状态”的背景。尤里安这话很像今天一些中国法学学者对“胎儿”的认知：婴孩是智力完全未发育的“人”，以其精神成长程度只相当于（或还不如）一只成年的猴子，何况还在胚胎中的胎儿，其生命层次就更低级了。
但因为今天人们正在考虑给予动物、植物、自然、生态等“非人类存在物”的“法律主体”资格，那么把“胎儿”也看成“大自然生命谱系中的一个环节”，因而尊重“处于自然状态”的“一切生命”，就理所当然。
这种说法往往引用罗马法《法学阶梯》中关于“动物”都象人一样要按自然法法则给予善待，以及1982年的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关于“每种生命形式”“都应得到尊重”为由，说明：既然对“动物”生命都要善待，何况“胎儿”！但这仍未解决“胎儿”生命特性的定位：究竟是“人”还是“物”？从尤里安模棱两可的话，说明胎儿生命性质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社会，按市民法原则，不能与“活人”的生命等级相同，至多是比无机物“高级”一点的“物”而已。——这种对生命的认知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差不多。
为什么2世纪的罗马市民法和法学家会把“胎儿”视为“物”的“自然状态”序列中一个档次？这种认知的问题何在？
考察公元2世纪罗马法的历史文化背景，必须重视奥古斯丁的一句重要提示。他说：这一时期“罗马人的法律和柏拉图的思辨有相同之处。”奥古斯丁用了大量篇幅来剖析当时“希腊化”的罗马知识分子在法律制定和司法中的各种问题，他尖锐指出：从柏拉图哲学中产生的法律不会有真正的“良善”和“公义”。
公元2-3世纪，罗马文化主要是希腊和犹太文化。希腊人讲思辨，犹太人重律法，罗马法深受希腊理性主义和犹太律法主义影响。公元2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盛行，柏拉图关于人性的“灵肉”二分理念深刻影响到罗马法学家的“人观”。
柏拉图发挥了苏格拉底关于“哲学家不关心肉体，专心于灵魂”的思想，认为“最高的善”——即“相”（总的理念），是与具体事物分离而各自独立存在的。因此“人”若作为一个肉体存活者，灵魂就会被肉体玷污，所以灵魂必须从肉体解放出来，使二者相分离才能得到“净化”。
按柏拉图“辩证法”一层层推理：凡属感官感受、肉眼能见的人体器官都会“阻碍灵魂获得真理”，因此是“人”这个整体的“最低级”部分，应受到人的“藐视和回避”。他说人的肉体在本质上是“罪恶”的，物欲的，属于“坟墓里”的；而人最高级的“灵魂”部分，分三个层次：欲望——激情——理性。其中居最高统治层次的“理性”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追求智慧的人才具有；由此又把人从大众到精英按其理性高低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分为金、银、铜、铁四个等级。
按照这种“人观”，“胎儿”显然不具“理性”，“灵魂”部分只有点儿本能的“欲望”，很明显是层次极低的物欲性的“肉体”；照柏拉图说法，胎儿在母体中只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
公元2-3世纪初的罗马公共知识分子都以争谈“希腊哲学”为荣。不仅如此，当时罗马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些“造神能手”，在他们杜撰的“公民神学”中，把各种神灵按人的需要从高到低排了几十个等次，高级的神有朱庇特、墨丘利、阿波罗、维纳斯等，最低级的是管琐事的卑贱之神，这些低级神管的恰恰是与人类受孕生殖、生育有关的事。
可见在罗马“上等人”心目中，与人生命产生息息相关的事，不过是在造一个低等的“物”——如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流行的观念：强制堕胎不过是打掉人体的“一团肉”而已。不同的是：当希腊哲学的“灵肉”二分理念在罗马大行其道时，遭到了新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强烈抵制和批判。
从使徒约翰到公元2-3世纪罗马著名的基督徒法学家、律师、被称为“拉丁神学之父”的德尔图良，都认为这种理念不是出自“真理的灵”，而是出自“敌基督”的“谬妄的灵”，是人“今生的骄傲”和“虚谎”。公元5世纪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在阐释生命本源时，更是对此作了系统清理。他说：的确，“没有生命和感觉，胎儿在母亲子宫中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并不比泥土和灰尘好到哪里。”然而由于上帝把生命的“恩赐”给予了胎儿，他（她）就已经“被创造为不朽了”。
公元2-5世纪的罗马文化中，出现了“雅典VS耶路撒冷”，“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两种截然对立的“人观”，直接影响了罗马法对胎儿生命性质和权利的定位。
