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之一（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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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2月22日《纽约时报》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载：“我们发现这些（防御）工事的后部没有设防。设想英国佬从山背后登陆，爬上山顶，居高临下，发挥攻击火力，那么，这些碉堡就毫无价值了。这一点的确让清国佬伤脑筋。他们很天真地说，如果这样交战就太不公平了。”
鸦片战争爆发于1840年。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揭示，中国防御工事后部不设防是多次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20多年过去了，美国人看到的情形依然如此，真是无语对斜阳！跟敌人要公平，真是脑子坏掉了，战争哪有什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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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舆论认为，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罪恶的”，《南京条约》是英国人对中国人“无耻的勒索和欺诈”。事实上，从中国现代化早期开始，美国人对中国一直是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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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外国列强凭借领事裁判权在租界内设立领事法庭。当时租界内华人犯罪，仍由清政府的上海地方官（上海知县和苏淞太兵备道）审理，而租界内洋人犯罪则由各国驻沪领事自行审理。
太平天国兴起，特别是小刀会起义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华人成为租界居民的绝大多数。1864年，在公共租界内设立“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苏淞太兵备道（俗称“上海道台”）委派官员，会同英国领事审理租界内发生的华人案件。
1868年4月，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公共租界里设立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这是上海历史上在特殊时期、特殊区域成立的特殊司法机关。
由道台任命的中方专职会审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相关的诉讼案件。根据中外双方约定，如果案件涉及洋人或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纯粹华人案件，中方会审官独自审断。会审公廨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司法机构，但会审本身反应了对中国司法权的损害，中国会审官在行使职权时常常受到外国领事越权干扰。
1926年12月，经长期交涉，北洋政府与外国领事团签订《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1927年1月1日，会审公廨被中国政府收回。
回过头来，我们看当时为什么成立会审公廨。迟至1906年，有美国律师参观了会审公廨的案件审理，仍发现审理过程中法官随时在侵犯嫌疑犯人权。原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尤尼干（Thomas Roberts Jernigan）曾对这位前来参观的美国律师说：“清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常常受到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个性品格的局限。他们断案，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通常都根据审案法官的感觉而定，并不重视证据与严密的逻辑推理。英国政府察觉了这个情况，这成为英国力求在清国乃至全亚洲扩张自己影响的重要原因。”显然，领事裁判权的产生，最初的确是外国人为了保护自己人权的举措，既然中国没有近现代法院，不能保护嫌疑犯人权，外国人当然就要插手。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上述尤尼干卸任总领事后也成了律师，曾协助黄炎培逃过清廷的死刑判决，并为宋教仁被刺案出庭申诉。五四运动时，为上海爱国学生联合会义务法律顾问，曾出任进步报纸《楚报》的社长和美孚公司法律顾问。1920年去世，葬于南京。现在已有专著研究外国人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活动，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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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英国人把清朝的科举考试场所比喻为“养猪场”，中国学者对此也看得很清。清代学者徐灵胎（1693-1771）有一首讽刺科举的诗非常形象，抄录于此：
读书人，最不济。
背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
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
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
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卖新科利器。
读得来肩高背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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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每日新闻》1894年12月13日报道中国事务的标题是《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文章评论道：“大清国是一个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的错误”。文中列举了清国全社会腐败的种种事例。
比如，“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在国内一点地位也没有，而外交使节的委派则完全是通过徇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有位被派到一个大国去的公使，出任之前是大清国一位出色的学者，这位学者通过欺诈的方式帮助一位清国高官的儿子获取功名，其登第的文章是这位学者替她写的，而这父子俩表达感激之情的办法就是委派这位学者去当了大清国的驻外公使。”
比如，“只要外国公司引诱他们（大清官员）或者对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一次，有一家商号以每支3两白银的价钱为清廷买进了一批数量巨大、几近报废的毛瑟枪，指望清政府能每支付给他们80两白银，结果他们只得到了每支9两白银。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枪是什么样的货色吧：虽然从外观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但枪托根本未加工好，枪口也锉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脱落，以致连接处都松开了。说到大清人购买武器装备，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有一位清国高官，他有两个儿子，彼此都非常嫉妒对方，他们每人各有一家外国公司向他们献殷情。大清国要和外国人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供应武器的，另一份是供应硝石的。前一份儿合同获利较多，这份合同被大儿子拿到手了，小儿子只拿到了供应硝石的合同。也许是该当有事，这两批货物恰巧都装上了同一艘轮船，然后从汉堡出发了。弟弟得知他未能拿到那粉供应武器的合同时极其愤怒，于是告密，导致他哥哥那批军火在新加坡卸货。而大儿子也不甘示弱，做出了以牙还牙的行动，也迫使弟弟的那批硝石在其他地方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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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为什么一定要火烧圆明园呢？据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记载，1860年（咸丰十年）10月初，英法联军借口清军虐杀俘虏，要求清廷赔偿抚恤金50万两，如不许则放火烧园。此照会送达恭亲王奕䜣手中，奕䜣马上回复照会，派一名守备投送洋营。不料该守备竟未送到。而且私自将照会毁弃，另外捏造了一份洋文收条回营交差。英法联军方面等候三日，不见照会，即于6日纵火烧园。同月18日，由英军统帅下令再次纵火焚烧，大火持续五天五夜。
英国随军记者对英军火烧圆明园的评论是：“对圆明园内部彻底的破坏，只不过是对清国皇帝桀骜不驯以及清国人对待战俘方式的一个小小的惩罚。如果人们还记得的话，英国公使阿美士德阁下就是在圆明园遭到侮辱的，而那些战俘则是在执行和平使命时被俘的。然而，圆明园正在经受的这种惩罚尽管是应得的，却可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是彻底毁灭了一个现今政府，而更是让我们无法组建一个在我们保护之下的新政府（如果我们想组建这样一个政府的话）。战俘们在我们接近首都时被立即释放了，这证明了只有采取强硬的策略才能对付得了清国政府。我们指望在这之后仍坚持同样的做法，绝不接受不满足我们要求的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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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圆明园的过程中，英军负责绕到园后切断清军退路，担任正面进攻的是法国军队。当时圆明园中有300名太监、40名园丁，其中只有20人有武器。抵抗微弱，两名太监被杀，法军最多死了两名，另有两名军官受伤。四分之三财宝被法军抢掠，英军抢到四分之一，价值61000英镑，但内部低价拍卖获款共22000英镑（近10万两白银）。参与直接抢掠行动的军人分到了拍卖款，将军们没参与分赃，但部队送给了总司令一个价值连城的金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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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每日新闻》在1875年断言：“以国家规模和资源情况做评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像大清国这样脆弱。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大清国，其士兵数量相对来说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所谓的士兵，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他们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挡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国军队军纪恶劣，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论及武器装备，清廷即使有一些，也没什么好的。他们花费了巨额资金来购买枪炮，但这些武器在他们手里却用不出效率来。再就是沿白河一带建立了大批在军事上毫无价值的防御工事。即使他们疯狂到要与一个三流的欧洲国家进行战争，开战后就会立即发现他们的防御是多么的低劣和无用……新装备的这堆玩意儿，在英国或法国军舰面前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而他们那些号称为‘勇士’的乌合之众的军人们，其争强好胜的本领只有在逃跑中才能获得证明。”