2、胎儿生命定位的转折点：基督教新世界观在家庭领域的胜利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另一位罗马法学家尤里·保罗提出把“胎儿”视为“活人”呢？浅近原因当然如他所说，是为胎儿未来“利益”。但这不是全部的或更真实更重要的原因。罗马法并不自始就关注胎儿遗产等“继承权”保护。
奥古斯丁引用当时的罗马史学家撒路斯特的话说：即使在“罗马共和国表现得最为优秀和最为杰出的时期”，罗马的罪恶也“因为繁荣而变得与日俱增”，它“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迦太基毁灭后到苏拉执政时，罗马的繁荣促使腐败盛行，“祖先的道德荡涤殆尽”，表现在财产权上，“没有一位父亲能有一位儿子保存他自己的遗产，或者不去夺取他人的遗产。”
奥古斯丁说：罗马在基督“降临之前”，整个城市“已经坠入罪恶的泥坑”，人们彼此侵犯图谋他人的财富，而“毫无邪恶感”。
孟德斯鸠在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时，发现从卡里古拉、尼禄到孔莫都斯、卡拉卡拉，几乎君士坦丁之前的每一个皇帝执政的历史都“难以卒读”，因为“竟有无数的人被处死，就是为了要没收这些人的财产。”他说：当帝国的元老家族“搜刮了全世界的财产”之后，由于统治者“憎恨有财产的人”，当皇帝们在疯狂纵欲享乐中把财富耗尽后，被称为“平民”的“罗马人民”就十分乐意地看到“所有豪族的财富被剥夺”，包括他们子孙的继承权，然后这些“平民”们就去“享受暴政的果实”。
孟德斯鸠还说：罗马帝国的暴政已使罗马人的精神状态失掉了“温和的风尚”，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残暴不仁”的，不仅所谓“秉性温和”的皇帝热衷于以角斗士的血肉死亡为游戏取乐，连普通罗马人都在流血杀戮中喝彩陶醉。他说：对这样一个“变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恶的一个民族”，“如何能向他们期望温和和自然的正义呢？”他们已习惯象对“奴隶那样地处理人类的本性，因而他们根本不能认识到我们称为人道的那种美德。”
罗马的历史真相表明：这样一种残暴、纵欲、堕落的民风，要产生怜悯孤寡贫弱、顾恤胎儿幼小及他们出生后的财产保护的“人道”法律，几不可能。
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公元2-3世纪交替时，罗马法史学家格罗索说：皇帝塞维鲁被杀死后，出现了“军事无政府状态”，罗马陷入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中，整个罗马世界“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罗马的传统要素”分崩离析。而这时，基督教出现了。
它首先是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从尼禄到戴克里先的一次次对基督教的血腥迫害中，在一次次大规模地对基督徒惨烈杀戮中，迫害反而使基督教信仰公开化，基督教的新世界观得到了“广泛传播，它深深扎根于人们精神深处”，公元2-3世纪的教父德尔图良在写给皇帝塞维鲁的《护教书》中说：“我们已经充满属于你的一切地方——城市、岛屿、堡垒、乡镇、贸易场所、军营、部落、市公所、宫殿、元老院、市场；除了你的庙宇之外，我们无所不入。”基督教以“一种崭新而革命性的对待人类生活的态度”，征服了堕落腐朽的罗马世界。
基督教对罗马的征服，雪莱说：主要是它“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基督之爱”，“是基督教取得成功的最有说服力的原因。”而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关心穷人、寡妇和孤儿”，“探访坐监或被判处在矿坑中活埋的弟兄”，“在饥荒、地震和战争期间的善举”，之所以不同于类似佛教、儒家等“道德主义”的仁爱慈善，就是因为所有的人，包括最低层、最弱小及濒临死亡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有“神的形象”，他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在他们卑微的身上，都有上帝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
所有的人，不分性别、种族、身份、地位、年龄，一样“尊贵”，享有从上帝而来的平等管理万物的权柄——生命神圣、人格尊严、权利平等，这些圣经教导的新世界观深刻影响到罗马社会。
罗马法史专家格罗索说：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基督教信仰所固有的精神因素同其他经济——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同那些文化因素，同法的内在技术要求所特有的因素都交织在一起。”
在罗马法制定中，“基督教信仰是贯穿当时立法的新精神的基本要素。”他说：尤其在“人法和家庭法”领域，基督教“直接介入法律生活”，“新要素在罗马法中的渗透”，首先出现在婚姻家庭、父母子女关系中。
雪莱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发现了基督教对罗马的征服，首先不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而是在“性和婚姻”及家庭问题上，即人们生活中最平常的如何对待“奴隶、儿童和性”的观点上。他说当时的罗马社会腐化纵欲使性关系普遍混乱，弃婴司空见惯。把婴儿视为“物”，使人们像丢弃破衣服一样清除掉，是淫乱之人的方便之举。罗马流行的柏拉图主义认为：身体是可朽的，只有灵魂不朽；人半是野兽半是天使。荒淫的罗马人从中找到借口：肉体可以被玷污，肉体淫乱乃人之“性情”，只要灵魂追求高雅，人就“尊贵”。
然而基督教却认为：人的“身体是神的殿”，人的尊贵源于有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形象；它要求基督徒持守毫不妥协的绝对圣洁的“性和婚姻观”，“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基督教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神圣呼召”，成为那个世界的空谷足音，也成为罗马“伦理生活的源泉”，格罗索说：凡在基督教起作用的地方，“希腊——罗马”文明就开始往后“减退”。“性和婚姻”观上的变革，必然产生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和尊重，基督徒开始拒绝弃婴陋习。
这一变革直接影响了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法典编纂时，对2-3世纪罗马法学家观点的取舍和修正。格罗索说：公元580年查士丁尼皇帝成立了一个由教授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专门编辑《学说汇纂》。这位自认为是“彻底的基督徒”皇帝，将虔诚皇帝的使命定义为“保持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保护神圣大公和使徒教会免于混乱”，可是他却把罗马帝国的国家传统和基督教混在了一起。查士丁尼“希望在立法中反映新宗教所启迪的新观念”，赋予委员会根据“基督教精神”，“自由选择、删节、增补和修改”以前法学家的论著；规定对这经过完全“更新和润色”的文本，今后的法学家均不得“加以评论或者对它加以摘编。”
查士丁尼本意是要效法公元312年归信基督教的君士坦丁，使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他认为自己是“神旨意的执行者”，“帝国的目的就是在世人之中捍卫和传布基督教”，所以他要求法典各方面都要反映基督教精神。他在《法学阶梯》的序言一开始就表明该法典是“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制定的，条文中又再次申明：“各民族一体遵守的自然法则是上帝神意制定的。”
但由于他个人的局限及对基督教教义理解的偏差，使他不仅把君士坦丁将“国家——教会”的界限混淆、“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合一的逻辑推向极致，且使“拜占庭和罗马法、基督教信仰和希腊哲学之间”，“独特的混合达到优雅的极致。”因此，这就在“胎儿”生命性质和权利定位中的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出自希腊哲学“灵肉二分”、把胎儿视为“物”的尤里安观点，和受基督教影响视胎儿为“活人”的保罗观点，二者同时规定在《学说汇纂》中的奇特现象。
两种源流不同的“人观”所产生的生命观，同时影响了后世的生命观。这里须继续申论的是尤里·保罗为何视胎儿为“活人”的观点。
3、胎儿的人类定位：位格人生命的起点
从上述罗马法“胎儿权利拟制”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胎儿的生命性质和权利定位，涉及人的“性”观念和婚姻观，根本上是“人观”。“人是如何被造出来的”，这远不是生物遗传学问题，也不是人类学、哲学、法学能解决的。人生命的神圣与奥妙，终极讲是认识上帝与人的关系问题。
19世纪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给“存在”的定义是：个体在神面前的存有。他看来，什么“是”什么，即什么东西以什么性质、方式“存在”，不是靠“证明”，而是靠“关联”。如果说某个个体以“人”的方式“存在”，那就必须与神相对，才能存在。
这是因为“创造主的影子铭刻在一切事物上面”，人只有“在上帝之中并仅仅是在上帝之中才能发现对方”。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喜欢引用奥古斯丁常说的一句话：人若问我这一生最想知的是什么？我回答只有两件事：“第一，我想要认识上帝；第二，我想要认识自己的灵魂。”
康德发挥了奥古斯丁的观点，他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从对人类好奇的知识探究出发，说：我一生要知道四件事：①人到底是什么？②人能知道的范围到底在哪里？③人能做的事有什么原则？④做人有什么盼望？
康德的第一个问题属“人类学”范畴，第二个问题是“知识论”的，第三个是“伦理学”的，第四个是宗教问题。他没有来得及谈第四个就去世了。约翰·加尔文也反复申论“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的道理，说人一生下来，就被“神亲自将某种对他威严的认识安置在所有人的心里，免得人以他的无知为借口。”他引用《圣经·诗篇》：上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说“人身上可看到神创造之工的清晰影儿”。然而，“除非人先仰望神的面并由对他的沉思谦卑地省察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
认识胎儿的生命性质和权利定位，实质是“认识人自己”。要解决这个终极追向，只能回到《圣经》。《圣经》清晰地告诉我们，首先，“人”是上帝六日“创造世界”的最高峰，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里面有“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这就使人存在的本质与动物有了根本差异，人的尊贵荣耀，人权的严肃崇高，均来自于此。动物虽也有灵性和生命，但它的生命没有“神的形象”。这一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大脑容积”和身体体能的份量与程度多少的差异，而是性质不同、生命源头不同、生命内在的实际内容不同的本质区别。
其次，上帝造人与造其他万物的目的也不同。上帝造人之前先造了其他万物，祂造万物是为人造的，因此人根本就不在其他被造物之中，也并不是这“自然界”万物序列中的一个“高级动物”。上帝造人是为了要在人身上彰显上帝自己的荣耀。因此，人的尊贵、荣耀、神圣，离开了这永恒的脐带，便真的只是一堆化学物质。因此，人“具有上帝形象”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现从以下四点来看胎儿生命与人“具有上帝形象”的关系。
第一，胎儿生命隐藏有上帝的“位格性”，这是“位格人”生命的起点。
前已说过，“位格”是在与“他者”相交的关系中形成的自我的独特性；人的“位格性”首先是在与“三位一体”上帝的相交中，上帝在创造人时赋予的。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只有在其单一性（即独特性）中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和真实性；而当他的单一性被召唤时，他才能像人一样活着。
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既是各自独特、可以区别的，又是相互合一、彼此团契的关系。上帝把祂的这种“位格性”放在了每一个祂所造的人的个体生命中：这与我们传统哲学只强调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体验才有“人格”的观念不同。人是在一个向“外”和向“上”的关系存在中，通过与上帝交往（上帝对他的召唤和立约）和与他人交往，获得“定位”和“格”（规定性、稳定性）的身份。
胎儿由人类的精子和卵子结合成一受精卵发育而来，这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个别人类实体。现代基因学证明，受精卵乃是一个“位格人”生命的起点：
其一，受精卵具有基因的独特性。除同卵双生外，他在基因上是前所未有，后亦无以为继的独特生命存有，他足以标志个体人类生命的起点，即只要父母是人类，他一定自然成长为一个有人类成员特征和身份的个体。
其二，受精卵是基因延续性、本体同一性和独立性的结合。一个受精卵只产生一个人类生命（除同卵双生），而这个生命又是延续了其衍生成人（父母、祖辈）的相同基因，并与父母、祖辈有本体上的同一性，因而拥有与别人不同的、独立的基因禀赋。
其三，受精卵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凭借其独特的基因禀赋，受精卵在其基因密码中拥有一内在的自然能动能力，可以控制和统筹其自受精起一切生命进程的系统发展和分化变异。尽管单一细胞的受精卵和胎儿须依赖母亲而生存，但却表现出一个有生命有组织的个体的一切特征，最终朝向具有与其相同本体的成人阶段，秉承其内在自然能动力去指导和组织自身的自我发展，成为一个活的人类个体存在的开端。所以，胎儿作为上帝创造的“有灵的活人”的人类地位，与成熟的位格人无异，故应享有生命权利。
现代基因学和人类科学迄今远未破解人类基因一切奥秘。但至少可以肯定：单个的人类精子或卵子，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发展成位格人之潜能”的非位格生物，它与受精卵胚胎、胎儿这种“有潜能的位格人”不同，只有后者才能朝着特定的成熟位格人方向发展，而这种朝着“特定目标”发展的“潜能”，恰恰是厘定胎儿具有位格性的最重要因素。
也正由于胎儿具有的朝独特的“活人”方向发展的位格性，上帝才对产生这种“有潜能的活人”的性行为有特别严厉的规范和极大祝福。《圣经》中男女之间的亲密交往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婚姻关系，要么是淫乱，没有中间道路。
上帝降下的“十诫”律法第七条“不可奸淫”，禁止一切男女之间不贞不洁行为（包括同性恋），其原因既与上帝圣洁公义的本性，上帝是“忌邪”的神有关，也与上帝所造人的形象、目的和过程有关。《圣经》对人类的婚姻有极大的祝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使男女结合在一起，“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上帝要人通过婚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彰显祂创造人的“甚好”和荣美。因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便是在迦拿婚筵上“水变酒”，对人婚姻的祝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胎儿权利”出现在罗马法中的时间，是基督教首先在“性和婚姻”问题上征服了罗马，弃婴陋习开始废除之后。
第二，胎儿生命有上帝置入的“永恒性”。
胎儿肉体生命的被造，本是在“时间性”中被其父母“一次性”造成的，但胎儿生命在本质上却具有“超时间”的存在性，这是他（她）与动物生命的又一根本区别。动物的生命价值是一次性存在于时间中的，如一头母牛怀仔后，不会去想这小牛以后要“成全”怎样的生命，“承载”什么希望，它只是凭本能怀它生它哺它。这在“暂时性”中存在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从“记忆”中（如果动物有记忆的话）毁灭，所以它并没有多尊贵的价值。
一个胎儿却不同。胎儿是一种“永不可消灭”的永恒存在。这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把祂的“永恒性”置入了人性。
《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的胚胎虽产生于男女交合的“此时此刻”，但这个“此时此刻”并不是一个能“过去”的时间（尽管人可能想尽快忘掉它）。
男女二人必须面对一个“永恒”的责任，要对他们一切动作产生的后果付出代价，作出严肃的承担和反应。因此，奥古斯丁说：此时此刻的“今天即是永恒”。“永恒性”在人身上有两个方向：一是人的灵魂向后看，由于人有“记忆”，过去的历史就抹不掉；一是灵魂向前看，对未来充满期待。而人在期待将来时，灵魂一定会“通过注意走向过去”。
既然“过去”的历史在“一次性”产生的胎儿身上打下了印记，使未出生的孩子既带着家庭对未来的盼望，也带着上一代或陷在罪中，或受到祝福的“记忆”，使胎儿这种与动物不同的“永恒性”非常可怕与残酷：人若因在这“暂时性”的此时此刻不能严肃对待自己、对待生命，反而游戏人生、作贱生命，以“堕胎”来抹去“过去”，那么，永恒上帝对杀人者的公义审判终究是逃不掉的。
而胎儿带有的“永恒性”使胎儿从一个“偶在性”价值进入一个“永存性”生命里，他（她）的死亡就不像动物，死就死定了；胎儿的死不是“完了”；因人的生命与永恒相连，生命就不可能拒绝道德责任隐藏其中。
他（她）的死亡，必有永远的审判落在孩子及其父母身上——“永恒性”就成为胎儿生命具有严肃性的真正基础。
第三，胎儿生命因上帝把“自主性”放入其中而成为一个自由生命。
这是胎儿与动物的又一根本区别。上帝是“自有永有”的本体，上帝造人时，因祂的自主自有性，祂就把“自由决定”能力放在了胎儿身上，使“自由”成为一个人存在的本质。胎儿也因此成为一个有“自我决定”权利的自由生命潜能者，这种本质使胎儿根本不在动物里面。
因为胎儿在受造中领受的这种潜在的“自主权”是一种“双重赋予”：一方面表明他（她）的生命比动物更荣耀而尊贵，严肃而崇高，还未出生就赋予了“权利”；一方面也预示着更危险：他出生后若引导教育不当，滥用自由权，便会误入歧途。
奥古斯丁曾引用大卫的诗：“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说：我记不起“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但我“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较可靠地推测这一段生活，我很惭愧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
他从其他孩子身上看到：“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也“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因为“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他说：“我见过也体验到孩子的妒忌，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这是无罪的吗？”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把“自由”决定的意志给了人，从刚出生的婴儿就能推想到人在胚胎中的生命史：人生命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自由的道德基础的生命；人在胚胎中既潜藏着从上帝领受的极大自由的恩典，也有因“自由”而要负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权利；这说明从胎儿起，就隐藏着人的危机：人容易在“自由”中堕落。
第四，上帝把“生命的定律”放在了胎儿身上。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创造万物和人时，放下了几个生命的定律：一是生命与非生命有根本区别：生命都是“活”的；二是生命必须从生命而来，“无生命”之物不能成为生命的源头；三是生命是一个“可以成长”的活物，所有生命都有成长的规律；四是生命有“再生”的功能。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石头没有这个功能，因石头里没有生命，麦子里有。这就是生命的奥秘。
胎儿的生命正是这样的规律。
胎儿作为“位格人”，是生理、心智与关系三维度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维度不会在同一时间都表现出来。现代心身医学强调：厘定人的位格性需要包括“时间”这一重要元素。在界定“位格”时，人从“受精卵”开始的生命史所有经历都要计算在内，如奥古斯丁所说：人的生命史若没有他的“过去曾是、现在所是和未来将是”的三个历史维度，人就不成其为人。也如美国人类学家滋亚特士（Clifford Greertz）所言：“只有在人的经历，就是在其独特的发展路线上，我们方能依稀地辨认出他的本质特征。”
由于人的生命有其成长规律，是按时间次序依次展开的，使人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计人性的某些特质潜能存于胎儿体中，会在什么样的合适环境下展现：
胎儿三个月大时，大脑已构成整个身体的1/4，这说明胎儿脑部早期就已为今后心智能力的发展（文化创造、人际社交等）预备妥当了；胎儿与母亲之间建立的生理心理及情感依赖关系，母亲生命对胎儿的影响（例如母亲的情绪波动、吸烟、酗酒等生活习惯），正是胎儿未来社会性维度展现的基础。
这虽表明人的心智性、社会性潜能需在人的生理性潜能达到相当程度之后才可展现，但这并不说明人的生命进程如动物一样是“毛虫到蝴蝶”有鲜明分野界线的蜕变，或“丑小鸭成白天鹅”的偶变。
人生命成长不仅有时间性、次序性，且有出自创造者之手的非常明确的“目的”安排：在胎儿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大的三个不同成长的关键时段，每一步我们都看到胎儿总是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目的、特征，在不断展现和完成从其父母受精卵而来，包含全部复杂基因密码的内涵，使其最终成长为一个“人类”而非兽类，同时又是“特定”的个体，而非千篇一律的机器零件。
这使我们看到胎儿发育中那些指向特定目标的成长潜能和既定规律，成为决定胎儿作为“位格人”的最重要因素，这也更使我们惊叹：人的“受造奇妙可畏”；上帝的作为远超我们理性所能知的。
综上，罗马法“胎儿权利”拟制，视胎儿为“活人”，并不是简单从家族继承权的利害关系出发的。这一拟制有非常曲折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有深厚的信仰根基。它是当时的罗马人在反思“希腊—罗马文明”带来的深刻危机，重新认识自己，认识那伟大的创造者，从而慎重对待生命、尊重生命，真正认识生命的荣耀和价值的结果。这一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所蕴含的丰富的生命哲学内涵表明：人生命神圣性与那创造者之间永恒脐带的关系若被割断，人格、人权、人生命的尊严便因失去根基而枯竭；杀人夺命、流人血之事便不会为人所动，人亦不成其为人。
在中国1982年宪法制定30周年，也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引导的宗教改革运动495周年之际，特写此文以纪之，愿流人血的事终有一天在这块土地上结束。
2012年10月30日初稿
2013年4月修改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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